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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或许指责狼爸无情,但这残酷的背后,是整个底层家庭无力挣扎。望望的父亲张禹希望把孩子送到少林寺去——这不仅是望望爷爷的遗愿,也是这个“无能”的农民工父亲为自己孩子开辟的仅有的出路。
张禹说,“农村的孩子再努力,能比得过北京上海的孩子吗?”尽管孩子这么小就进行这样残酷的练习有所不妥,但在张禹看来,“小时候不抓紧,过几年就只能去富士康的流水线或者工地搬砖了”——那份打工的苦,张禹比谁都清楚,背负着村里人的冷嘲热讽,他也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
对于很多底层小网红或者他们的家庭来说,网络直播的出现是茫然生活中一种新的玩法,更是一种生计出路,“当网红”被视为改变阶级地位和未来命运的一次机会。
然而,比望望父亲的严格训练更为残酷真相是:网络直播并不能成为他们冲破阶级桎梏的救命的稻草。
在平台为王,流量至上的互联网直播生态下,表演者不过是廉价的劳动,这个市场风云变幻,以此为生的人,生计充满了脆弱性。
直播进行到第二个月,张禹发现,关注的人越来越少了……自从被媒体报道后,他的直播间总有人骂骂咧咧,有人说,“你不配拥有这样的儿子。”……
媒体报道后,他拥有5万粉丝的直播账号因为网友举报而被屏蔽,换了一个直播平台,没多久又被封了。他说自己累了,已经不想再换地方了。
被钢丝甩来甩去的他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直播平台放弃了自己。他说,也许从一开始,双方就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中国青年报 《悬在钢丝上的父与子:父亲不信“知识改变命运”》
平台资本掌握内容准入的权力,粉丝决定市场需求的方向,而贡献内容的底层孩子没有媒体营销资本的加持,即使一时间火了,也随时可能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狱。
而大多数观众并不会对一个底层家庭的沉浮注以太久的目光,更多的,是去寻找与享用另一个“乡村城镇范儿”的雷点和笑点。最终,爬不上去的依然爬不上去,被鄙视的仍然被鄙视。
而在残酷的网络视频市场中,孩子们总是不知不觉就一夜长大。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提到,作为一种的媒介的电视,比印刷媒介更能全方位渗透至生活,孩子和大人同时接受同样的信息,童年与成人的界限也日益模糊。
而互联网相对于电视,可谓更加无孔不入,社交媒体与直播平台的普及,不仅吸引了儿童观众也吸引了儿童“演员”,在流量至上、奇葩当道的市场逻辑之下,那些底层的小演员们被迫学会迎合成人的怪趣味,也被迫见证人心的复杂与善变。
网络平台只要被资本逻辑控制,这样的事实就难以改变。当今,互联网资本的盈利合理性被过度强化,对互联网现象衍生出来的“恶”却少有反思。我们既不愿看到这些孩子过早承受一切,也不想看到自己在荒芜空洞的网络文化中变成只懂傻笑的呆子。作为在此局中掌握绝对权力的互联网商业主体责无旁贷。
目前看来,它们还不打算主动而认真地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因此还要靠广大消费者与幕后的那些内容贡献者去倒逼与推动。
什么是真正的好内容,该生产怎样的内容,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参与权,而不应由利益至上的资本来定义。
本文转自土逗公社(tootopia.me)
一个反思常识的内容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