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拾遗(ID:shiyi201633),“美国高中留学”获授权转载。
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
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1937年,北平沦陷时,
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
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
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
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
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
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
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
“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
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
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
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
“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
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
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
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8年11月,
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
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
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
“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
“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
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
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
“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
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
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
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联大老师,就这样从小事中将“士”之精神传递给学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
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
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如果您对于留学有任何疑惑,欢迎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立即与我们的咨询顾问直接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