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尘土里拣出诗句——对话阿列克谢耶维奇

从消逝的时光里抽出人的情感

人物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您敏感于普通人的声音？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他们平常的说话里，您听出了文学的味道？

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战后（注：1948年），我出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农村教师家庭。在那个年代，乡村里男人稀少，因为白俄罗斯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于二战。小时候，我听一些成年女人描述过战争，甚至因此变得抗拒读书，因为那些寡居乡间的老婆婆和年轻女子口中的故事是那么真实，那么打动人心。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不是由幻想捏造而成的，也未经篡改，比起汗牛充栋的书店里的，更有感染力。当我进入新闻系学习后，曾游历白俄罗斯，那时我想起这些一直记得的故事，想起她们讲故事的语调。我开始想，文学创作应该紧跟时代的脚步，既然白俄罗斯文学中有这种口述的传统，我想延续这一传统。于是我开始写女性亲历者关于二战的口述——《战争的非女性面孔》。

今天我认为，事件的亲历者是文学作品的重要主角。有人说，回忆录并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作品，它仅仅是充满杂质的由作家雕饰出来的人的一生，它的原始资料是人的讲述。但我不敢苟同。恰恰是在生者的声音和对生命的回忆中，蕴藏着我们存在的意义，无法抹去的悲剧。这些声音揭示了生命中的混乱和恐惧，生命的独特和不可思议。我在这些伴着泪水的哭泣、叹息和呐喊里，听出了文学的味道。

人物周刊：读您的书，很多时刻会停下来，感觉它的语言像圣经，朴素、简洁、充满力量，几乎每一行每一节都有东西在抓人。所以，我非常好奇，这种语言是您处理过的人声，还是采集到的人声本来就是这样？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的书以小人物为主人公，他们自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钟情于真实，而非虚构。我觉得，几乎任何一段宏大历史都漏掉了大多数普通人的经历，以他们为创作对象的艺术作品很少，去描写、倾听他们的作品就更少了。因此，我倾向于传导出人们真实的心声。

人类的恐惧常被摒弃于正史之外。我的任务是从消逝的时光里抽出这些情感，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能杜撰任何东西，只能倾听，或者偷听（注：指非正式采访，比如听邻桌人在聊什么），听人们在某一个具体时刻，对某一件事情怎么想，而这些事情我也经历了。在一些历史书上，人的生命被抹得一干二净，只留下冷漠的几个数字或几行字。我希望赋予历史人情味。

人物周刊：还是想知道方法。先从采访数量说起吧，我猜定有一个数字庞大的发声人群。怎么选取采集到的声音？有没有裁剪？　

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了弄明白我们生活的时代，我让所有人都发言。为了塑出时代的形象，我尽量倾听完不同人的心声，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所坚持的真相而呼告。

你知道，我对待口述者就像朋友一样，我们的对话绝不是采访，而是围绕生命和一切微小事物展开的说啊说。因为人的生活不是由宏大事物组成的，连我们生命中少有的宏大事物也都是从渺小的事物中得来的。阿赫玛托娃曾经写道：“当你们懂得了，便不会感到羞惭，从细小的尘土里也能生长出诗句。”我赞同。另外，特殊的观点和看法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只收集材料，而要收集人们生活的哲学，即，要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貌似普通的事物，这是我在倾听时首先考虑的。

我花了很长时间写作，平均每一本书都需要七到八年。我一共记下了五百到七百人的声音。我找到的，都是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而不是普通的讲述者。重点不是在切尔诺贝利或是阿富汗，重点是讲述生命。我对信息并不感兴趣，我想获知的是秘密，生命的秘密。我找到的人，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思考过生命意义的人。我们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正是与他们有关。

当然要选择。我在书中收集了上百个细节，它们有着细微的差异。我工作的地方像个大仓库，堆满了这些声音的打印稿。有时候打出几百页来，最后就用了两句话。经常在一整天的对话后我只在书里记录下一个句子。但句子是这样的，“我上前线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战争结束前我就长大了。”

人物周刊：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候，比如1986年4月26日，或者1991年8月19日之后的几天，您会去现场采集人们的声音吗？以您的经验，这种方式与十年后的回访或者跨度21年的长程采访，有什么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的，我力争能做到这一点。我记得当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被推倒一周之后，我采访到了当时的亲历者。它与时隔多年的回溯的差别是明显的：所有的记忆都是鲜活的，难以理解的，也来不及修订。我的感觉是，自己正直面着那一场景，同时触到他人的生命。

人物周刊：如何让对面站着的人接受您，并开口说话？

阿列克谢耶维奇：若想让别人给出全新的回答，就该用全新的方式提问。我会表现出对讲述者的兴趣，那样他就会打开心扉。采访时要诚实、真挚，不要期待别人能回答一切问题，其实，很多问题你也没有答案，也在人生路上寻觅着。

人物周刊：您会选择与哪些人做比较深入的访谈？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对自己的采访对象从没有确切的标准，我永远在寻觅他们的路上。很有可能在旅途中、在咖啡厅、在街上偶然相遇，对方一句简单的话激发出你的一种不知从何而起的情绪，然后你会停下脚步……我时刻准备着这样的相遇。

人物周刊：采访中打动您的东西，我们读的时候都体会到了。有没有一些没写进书里的故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某些最新版本中，收录了所有被删去的故事。通常我会遵循以下原则来取舍材料：这些故事不是被我揣度出来的，而应该是叙述者情感的自然发展。大体上，我们在交谈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跟主题无关的对话，因此，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能塞进书里，变成文学作品的。

人物周刊：您通常是怎样处理一份录音的？有助手或者一个小团队来帮忙处理这些数量巨大的素材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开始我用录音机工作，因为需要捕捉到叙述者准确的信息和细腻的情感。我没有小组或小团队的协助，我永远都是孤军奋战。只有当材料过多时，女打字员会帮助我整理采访录音，做一些纯机械性的工作。其他的工作我都是一个人完成的。我会检查自己挑选出来的录音片段是否清晰，如果有背景音乐，旋律是否听得到。真的没有人代替我做这些工作。

人物周刊：您说过，有四代苏联人，您自己是第四代人。在采集声音的过程中，您有没有留意第四代人与上几代人在“说话”上有什么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采访到的一个叙述者曾对这个问题作出精妙的回答：从未有过、也不会有惟一标准的苏联人，只有斯大林时代的人、赫鲁晓夫时代的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人。而现在，我们能谈谈普京时代的人。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自己的行为哲学，自己的迷信。每一代人都很重要，我一直试着去捕捉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人物周刊：这四代人与解体后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等，在“说话”上有没有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当然有区别。苏联解体成15个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选择了自主的发展道路，波罗的海国家有自己的一条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所有国家都选择了适合本国发展的一套制度。这一点是我创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因为我接触到的是分崩离析的、没有核心的世界里的人。

我处理着平凡人的历史，

我不打扮什么

人物周刊：能说说您在调查采访或者发表过程中遇到过的阻碍或危险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的每一部作品在出版之前都命运多舛。有一些曾在很长时间里出不来，比如《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因为它，我被指责为和平主义和自然主义者，而讲述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上了法庭。当我在法庭上看到НаташуМ.时，我十分诧异地走近她，问：“娜塔莎，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你求我写出全部真相，我才写下来的。”我还记得当她儿子小小的棺材被勉强塞入板棚搭的九平方米的房间里，坐在棺材旁边的她哭喊着：“儿啊，那么小的棺材怎么装得下我那两米高的儿。这里面真的是你吗，我的儿？回答我！”她的声音时轻时响。娜塔莎告诉我，家徒四壁，没钱给儿子免除兵役。“我愿意像别的父母一样，变卖所有来为他赎身，我却连一副金耳环都拿不出。写吧，”娜塔莎哭着说，“我的儿子曾是一个细木工，他被征入军队，从第一天起他就没军训过，而是给将军们修小别墅。他连开枪都没学过，在入伍后第一个月就被杀害了。”

1943年，苏联，跳舞的女兵

在法庭上，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娜塔莎，你究竟在这里干什么？”

“我要的是一个英雄的儿子，可是你在书中把他写成了杀人犯。他们怎么能杀害我的儿子……”就连丧子之痛也不能让她免于某种枷锁，我又能怎么回答她呢？

在《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一队全副武装的女战士正向前走着，她们身后跟着男士兵。男兵们尽量不盯着脚下的沙子看，因为女兵们走过的沙子上有血迹。女性有生理期，她们需要棉花和其他物品，可是当时的军队里不发放这种物品。女兵们觉得非常羞耻。当这一行人抵达渡口时，他们遭遇敌机轰炸。男兵们纷纷藏了起来，女兵们都跳进河里想洗干净自己，于是成为敌人射程里绝好的靶子，所有女兵都被空中扫射。

“你怎么写到生理特征上去了，应该写英雄主义！”出版部门的人吼道。

我试着告诉他，人是各种各样的，是所有人中的一员，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我对人类的躯体感兴趣，对我而言，这就是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人也不可能是石膏制成的纪念碑那样的……

还有这样一段——我问那个曾经的女狙击手：“你带了什么东西到战场上去？”她回答：“当时我用全部的工资买了巧克力糖果，用它装满了一个行李箱。”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这难道是历史？这只是些巧克力糖果！”他们质疑说。

我回说：“几十年后能打动人的历史，都是些微小的有人情味的东西。”

2010年，圣彼得堡，一辆印有斯大林头像的公共汽车上的乘客

人物周刊：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将那些材料一片一片连缀起来的，通常是作者的认知和评述，不排除虚构和想象的成分，而您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可以炫技的空间，把自己最大程度地隐匿在人声背后，隐在那些省略号里——但是，问题来了，如记述1991年8月24日自杀元帅阿赫罗梅耶夫的那篇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来自克林姆林宫的N。N读过您的书，这可能也是他终于接受面谈的原因，他对您说：您不该这么相信人类，相信人（口中的）的真相……历史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写的，是时间写成的。所以想请教，怎样避免“轻信”？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从不堆砌枯燥无味的历史事件或事实，我描写人类的情感历程，或者说，一种被忽略的历史。经历某一特定事件的人们思考了什么，明白了什么，想提醒后人什么？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他们曾拥有什么样的幻想、梦想、恐惧？他们对自己和世界又有怎样的感悟？这些是我们的想象无法重构的细部。艺术作品会撒谎，但是文件不会，虽然文件也是个别人意志的表达，或者某种恐惧的产物。我的写作是构建在千万个人的心声、命运之上的，也就是构建在千万片人类生存的碎片之上。

我也知道，真相常常只是事实投映在一个人的脑海里的一部分，这一点总是让我痛苦不安。真相是支离破碎的，它分散在全世界。真实和虚构中间常常没有边界，它们交织着，连事件的目击者也有可能是失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们知道的总是比他们记录在文学作品中的多得多。我做的是什么呢？我收集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觉、思想和言语，我处理着平凡人的历史，我不打扮什么。

轻信常常是因为你听得不够多。我想用几百种视角解读事件，因为每一个人对真相都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观点。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由千百种色调拼凑起来的。我们今天认为，事实不是惟一的。现代人眼中的世界，已经被大大扩展了。

不同版本的真相碰撞时，

有一些东西会自己浮现

人物周刊：当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就有人说，您的非虚构作品文学性不强，您只是把人们说的记了下来。您如何回应这类评论？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至今都听到有人说，我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历史文件。当下，究竟什么才是文学作品？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过着比以往节奏更快的生活，内容大过形式，也改变了形式。所有艺术形式，无论是音乐还是绘画，都向外延伸着边界，我的写作也在超越历史文件的边界。人们一边讲述故事，一边创造着历史，他们以时代为创作基础，就像雕塑家在大理石上创作，他们既是演员，又是工匠。

2015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办法诺贝尔文学奖

人物周刊：在许多段落或全篇的结尾处，我被那种急转直下、迅速变调的冷凝般的句子深深打动。还有，在需要解释、交待、补全的地方，您什么也不做，把不确定的、含糊的、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我以为，这些是属于文学的。不知道您是否有意识地这样去做？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把自己的书写体裁称为“口语体小说”。《红色百科全书》写了三十多年，那是一个乌托邦的故事。许多都是乌托邦故事，都已经完成。我从不让自己判断和评价这些故事，总是试着去理解它们，让每一本书都保留着所在时代的特征，保留自己的风格。我让遇到的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真相，也尽力让读者能明白每一个叙述者。我在书中写到了刽子手和死难者、年轻人和老年人。当不同版本的真相碰撞时，有一些东西会自己浮现。

人物周刊：您是怎样探索事件的落点——人们也管它叫意义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随着时间推移，每个阶段都有不同。《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写到的人都还没有丧失和谐感，对人性仍然怀有信念。在《锌皮娃娃兵》中，我写了一个性格迥异的人物，我深知阿富汗战争是完全不同的战争，无法用二战的概念来解读它。就因为这个，我被指控为诽谤这些年轻人，诋毁了他们父辈的功勋，被召进明斯克的法庭，审判前后拖了两年。阿富汗战争之后，车臣战争开始了，这是另外一种战争。车臣战场上的血肉之躯是那样强大，我们却一无所知。那些人都隐藏起来了。当时有一个护士告诉我，伤员们曾对她说，他们喜欢杀戮，喜欢那种莫大的狂热……战后，他们也会恋爱，结婚，生养很多孩子，但这些事情带来的热度都无法超越战场上的狂热。这是另一种知识，它和描写二战最好的书带给我的启示截然相反。那时，我第一次明白，以人群中的大多数为创作蓝本的艺术是难以定型的。艺术从艺术中启蒙，但很少骤然开始讨论全新的命题。当你找到了全新的命题，你要做的，只是竖耳倾听。

人物周刊：您提到过阿达莫维奇，一位优秀的白俄罗斯作家的影响。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受到阿达莫维奇的《我来自燎原》一书的启发，才开始创作《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的。读到那本书时我还是个女大学生，读完之后，我被深深触动了。我好像亲眼见到那些场景，亲耳听到那些声音，我立刻明白了：是的，我也要这样倾听世界。我从新闻系毕业后，曾一度觉得已经找到自己的路子了，读完这本书后，我才明白：这，才是我要走的路。写作这种体裁，需要来自神甫、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的素质，还可以向演员、新闻记者靠近。

2007年，乌克兰基辅郊外的Desnyanskiy区，Viktor Gaidak和妻子Lydia在家中，许多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居民都移居到了这里。Viktor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24年，其中包括核事故发生之后的9年。在2004年，他由于结肠癌接受手术。患癌后他们出售了所有的东西来支付手术费。后来他的妻子也患了癌症

人物周刊：您说过，经过多年的摸索您才选定自己的表达方式，为什么您放弃虚构，比如虚构一个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物，由她来推动整个故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曾向卡普钦斯基、汉娜·克拉尔和一些纪录片导演学习。电影《浩劫》也曾触动我，我看过很多遍。我觉得，大家都被陈旧的文学观禁锢住了。其实我们正在对文学作创新。既然音乐和绘画艺术都有推陈出新的表现，为什么文学作品要固步自封呢？生活在加速，事件不断更新，我们当然也应该追求新的文学形式。我们不像列夫托尔斯泰，能静静地坐着不紧不慢地创作，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而我们想探寻得更广。

人们并不了解自己

人物周刊：关于档案解密——虽然这是人们回望历史、揭示“奥尔加阿姨无处不在”的好机会，但读到“您想看看自己的档案么”然后发生的上吊故事，不免想，这里面可能还有伦理问题。当非常时期过去，如果有机会，您会打开涉及家人或朋友的档案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有机会，我确实想知道全部真相，无论它多可怕。

人物周刊：为什么苏联解体后，人群中会涌起一股怀旧情绪？

阿列克谢耶维奇：急速转弯让很多人无法适应，毕竟这样的转向历史上前所未有。苏联解体了。在一些人心中，改革期是伟大的时期。我记得，人们的面貌立刻改变，就像会动的雕像。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他们想颠覆一些东西，就做到了。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地缘政治下的灾难，他们觉得可耻，只因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英雄。这个国家是那么软弱无力，有时又那么强悍，而我们的生活是廉价的，所有人都在害怕……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艺术家。我必须将这种种乱麻理到一起，找出强有力的线索，我所倚仗的工具，就是艺术。

我越是多次审视生命、倾听他人，就越能发现，人们并不了解自己。我们永远都不会预料到的某些非理性的力量，正在支配着这个社会。文化并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强大。有一个老人曾在30年代当过行刑手，他的女婿问他：人身上有多少人性？老人说：把弯曲的椅子腿插到人的肛门里，这个人就死了，什么都不剩，只是一具尸体了。那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时代的行刑招数——弯曲的椅子腿和头上的玻璃纸能变换着方式代代相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却很难传承下去。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

前不久我注意到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准确地用装置作品表现了周遭发生的事：从前所有人都与怪兽作斗争，正是这样的斗争使弱小者变得强大。最后，我们战胜了怪物。但是现在，当我们环顾四周，发现我们要跟曾经弱小而今强大的老鼠们共存，此时的世界变得更加可怕和陌生。

我敢说，我们在90年代错过了很好的机会。那时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大的，还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我们当时选择将强大放在第一位。于是，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威权年代。

人物周刊：您有一个重要判断：从斯大林延续下来的一整套体系都不是为和平年代设计的。它引出一个命题：人类在战争状态下的思维是一种异化。异化，加上历史包袱，这两条线索左右了前苏联的命运。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一个大国崩溃后留下的残骸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残骸形形色色，它们努力使自己不被俄罗斯同化，并开始过自己本民族的生活。要想把社会上浮现出来的多种思潮和意见归整到同一个命题之下是很困难的……

人物周刊：在人类寻找更好的制度模式的过程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道德是重要的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的，我们的每一位执政者都在寻找理想的政体。叶利钦寻找过，现在普京正在寻找。他们似乎找到了同样的答案：“俄罗斯最可靠的朋友是它的军队和舰队。”

人物周刊：您父亲曾经谈到，他是从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我想问的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是如何在普通民众那里扎根的？它吸引人的是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前苏联地区的青年在重新捡起马克思的著作研读，也不只有我们在梦想或追忆着革命。

谁是“红色的人”？我认识这样的人，他们就在身边。我和我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人，很多熟人也是。要想明白这些人和其他人的区别，就应该越过边界去观察。

我明白，我们仍然饱受粗砺岁月带来的伤痛，而那个年代，是人人胸怀远大理想的时代。人们什么都想尝试，只要手上有一辆小推车，就能把茅屋翻新为中世纪风格的宫殿。还记得吗，90年代多么疯狂啊，小小一台咖啡机就会让人们欣喜若狂。是的，人们为自己开辟了新的世界，但暂时还停留在原来的心理水平上……

1990年，扛着枪的阿富汗娃娃兵

新一代人当然会成长起来，他们想要新的生活。另一种人也会变得成熟。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要等到一到两代人之后。

为什么我们在爱着呢？

人物周刊：我记得您的某位受访者说过：自由对于人类，就像猴子想戴眼镜，谁都不知该怎么办。您问了每一位受访者：自由是什么。请允许我问问您：自由是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惟一明白的是，自由就是拥有我们目前没有的东西。

人物周刊：以塞亚·伯林提出过两个自由的概念。在40年聆听普通人的生涯里，您觉得前苏联人更需要哪种自由？这跟您在欧洲旅居时接触到的人有没有差异？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曾这样问被访者，“你们在改革时期想要什么样的自由？”很多人回答，“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会有西方国家那样的商店，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人们梦想着拥有好的物质生活。我们背负的是一段不停战斗、或者时刻准备战斗的历史。我们一直背着这段历史生活，所以永远不可能像瑞士人或者荷兰人那样生活。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假期，过了明天就到后天，很快就能放假了……通向自由的路是那么漫长。他们还应该更成熟一些。人不能只沉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不问其他。

人物周刊：苏联解体二十多年了，普通人的生活有没有好一点？他们在想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觉得我们几代人的生活差别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陷阱。年轻人的世界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们操心工作，过着个人的小日子：旅行，看，爱……一切平顺。但我真想说，他们缺乏对社会的敏感。我们这代人曾经拥有的志愿精神跟今天年轻人的这种封闭的理念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仍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一个由多种版本揉捏而成的世界。我们开始仿制美国的模式，虽然法国的模式更适合我们学习。或者我们学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因为那里的人民有更可靠的生活保障。过去和未来，都显得那样难以预测。白俄罗斯是消逝了的历史的博物馆。俄罗斯呢？我曾在西方住过，我明白，我们正在学习的不是西方，而是自己概念中的西方，那是一个幻想。

2017年，莫斯科红场上穿着时尚的女模特

我们知道如何划分俄罗斯，每一个人都在这块大蛋糕上划分出自己的一块，因此这样的人受尽凌辱，被人贬低。当我和人们交谈时，他们的语气是这样的：“我的东西在哪儿呢？我的祖父母工作过，父母也工作过，而我正在工作，可为什么我没什么能拿来给我的儿子？”大城市的人还能满足自己点什么，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那些工厂倒闭的地方，更是贫穷。

上世纪90年代瓜分国家资产的狂潮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了强取豪夺的概念，不只是亿万富翁，那些一无所得的人也是这样想的。瓜分完毕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军事化。这既是瓜分的结果，又是瓜分的延续。

我跟俄罗斯人交谈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那种自我被贬低的失落感。我们并不受人重视。

人们都被那种破坏的狂喜攫住了，因而太过草率地挥别过去，把过去轻易地扔到垃圾堆里，却不曾考虑也不明白，另一种危险性。这确实是我们一无所获的原因之一。那段被讥笑的岁月仍在延续。

人物周刊：听说您接下来要写爱情和衰老，您会怎么写？还是用人声的复调或独唱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了写《永恒狩猎里的神奇鹿》（注：此处为直译，确切书名以出版为准），多年来我一直收集素材。这本书中有100名男女对爱情的自白。

我想记录那些胸中不怀远大理想的人们。我问他们，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说：爱情和死亡。

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人们意识到，争斗和隔阂只是圈套，只会让生活陷入僵局。在这个年代，人的内心有一个共同的居所，那就是家。采访时我听到了全新的故事，叙述者用全新的语调讲述它们。我猜，人们开始为自己考虑，谈论着自己，想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但是，我访问了上百人，几乎没有人感觉自己是幸福的。这代人似乎都没有幸福的经验。这代人经历了战争和国家的解体。令我惊奇的是，他们察觉不到幸福，也不珍视幸福。他们在学校里死气沉沉地教书，或干别的。

在过去，最受人喜爱的人是配枪的英雄，而不是陷入热恋的人。可我认为，只有当人们相爱，或者思考幸福时，他/她才算是真正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我听完这些心怀悸动的人的故事，觉得他们的心灵像是跟宇宙联系的工具。当然，有时也令人绝望，人们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爱着呢？

特约撰稿  李宗陶  翻译  张虔然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