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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龙简讯 -
2017年5月4日下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半月谈”学术沙龙在新闻学院举行。此次沙龙邀请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唐亚林教授。唐亚林教授结合自身在城市基层社会精细化治理方面的最新研究，与在座师生进行交流。现将沙龙讲座内容整理发布，供读者参考阅读。
再造城市“熟人社会”：
“五违四必”、社区“微更新”
与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
在上海推进区域环境综合整治“补短板”过程中，“五违四必”为城市社区“微更新”与城市基层社会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全新空间与创新契机，开创了一条通过城市治理的权力与空间二者互动这一中轴的介入，将城市社会组织、人、事、资源、技术、价值六大要素在一定地域空间内进行重组与配置的城市“熟人社会”再造之路。在此过程中，城市基层综合执法、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城市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城市民众获得感提升等事关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要素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特大城市管理“短板”：上海城市社会治理新型命题的提出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进入城市化发展高级阶段的城市，现今城市化率接近90%。同时，上海自1982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今已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城市化导致的社会、环境、民生等城市发展与管理问题成为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命题。
2013年以来的上海系列“一号”课题，着眼于提升城市发展的整体水平，折射出特大城市发展与治理的主题聚焦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集中表现为由点到面，通过权力与空间关系这一中轴，将特大城市治理中的组织、人、事、资源、技术、价值六大要素有机整合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建构。
当代中国的城市治理难题鲜明地体现了“城市病”“农村病”“区域病”的三重叠加困境。多年来，中国各地城市发展都放在以“卖土地”“造新城”“盖楼房”为重点的“摊大饼”式城市建设之上，城市治理重点并未集中在城市内部治理上。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城市病”凸显出城市公共治理的危机。
特大城市治理的“短板”问题在于特大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针对一系列城市发展模式“短板”，应探索特大城市治理的新模式、新形态与新机制。唐亚林老师指出，“新模式”是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即从经济发展型的非均衡式治理向经济发展型与民生发展型并重的包容性治理转型；从注重统筹式治理转向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新形态”是基于ICT的智慧型治理形态，即从传统人力型治理走向数字化治理；从孤岛型治理走向跨域一体化治理。“新机制”是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即从分割式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从官僚制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进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大都市治理新范式。
“五违四必”、开放式街区与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
上海市在推行区域环境和交通综合整治“补短板”过程中提出了“五违四必”，其内核是拆除违法无证建筑。“五违”是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四必”是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
“五违四必”实现了对区域环境的综合整治目标，但拆违的“负面功能”也不容忽视。违法无证建筑居住者面临着居住空间的逼仄、就业生活困难的双重困境。从此角度上讲，底层民众拥有的特定区域居住权而享有一定公共空间的拓展权利（尽管是违规乃至违法的），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补偿，而拆违则重新分配与塑造了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底层民众拥有的公共空间私人占有形态的重新剥夺。
拆违后如何营造新的社区？唐亚林老师认为，应再造社区的开放性，发展生态社区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破公共空间“私人领域化”，还公共空间以绿，还公共空间于民。同时重视人行道、街区公园与城市街区的开放性、多样性与活力；加强城市街道的自治功能，发展居民小范围的、日常公共生活的“网状关系”。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将精细化管理思想引入城市管理领域的全新管理方式，体现在城市基层综合执法、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城市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城市民众获得感提升等方面。唐亚林老师指出，街道“党建引领社建”格局，即基于人财物事一体化配置的“党务、政务、社务互嵌”的新型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将在城市管理在发挥较大的作用。
城市熟人社会的再造：用社区“微更新”统领城市公共空间营造与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
城市熟人社会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与城市陌生人社会，其特点体现为自治性，即正式自我管理与非政治自我管理网络组织体系；交往性，即公共交往空间；礼治性，即公共交往规则；参与性，即公共交往方式等。
再造社区公共交往空间，需提供不同类型（公共、私密、半公共与半私密）的社区交往空间；打造邻里公共活动空间产品，包括广场、活动中心、健身器材区等；还应设置共同的公共空间交往规则，这需物业公司、业委会、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共同制定各种各样的村（居）规民约。
城市熟人社会再造，一方面包括有形治理秩序建构，如交通秩序、安全秩序、环境秩序等；另一方面也包含无形的服务秩序建构，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不容忽视的是，城市文化秩序也应成为城市熟人社会再造的价值建构。
社区微更新是城市熟人社会再造的实践。这种途径通过“权力—空间”中轴，以项目为平台，以协商参与为机制，以获得感与满意度为标准，将组织、人、事、资源、技术、价值六大要素有机整合，实现将居住小区、居委会、网格化片区、区域化党建、自治联盟、社区营造空间、城市社区精细化管理等社区共同体进行有机整合，并试点将社区微更新、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社区参与结合起来。
新社会治理范式的成长：一种特大城市新型政社关系的建构
当代中国特大型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着人口、土地、环境、安全、服务五大约束性因素的制约。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将成为城市社会治理主体的关键。新社会治理范式，并非简单讨论削弱政府、增强社会的作用，而是如何通过良好的政社关系的塑造来改善社会治理。
在未来，新社会治理范式图景将在从机构与项目转移到工具、从科层转移到网络、从公共VS.私人转移到公共+私人、从命令与控制转移到谈判与磋商、从管理转移到赋能(enablement)等多方面得到体现。
提问与讨论：
问题一：
最近读到《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一篇文章，讨论“北京的死与生”，文章对北京专项整治拆墙打洞的做法持反对意见。文章引用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观点，认为如果墙砌起来的话，多重眼光注视下的街道安全网就不在了。唐老师的讲演中，比较明显地倾向对非法摊贩采取强硬态度。在现今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中，如何看待雅各布斯的观点？
回应：
在当代，雅各布斯所认为的街道、林荫道作为“监控”的作用已经被替代，安全保障早已通过监视器等设备实现，街道用于玩耍的功能也被别的方式所替代。在电子化媒介时代，过去基于农耕生活的交往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所谓通过保留各类无证违章建筑来保护街道的“丰富性”，其实质是以巨大的安全问题作为代价的，例如火灾等。城市之于人的意义，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安顿人心”。在这样的电子媒介时代，实体空间与传统街道是否仍有意义，意义何在？它们又如何塑造并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值得深入思考。
讨论：
然而正如雅各布斯所论及，街道的作用不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更多是给予人们一种“守望相助”的意义，这些都并非电子媒介所能实现。
问题二：
城市社会的精细化治理，是否是一种自上而下科层化的强化？城市网络中民众怎样参与到治理之中？如何理解城市社区“自治”？
回应：
这需要考虑到的问题是，政府之前是一种“摊大饼”的发展做法，现在主动进入到一种“内涵式”的发展模式中。这一方面是政府自身发展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是老百姓需求增加的推动，于是政府就有了“精细化治理”这种深化式的做法，因此这种政府建构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城市居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之中。其实，美国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机会也很少，很多社区物业等服务到位，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