自私对社会的贡献
张五常
1984年2月14日
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但却不是利害参半。要是害大于利，人类早已灭亡。经济学是以自私作假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究竟自私是否人类的本性，是生物学上的问题，与经济学无关——虽然几年前「生物经济学」曾流行过一阵子。在科学上，任何能有效地帮助解释现象的假设都是有用的；只要这个「自私假设」能有效地解释人类行为，用之也就无伤大雅。
几年前生物学界出过几本重要的书，用了很多推理及实证，指出自私是由基因遗传的，是所有动物的天生本性，是改不了的，也是最重要的生存因素。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一向认为人的本性可在后天改造；所以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在共产政制下，遗传学是不准列入大学课程的。假若自私能带来的利是大于害的话，又为什么要改呢？就算人是真的可以被任意改造，哪个「理想模型」不恐怖？
假如我说自私是对社会有益的，很多读者可能不同意。假如我说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对人类有莫大的贡献，绝大部分的读者是会同意的。殊不知在记录中，爱迪生是个极其自私的人。
一九七四至七七年间，我从事研究有关发明专利权的经济问题，搜集了很多资料。有关爱迪生的我比较留意，因为自小老师就告诉我爱迪生的伟大、无私地为社会作出贡献。「伟大」是对的，但「无私」却是谎话。爱迪生的自私，世间少有。他从不捐钱，对工人苛刻之极。他对自己认为无利可图的发明，一概不理；但认为有商业价值的、就大量投资，日夜催促下属工作。他对发明后专利权的重视，也是少见。每次觉得外人可能偷用了他的发明，他就诉之于法。所以爱迪生的发明虽然有些是价值连城的，但他死时并不富有；主要原因是官司打得太多。有人作过估计，认为爱迪生所花的律师费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的收入。一个典型的自私的人，对社会竟有那么大的贡献！
经济学鼻祖阿当·史密斯于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原富》（又译《国富论》，关于国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指出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的贡献，比意图要改善社会的贡献大。我们在市场能买到所需的货品，可不是因为供应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为赚钱自利的缘故。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理论与实证不仅有力地支持史密斯的论调，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我们可体会到自私图利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实在比史密斯当年所知道的大得多。
我坐在书桌前，环顾四周找证据，欣赏一下自己的「财富资源」，不需几秒钟，好的证据就数之不尽。原子笔一枝，市价港币二元；石英表一个，港币百多元；小型电子计算器一部，港币四十元；用原油做成的免烫裤一条，港币三十五元；假皮带一条，港币八元……这些商品，在香港任何人都能全部买得起。若这些东西每样都要自己发明、自己制造，那么就算你是绝顶天才，刻苦耐劳，穷终生之力，也不可能造出其中任何一件。一个天才终生劳力的自我生产，比不上一个普通工人半小时薪酬所能买到的，不是奇迹是什么？爱迪生死而有知，恐怕也难以相信在手表上可以看电视这一回事。
解释这些奇迹的基本原理，在香港选读经济学的中学生都是知道的。这就是李嘉图所创的「比较优胜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定律的主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天赋或才干各有不同；就算是最庸碌的人，一无所长，也必定有较为可取或成本较低的本能。为了赚钱的缘故，每个人就会实行专业，选取自己能以成本较低生产的工作，然后在市场上与其它专业者换取自己所需。中学的同学们可能想不到他们学得的定律，竟然有上文所述的惊人效果。
当然，经济学老师可能不会告诉中学生这效果是人类自私而达致的——「自私」一词实在不好听。这些老师会跟着传统，采用了一个较深奥而又较有学术性的字眼来代替，叫作个人利益「极大化」（Maximization）。
在中学里，甚至是很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内，老师们往往忽略了要收到「比较优胜定律」的效能的最重要条件。这就是私有产权是必定要存在的。一般经济学课本都含意着私产的存在，但却没有明显地提及产权问题的重要。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若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也没有以消费者的喜好而定的市价。缺乏了市价这个重要讯息，要专业又凭什么准则选择？在我们所知的共产制度下，就连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也没有！奇迹又怎会出现呢？
共产中国的经验是一个好例子。我们在香港见到的中国货品，除了那些古老相传的延年益寿的仙丹之外，其它的都是些以廉价劳力为主的产品。在国内，以高度专业化才能出产的货物更是少见。在家内养鸡、自造家具、托朋友到农场买点较好的农作物，或去后门买些较好的棉织品，都不是一个天才穷终生之力也不能做到的产品。
中国近年来要大量引进外国的科技，其志可嘉。但若没有自由市场推行专业化，不让人民自由选择工作，科技的适当运用谈何容易。不要以为苏联科技颇有可观，制度就有可取之处。苏联的科技就只限于武器的制造，在商品上却是乏善可陈。武器发达，民不聊生，是另一种奇迹！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乐观」的角度来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自私会带来近乎奇迹的利益，而私有产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下一篇文章我会以「悲观」的角度来分析自私对社会的损害，强调市场之所不能。
假若人是不自私的
张五常
1984年2月17日
「自私」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个人利益「极大化」，及个人耗费「极小化」。这些代词其实不是因为比较好听或较有学术味道而起的。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数学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上。「极大化」、「极小化」是微积分数学的重要项目，对经济分析的推论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说，微积分是有效地将自私的行为带到边际上。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极大化」、「极小化」显得不伦不类。既然我们要向浅中求，就索性干脆地用「自私」或「自利」算了。
自私自利的行为可以分三个不同的角度去体会。第一个角度就是利己的行为也可以利他人。这是我上一篇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的文章的内容。基于史密斯及李嘉图的理论，再经过无数高手的改进，我们知道自私图利是鼓励了每个人尽量用低成本去专业生产，然后大家在市场交易，结果大家得益。这角度的经济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实证多而有力，是错不了的。产权的问题是有着间接的重要性——没有私产就发挥不到市场的效能。但因为这重要性只是间接的，产权的关键就往往被忽略了。
第二个角度，是自私是会利己损人的。例如办厂生产图利可能会污染邻近的物业。利己损人的行为跟产权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如此，无可避免的产权分析要到一九六零年高斯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高斯定律我已向读者介绍过了，不必在此重述。套入自私的角度里，高斯的主旨就是利己损人对社会整体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问题是损人所得的利益是否大过他人蒙受的损失；或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社会生产的总净值是否会被提高或减少。高斯的结论，就是若私产有了清楚界定，只要交易费用不过高，损人利己的行为会因为合约的安排而给社会带来最高的总净值。不明白的读者可参考我另一篇文章《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
今天我要谈的是第三个自私的角度。在这个角度里，我们反问，假若人不自私，社会会得到些什么利益呢？我们的答案是，人若不自私，社会的交易（或非生产）费用会大为减少。那就是说，自私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这对社会是有损害的。
且让我从杜洛克（G. Tullock）的一篇文章说起，杜洛克问：「盗窃的行为对社会有什么损害？」盗窃会使财富分配有改变，但一得一失，何害之有？他的答案大概是：「因为有盗窃的行为，防盗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物，就会有所耗费。这些非生产的费用，若没有盗窃的行为是不会引起的。所以盗窃对社会有害。」
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有矛盾的。盗窃是自利的行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盗窃，防盗的费用当然会减少，这对社会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所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减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也不能要求人不自私，而又希望自私的贡献仍然存在。
在最近十年来的公司原理的发展中，有不少论调是基于自私所引起的交易费用过大，使市场难以运行，因而有公司的形成。在市场买卖，各种欺骗或不忠实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承诺难有保障，合约也能反悔。若每个人都言而有信，律师的生意会大量减少。雇请工人，偷懒的行为也会增加交易费用；若工人不偷懒，管工的费用可大为减少。不忠实是自私的行为，跟制造货品出售的行为是有着同一的假设。我们不能接受或反对自私的假设，而不容许这两种行为的并存。
假如我们能用一个「人生下来就会遵守《圣经》十诫」的假设，社会是会更富有的——有益的自私行为存在，有害的自私行为除去。但这个假设对解释行为一无是处。不过我们可以问，《圣经》为什么会有十诫？中国为什么会有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为什么会教自己的孩子不要偷懒，不要说谎，要言而有信？究其因，就是社会要减低交易费用。我们希望在社会上有忠厚的声望，能够获得多人信任，因而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并不等于不忠实的行为就会除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