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将于9月24日举行大选，默克尔和她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正在谋求第四个任期。
2017年可谓是欧洲大选年，欧洲三驾马车中的英法德中的英法两国的大选都已经相继结束，抛开“疑欧”情绪很重的英国不说，欧盟内部不少的媒体和知识界对默克尔和马克龙在未来联手开创欧洲的新局面抱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甚至有了欧洲“德法新轴心”的说法。
德国公共广播电台ARD的最新的民调显示，近几个月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率首次出现下滑。在德国大选即将到来之际，这一情况看似给默克尔继续执政的前景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但稍有政治分析能力的学者都能看出，舒尔茨能够对默克尔构成的挑战极为有限，“默妈妈”连任的悬念不大。
去年9月份以来德国主要政党的民调走势。灰色为默克尔的联盟党，红色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舒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在今年二月份两个政治派别的民调一度非常接近，不过之后越拉越大。（数据来源：Economist）
马克龙上台之后，一方面打消了欧盟解体的担忧，一方面又对德法关系释放出了积极正面的讯息。默克尔也强调了德法关系轴心的重要性。德法欧洲代表人的角色目前看来有被强化的趋势。
作为欧洲大陆传统两强，这两国具有复兴和领导欧洲的共同的使命。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德国大选后德法两国的关系走向问题，再来回应一下“德国是否是未来欧盟的一个称职的领导者”这一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因为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下，德法关系的平衡问题将左右德国在欧盟诸多国家中的权力架构的分配。
法德双方虽然有互补嵌合的国家实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德国经济实力相对的优势与在欧盟的话语权提高有所减弱。法国倡议、德国响应的模式还在持续。
“德法轴心”的运作最近有了一定程度的渐变，前一段时间的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出现，使欧洲一体化进入了停滞。德法轴心有所升温赋予了这个体系新的特质，首先是一种新型的实力对比，一种双重结构性失衡的加剧：
一方面德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德国战略定位甚至可以说是欧盟兴衰的关键，相比之下，法国这边受到经济低迷、移民涌入多重的影响，对于应对这些危机当中显得力不从心。
还有一方面，2016年法国的军费上涨对其国内的财政形成了不小的压力，法国军队的数量不断稳中有升，国际和军事行动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提高。鉴于德国军事行为的局限性，法国逐步减少德法混合旅的投入，德法轴心原有的一唱一合的合作有所失调。
当地时间2017年8月6日，德国柏林，大选将至，总理候选人竞选海报铺天盖地（图片来源：东方IC）
这种新组合、新机制方面可以称之为“德法轴心+”。这是欧盟在南北和东西两维度隔阂进一步的显现。德法轴心的双合力不再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潜在的欧洲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之间有一些缓解。哪怕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欧盟各国之间的合作效率，却又要最大程度的满足各方利益，德法双方需构建的最小化的政府磋商机制的进程也是步履维艰。
新的“德法轴心+”这样的模式是取代了原有的英德法三驾马车的合作框架，这个框架包括了之前固有存在的“魏玛三角”合作机制，也涵盖了像德法意、德法意西和维也纳会四国集团的框架。
去年维四外长（注：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1991年在匈牙利小镇维谢格拉德成立，目前有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4个成员国）签署了新的协议，对欧洲一体化模式达成共识。
两国合作的主要领域，软中有硬。团结应对欧洲的危机，与此相适应德法轴心也有所调整。共同安全防务政策上两国政策在起步中，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凸显，欧美安全的局域补了安全领域的短板。
双边结构从军舰军事主义投入研发软实力投入，因为两国势力差距存在很大的不同，去年11月德法轴心同意提高军事研发，以及欧洲远程系统。
此外，两国在增长优先的治标路径和改革的治本路径上是不一致的，但这不影响“德法轴心”的不可取代性，在当下甚至可以说这个轴心有触底反弹的趋势。
德法轴心在机制构成主导问题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在危机时刻两国为能“危中求机”，这是能够构成德法关系的核心要义之一。
但是德法合作的结构性的失衡已经越来越显现，理念和分歧倒逼改革，这使得本来得以缓解的经济前景重新笼罩上了一层悲观的调子。战略层面合作虽然提高，但操作层面合作难度不减已经成为德法轴心的一个事实。
在欧盟政策一体化进程推动过程中，回溯德法的蜜月期，德法轴心恢复到什么样的高度，取决于德国结构性权力的有效发挥，也取决于法国在对“失去的十年”的反省程度。
即便是德国在德法联盟中处于主导地位或占据上风，笔者还是对于德国国内关于“德国不情愿做欧洲的领导者”一直感到困惑，按道理来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德国有机会成为欧盟的领导者何乐而不为呢？
作为领导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推行自己的理念和模式，还可以更好地保证自身作为放贷着的权利。
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希腊借了人家的钱还骂债主，看上去颇有些滑稽，但还好希腊是小国，如果是法国意大利这样的大国出现债务危机呢？所以对德国来讲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利机构，是其放贷的一个迫切需要。
事实上德国也是这样做的，在为欧洲领导者的道路上，从“要我干”到积极地向“我要干”的方式在转变。
2014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代表表达了要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这是一场非常大的讨论，我有幸跟我们领导参加了那个会议的启动仪式，讨论的时候我们领导说：“你们德国可以当欧洲的领导者了。”
2014年5月12日消息，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推选伊申格尔作为调解人，于13日前往乌克兰进行国家对话，着手解决乌克兰危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时他们舔着舌头笑，感到非常的开心，这说明他内心还是想当这个领导的。这个会议之后我们看到德国大规模向海外派兵，签署会谈，以及对难民的开关政策等一系列行动，包括现在推动的多数欧洲的理念等等，都能显示出德国充当领导者的主动性是空前上升的。
所以说如果德国这个时候再提不情愿的领导者这样的话，更多是一种博弈的手段，一种要价的方法，来谋求更多的权力。
通过这几年不间断地调研访问，
笔者认为德国目前还并不能算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只能说暂时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管理者。
这几年德国作为欧洲的初具雏形的领导者来讲，他们还没有适应这个角色，或者说领导能力还有较大的缺陷。
比如说乌克兰问题没有解决，难民危机就更不用说了，德国带头实施了开放门户政策，它也为接连不断的危机起到一定的责任。
至于英国脱欧这个议题，公众和学者也不应该忘了英国脱欧的导火索是什么，那就是欧盟逼着卡梅隆缴会费，其本质还是欧盟的内部权力关系没有处理好。
现在回过头来在看英国脱欧的问题，我们可以判断当时英国感到很困惑，不知道欧盟要什么，欧盟只会说NO，其他的都是都不提，都不说一些具体的东西，让英国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局面中。
这样的方式起码说明德国在这里没有起到一个稳定矛盾的作用。还有现在的欧美关系，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默克尔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方式，欧美关系不会有这么多的波折。
最后说到默克尔最大的功绩，众多精英学者都认为她带领欧洲解决了欧债危机，但是欧债危机真的过去了吗？不一定。
即便不谈整个欧洲，就德国国内而言，其生产力水平真的提高了吗，银行债务表和股市有实质性的提高的进展吗？现在只是矛盾被暂时掩盖了，转移到了其他迫切的问题上，所以这个危机笔者觉得没有完全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