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发布在
“
七七事变
”
八十周年之际。
上世纪之初，一批早期中国军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国。 他们为中国军队带回了《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 等“典范令”教材，但唯独没有“兵要地理”类教范。这是因为这类在日本陆军大学才会教授的课程，陆军士官生是无从接触的。
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先天不足。而后来成立的“国军”陆军大学，终于设置了多达 70 课时的“兵要地理”课程，则是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担任陆大校长之后的事情。
而此时，作为“国军”骨干的“黄埔系”早已形成。
蒋介石等人在日本未能学到的东西，他的门生们在形同速成的早期“黄埔军校”中同样没能学到。
此后八年抗战的事实表明，这一先天不足， 对战争的进程及其艰苦卓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点，从不止一篇战争回忆文章中，都会读到当事人对中国军队自己绘制的地图的抱怨，亦间或有因缴获日军绘制的作战地图而喜出望外的描述，闻之令人唏嘘。 那么，
何谓“兵要地志”？它又因何对战争来说如此重要？
用我国当今著名的“兵要地志”专家沈克尼先生的话说，
“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
中国人喜欢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但其实比粮草更先行一步的，是一支军队特别是战场指挥官，对其作战地域“兵要地志” 的掌握。
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在哪儿先谋？就是在“兵要 地志”上。对战场情况、敌我态势了如指掌，焉有不胜之理？因此，相关作战地域准确详实的“兵要地志”，对交战方来说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