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4年雏妓，终生不孕。她是美术上的奇女子，影视剧里的画魂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一件事：

长时间坐在一幅名画面前，仔细凝视其中的色彩、结构、线条，然后一个下午过去，一夜过去，你眼角泪光闪闪，甚至泪流满面。

如果你感受到了，也就真切地触碰到了艺术的力量。

19世纪的西方艺术，是充满幻想、激情的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庄重、典雅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伤怀、复古相得益彰。可到了19世纪下半叶，艺术开始疲倦，开始不知所措。

许多艺术家开始寻求真正的出路。工业革命让城市、乡村、甚至边远的山区都受到了商业气息的熏陶，审美的眼光与视角开始转变。有人说正是艺术的停滞不前才导致了后来的咆哮与革命。

正是唯美画派的堕落，引起了19世纪末期最负盛名的三位画家塞尚、高更、梵高成为真正的新时代艺术的代表。

客观的观察世界，真诚的描述所见，将自己的一生经历与内心情感挥洒在画作中，使每一个看到画的人，都能感受到画家的痛苦与激情。

改变的动机，不过是为了抵御城市兴起，建设完备，几乎每个人都迫不得已的被异化，成为集体的，没有个性的一份子。

那时一个叫做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生自费出版一本叫做《梦的解析》的书，尚无人问津。

要再等上十年，它才会风靡全球，影响艺术与生活领域。这时的画家们得不予余力地用非精神分析的方法来保存自我。

1905年巴黎的秋季沙龙诞生了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野兽派。

在哀歌中开出的璀璨花朵，以明丽的色彩，绚烂的笔触，动人心魄的阐述，敲开了属于20世纪艺术殿堂的大门。

1922年，潘玉良从上海出发，坐船抵达了法国巴黎。

那里人才济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都在。毕加索刚刚完成了他的《海滩上奔跑的女人》，沉醉在他的古典主义思潮里。

这幅画上的两个女人，是圆柱状的，非常立体，但也古怪荒诞，带有一股子不可思议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潘玉良是来学习的，她想成为一名画家。远离祖国的她此刻是一个全新的人了。她凄苦的生世，她四年雏妓的身份，都已不被人知。

她可以重新开始，以画家的身份开始。

她在里昂美专学习，一年后，转入了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在那里，她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徐悲鸿、邱代明，还与林风眠做过校友。巴黎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几个人会约着一起参观，一起在夕阳西下的塞纳河畔散步。

这是她人生中的黄金时代，无忧无虑，为画而生，为画而活。

她没有收入来源，只是个穷学生，资助全来自国内的丈夫潘赞化。他按时给她寄钱，一寄就是六年。

这六年是欧洲近代史上相对平静的六年，一战已经结束，二战还相距甚远；离世界经济大衰退也还有一段时间。

潘玉良知道自己的好运来之不易，每天下了课她便散散步，与友人聚一聚，然后就躲进画室里工作去了。

1925年，她转学到罗马国立学院学习，短期内也做过学校教员。

油画的训练完成后，她开始学习雕塑。

正当她想要在艺术上闯出一片天的时候，潘赞化丢掉了官职，一连四个月没有寄钱来。

顷刻间，潘玉良一贫如洗。她经常挨饿，走在上学路上时也两眼发晕，看不清路，有时竟饿得连画笔都拿不起来。

在她年轻时最穷苦的那段日子里，常有朋友接济。而真正帮了大忙的，是她自己的画。她收到了欧亚现代画委员会的汇款。她的《裸女》获奖了，奖金5000里尔。

第一次留学的后期，她便靠着这5000里尔，省吃俭用一直撑到了毕业。

她的穷苦，也正好映衬了20世纪西方艺术的辉煌。然而，潘玉良并不是那场艺术革命最顶尖的弄潮儿。

巴黎的艺术圈正值风格多变的时期。毕加索把他的婚姻危机表现在了画作上，达利也开始尝试非常怪诞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欧洲的前卫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各种风格与流派交错、纷乱。

那时期，最有名的画是毕加索的《浴女》，这幅画怎么看都像是个女怪物坐在海边休息，如梦境一般，充满了恐怖又失控的气息。

潘玉良一方面接受了这种风格的影响，一方面又抗拒绘画风格猛烈变化带来的冲击。毕竟她想画的只是她自己的东西而已。

她觉得，回国或许能保住个人绘画上的独立性。

另外，她也想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感受，说给自己的同胞听，说给丈夫潘赞化听。

她也想尽快报答丈夫的知遇之恩——要不是资助自己留学，他也不会落得失去工作，钱财减半。

回国后，她去了上海立即找到了工作，出任上海美专担任绘画系主任。

象牙塔内的生活并不安稳，她的作品经常遭到同行的诋毁和奚落。为了证明自己，她举办了画展。名字就叫做“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第一次，她的高产与勤奋，她的才华与幻想，赤裸裸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两百多件展品，诉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够吗？

她觉得，足够了。

她与潘赞化又在一起了。这令她非常高兴。哪怕只是以妾室的身份。她想为他生儿育女，可数年前被老鸨灌下了汤药，导致了她终生不孕。她想，或许可以用绘画来补偿这一缺憾。

她陆续办了四场画展。这期间抗战爆发，多数画作并没有为她筹得必要的物质保障，都拿去义卖了。

不过，她觉得无所谓。如果她想要的是钱，当初就老老实实呆在堂子里，一辈子靠身体赚钱，还画什么画，做什么画家？

潘玉良用办画展和义卖来支持国内的抗战。1936年，她举办了自己的第五次画展。而这一次却惹来了祸端。

在这次画展中，她展示了她对艺术的终极探索，展品中有一幅巨型的油画《大力壮士》，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个裸体壮士。

画展闭幕的那天，这幅画被人划破了。做这件事的人还不忘在旁边贴了字条，来表达愤慨。

“妓女对嫖客的歌颂！”在美术专科的这几年里，她没少收到这样的指责，她只当是别人，是不相干的陌生人做的事，与她无关。可这次，她有所耳闻，据说是潘赞化的原配安排的。

究竟是不是，她不知道。她只觉得，她并没有像别人那样用艺术来美化自己，任意篡改自己的生世。

有人说，有些事业是赋予女人再造自我的工具。把艺术或时尚当做事业的女人，并不是喜欢说实话，而是不断地重新涂抹自己的人生经历，出生高低，泼出去的水可以回收再造，说过的话可以抹去重来。

但她没有。

她并不美貌，老了病了之后用一个丑字来形容，也不为过。

她并不是那种活泼开朗，人见人爱的淘气包。她沉稳、忧郁，这一点也能从自画像里看出来。

画是她生存的洞穴，并不是反抗的武器。尽管受达达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革命的冲击，她也始终没有大操大办地把自己的画改成纯正的感情宣泄。她始终徘徊在国画与油画之间。

然而，艺术的探索或许还需更大的代价。

别人的闲言碎语，无法将她击垮，但她的心是慢慢碎掉的。第五次画展后，她再次远走高飞，远离是非之地。

1937年，潘玉良离开中国。

而之前的1936年里，毕加索完成了他最著名的画作《格尔尼卡》，这幅日后反复出现在教科书里的名画，只由三种颜色勾勒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阴森恐怖，像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梦魇。它描绘的是西班牙内战。

这幅画超越了时代，成为20世纪人类精神、文化的标志之一。巴黎，成了全球艺术家顶礼膜拜的精神圣地。

第二次与巴黎相遇。潘玉良有了个绰号“三不女士”。不加入外国国籍，不谈恋爱，不与任何画商合作。

不过这一次，她依然没有接受激进绘画风格的转变。她不参与流行，只画自己想画的。

她决定独自生活。

她很少卖画，没有收入。渐渐别人也就不买她的画了。

吴冠中说，她用宣纸画裸体，有点庸俗。不过，好在她人很豪爽，说话声音有点粗，有时候还真觉得像个男人。

她住在一个贫民区的五楼。那时候自来水只供到四楼，朋友去找她玩儿，还得干点苦力活，帮她把水从四楼提到五楼。

当年父母去世，她刚满十三岁就被狠心的舅舅卖给芜湖妓院做雏妓。

四年里，她逃跑、叫骂、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给冻病了，她想出去，想在外头的大天地里赢得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她可曾预料到如今客居异国，一贫如洗的状况？

18岁时，她遇见潘赞化。潘赞化帮她赎身，纳为妾室，结婚时还请了陈独秀做证婚人。她为了感恩，也为了洗心革面，从此改姓潘。

那时，她是否料到对绘画的激情，既给了她自由，也给了她一生的枷锁？

她第二次来到巴黎后，再也没离开过。这时期的她没了画家的张扬，也没了融入新式画派的动力。

她所居住的地方常年漏雨，于是她便喜欢在外头与人交谈、喝酒、逛街。她喜欢在塞纳河边和一群艺术家把酒言欢。

可她的画还在屋子里嗷嗷待哺，等着她来完成。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她坐在屋里，形影相吊，一笔一划地画着，想象着。

孤寂是每个艺术家每天的必修课。

在一个被墙壁包裹起来的屋子里，一排窗户会让街边的喧嚣传到你耳边，或许你只有一扇窗户，光亮被遮盖了一半。

你坐在其中，像个囚犯。每当下雨的时候，天色阴暗，只会越发增加内心的孤寂。

可是，她为什么要选择再次离开中国？当时欧洲时局并不稳定，希特勒已经上台，并已专政数年。

奥地利被占领后，一年不到，二战全开。

两年的时间并不是算长，总共不过700多天。可对她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站稳脚跟，恐怕很难，何况终点不是和平，而是战火。

不久，马奇诺防线被攻破，一百五十万士兵被俘，百万巴黎市民背井离乡。

她是否曾沦落为难民，退居乡下？未可知。从画作上也看不出任何更换居住地的蛛丝马迹。

这段时期，成了她生命中的迷。

直到1959年，她的人生轨迹才又出现在公众眼里。

这一年，她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多尔烈奖。

她写信说想回国，却换来了潘赞化逝世的消息传来。

她说想回去探望，也未能成行。据说是她又收到潘赞化迟来的信，劝告她先不要回国。

1977年，她病逝于巴黎。她嘱咐好友要好好保管她的画，于是那位好友就将近七大箱遗作和物品交给了驻法使馆。多年以来，这些作品一直在大使馆的地下室和车库里保存着。

她生前出售的画作寥寥无几，生活上更没有什么质量可言。

她的名声当然抵不过毕加索、梵高等名画家，画得又多是人物裸体与自画像，家人曾让人运回，可大使馆方面觉得这些画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家属想要，可以挑选几幅花花草草的运回。

直到1984年，她的所有画作才运回了国内。

整整七年的时间，艺术品被束之高阁。这时候，世界已经迎来了后现代主义，弗洛伊德也被奉为精神分析的圣人，人们对裸体已经不那么大惊小怪了，她的画是否能赢得新一代的喜爱呢？

时间还在推移。

后来，《画魂》横空出世。

这时，人们才认识了潘玉良，知道了她凄惨的生世以及独自奋斗，成为一代名画家的人生历程。

电影上出现了她的身影。巩俐演她，李嘉欣也演她。

她的故事，成为一个真正的神话。

一生穷困潦倒的真实的潘玉良，被影视剧上的幻影代替，成为那个具有画之灵魂的女子。她就是那画的精髓，画的灵魂。

她成了一个完美的幻影。

她成了“民国十大新女性画家”中的一员。

潘玉良是否也在战火纷飞的年月去过乡下小住，享受过绘画之外的生活？

她是否也逃离过画室，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做一个艺术上的殉道者？

她一生的画，一说是四千多幅，一说有两千多幅。无论是哪个数字，对于一个女画家来说，都算是高产。

她的探索，并不是向外的，而是以自己为中心，以那个居住半生的陋室和附近的小街为中心，从未偏离方向。

或许她曾探索过，可那些画作很少公开，只做私人收藏。

到现在为止，她的一生也像是被色彩涂抹过的画卷，浸透了影视剧创作的想象，也融入了很多崇拜者的着色。

而她自己的生活，画家的真实生活又是如何呢？

高更曾到乡下生活，过着与农民一样简朴的生活，希望通过农民的带有迷信和巫术的思想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方向。

或许神话背后的她也有这样片刻的自由，也有这样畅快生活的时刻，只是她没说。

画就是她的语言，她已经说尽了一生。

死后的辉煌，终究还是让人们记住了她。

或许，这就是追求绘画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