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9年冬天，纵横家苏代从韩、赵两国接了一单业务，风尘仆仆赶到秦国，敲开了秦相范雎的府门。
此时的秦军，正由名将白起指挥，兵分两路，进攻韩国的皮牢和赵国的太原。苏代来见范雎，旨在鼓动范雎去劝说秦昭王退兵。
依据《史记》的记载，苏代是这样给范雎剖析利害的：
“赵国亡了，武安君白起就会成为三公。白起为秦国攻取了七十余座城池，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大军，其功劳已比肩周公、召公和吕望。赵国被灭后，白起必然要升为三公，你范雎能接受自己的政治地位被白起压制吗？你不接受也没办法，白起升为三公是形势的必然，板上钉钉的事情。”
然后，苏代再给范雎出主意：
“秦国以前进攻过韩国，围困了邢丘和上党，结果上党的民众全跑去了赵国
（上党之民皆反为赵）
，天下之人不想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
（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
。假如现在灭了赵国，那么北边的赵国人肯定跑去燕国，东边的赵国人一定逃往齐国，南边的赵国人则会迁往韩、魏，秦国能得到多少赵国百姓，想必你心里也有数。所以呢，与其让武安君白起立下灭赵的大功，不如劝说秦王退兵、接受两国割地的提议。如此，秦王得到了土地和百姓，韩、赵两国得以继续苟延残喘，你范雎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遭到白起的挑战，可谓一举三得。
”
范雎被说服了。
苏代口中的
“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
，并非虚言。就常理论，虚词夸张不足以拿去说服秦王。就史料论，公元前262年，秦攻上党，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前往赵国求助，其中也有
“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
这样的话。
最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徕民篇》中也有一段相关论述。
《徕民篇》不是商鞅的作品，是后世误收的秦人作品——文章提到了“长平之胜”，当时商鞅已死了七八十年；文章的诉说对象是秦王，且多次自称“臣”，可知是秦臣写给秦王的政论。
这位秦王，有可能是范雎所侍奉的秦昭王，也有可能是之后的某位秦王。
至于这位秦臣是谁，有人猜测是吕不韦，也有人猜测是尉缭，但皆难以定论。
这位秦臣在文章中说，秦国如今幅员辽阔，“地方千里者五”，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的领土，但是“人不称土地”，人口不足，无法将疆域内的土地资源全部利用起来。反观相邻三晋之地的韩、魏等国，“土狭而民众”，领土狭小、人口众多、住宅拥挤，很多人甚至没有田宅，其土地不足的程度，比秦国人口不足的程度还严重。但是韩、魏等国的民众，却不愿意迁来秦国，因为做秦国的百姓实在太惨了——《徕民篇》的原话是：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
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
大意是：民众有一种天然的性情，是希望拥有自己的田宅。三晋各国的田宅不够分配是确凿的事实，秦国的田宅大量多余也是确凿的事实。在这样两个确凿的事实面前，民众却不愿西来，是因为在秦国做“士”非常惨、在秦国做“民”非常苦啊。
这位秦臣还批评了当时秦国最流行的政治思想。他说，秦王的官员们一致认为，三晋各国之所以弱，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放任民众追求快乐，且动不动就免租免役赐给民众爵位
（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
，秦国之所以强，是因为这里的政府强迫民众吃苦耐劳，且很少免租免役和赐予爵位
（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
。
由这段批评可以知道，尽管此时距离商鞅变法已过去了至少80年
（姑且以文中提到的长平之战为时间下限）
，但秦国仍在继续推行商鞅所鼓吹的那套弱民、愚民之策。这套东西的核心要义是：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
（《商君书·弱民》）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
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
（《商君书·画策》）
《徕民篇》的作者，也就是这位不知名姓的秦臣，显然不能认同商君的做法。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官员成天把爱爵（吝啬爵位）、重复（不轻易见面赋税劳役）挂在嘴上，将之说成秦国崛起的核心诀窍，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兵法上说，敌人弱了，就等于我们强了。三晋各国打不过秦国，已是长达四代人之久的事情。从魏襄王那时候开始，他们野战打不过我们，守城也一定会被我们攻克，大大小小的战争，三晋各国败在秦国手下，已不知多少次了，但为什么我们还灭不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