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闻】韓巍：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宮氏與曾國——兼論“周初賜姓說”

选自《青铜器与金文》第一辑

韓 巍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是近年西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從2011年初至今，先後經過兩次大規模發掘，共清理墓葬140餘座。其中多座墓葬出土帶有“曾侯”銘文的青銅器，故學界一致認為該墓地是西周早期的曾國墓地。葉家山墓地的發現，為解決曾國族源及“曾—隨之謎”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綫索。

圖一：簋器形與銘文（《江漢考古》2014年第2期）

葉家山墓地主人——西周時期曾國的姓氏和族源，一度是學界熱烈爭論的問題。從墓葬形制、棺槨制度和隨葬器物風格看來，葉家山墓地顯然屬於“周文化”系統。雖然墓葬出土銅器沒有發現直接表明墓主為何“姓”的銘文，但是東周時期的曾國為姬姓，已有多件銅器銘文為證。而且東周曾國的重要墓地，如棗陽郭家廟、京山蘇家壟、隨州文峰塔、擂鼓墩等，都分佈在隨棗走廊地區，而以隨州為中心，說明其地域與西周曾國相合。東周曾國墓葬與葉家山墓地一樣都是東西向。因此主持墓地發掘的黃鳳春等學者認為東周之“曾”與西周之“曾”應該是一脈相承，葉家山墓地代表的西周曾國亦屬姬姓，方輝、黃銘崇、張懋鎔、王恩田等學者也支持這種意見[1]。但是葉家山墓地所有墓葬均為東西向，墓主頭向東，這與姬姓周人高等級墓葬完全不同。以往所見可確定為姬姓周人的大墓均為南北向，墓主絕大多數頭向北[2]。而西周至春秋初期為數不多的東西向大墓，其族姓能夠確定者均非姬姓，如絳縣橫水倗氏墓地為媿姓[3]，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為嬴姓。葉家山墓地還有少數墓葬有腰坑殉狗葬俗，其中包括規格較高的M1，這種葬俗被認為是“商文化”系統墓葬的重要特徵。西周時期有腰坑殉狗的墓葬多數屬於殷遺民或有東方背景的族群，可確定為姬姓周人的墓葬則無一發現[4]。葉家山墓地出土的銅器銘文中有為數不少的族氏銘文和日名稱謂，這與目前學界普遍接受的“周人不用族徽說”和“周人不用日名說”相矛盾[5]。此外張昌平指出，葉家山M27出土的雙耳簋、尊等仿銅陶禮器基本不見於關中地區西周遺存，而是殷墟文化陶器的延續[6]。因此，在2014年以前，多數學者認為西周時期的曾國並非姬姓，東周之“曾”與西周之“曾”不是同一國族[7]。

圖二：曾侯簋器形與銘文（《隨州葉家山》第124頁）

2014年春，黃鳳春、胡剛發表《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一文（以下簡稱《說“南公”》[8]），其中介紹了葉家山墓地M111出土的一件方座簋（M111:67）。簋內底有銘文9字：“乍（作）剌（烈）考南公寶尊彝。”（圖一） “”這個人名亦見於M111出土的兩件帶蓋圈足簋（M111:59、60），銘文作：“曾侯乍（作）寶尊彝。”[9]（圖二）兩篇銘文中的人名應該是同一個字，故其作器者應該是同一位曾侯，其名為“（）”，這是繼“曾侯諫”之後公佈的第二位有私名的曾侯。從《隨州葉家山》圖錄發表的圈足簋銘文照片看來，曾侯之名很清楚是左側從“立”、右側從“犬”（圖二）。但黃文公佈的方座簋銘文拓片，器主之名作“（见圖四）”，左側所從之人形之下無橫畫、兩腿之間多一斜筆，看上去像是“亢”字（圖一）。故黃鳳春、胡剛以及《隨州葉家山》圖錄編者都將此字釋為“犺”，部分學者從其說。但目前多數學者主張此曾侯之名應隸定為“”或“立犬”字[10]。我懷疑方座簋此字所從“亢”形實為“立”字漏鑄底部橫畫，當中的斜筆模糊不清，很可能是鑄造時的疤痕或鏽斑。當然解決這一爭議還有待M111出土銅器銘文的更多公佈。

誠如《說“南公”》所言，簋銘文明確提到“烈考南公”，說明曾侯“（）”與西周曾國公室都是“南公”的後裔。只要弄清“南公”所屬家族的姓氏和族源，西周曾國的族姓問題自然迎刃而解。《說“南公”》指出，“（）”簋的“南公”與大盂鼎（《集成》2837）銘文的“祖南公”是同一人[11]，而據南宮乎鐘（《集成》181）銘文可知，“南公”之“南”實為“南宮”二字之省，故“南公”之家族就是南宮氏。這些看法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簋銘文證實西周曾國是從王朝世族南宮氏分出的小宗，這為解決曾國的族源和始封問題提供了關鍵證據。

我在博士論文《西周金文世族研究》中，曾有一節專門討論南宮氏的姓氏、族源、世系等問題，其後又曾根據新出金文進一步論證南宮氏為姬姓[12]。據文獻記載，南宮氏是輔佐文武建國克商的重要功臣，其中最多見的人物是南宮括（“括”亦作“适”）。《尚書·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尚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13]，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為四友。”[14]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曰：“文王昌……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為四臣。”[15]可見，南宮括與閎夭、散宜生、太顛、太公望等人一樣，都是投奔文王的異族人，並非周王室嫡系。《史記·周本紀》敘述武王克商之後，“命南宮括散鹿台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書·克殷》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錢，散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史遷將《逸周書》的“南宮忽”、“南宮百達”二人皆改為“南宮括”，或別有所據。但由《逸周書》可知，周初活躍於政治舞臺的南宮氏族人除南宮括外，還有南宮百達（“百”應為“伯”之借字）、南宮忽等人。[16]清華簡《良臣》曰：“文王有閎夭、有泰顛、有散宜生、有南宮适、有南宮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師尚父、有虢叔。”[17]“南宮夭”未見於傳世文獻，不知是否即“南宮忽”[18]。 “伯适”與“南宮适”應該本為一人，簡文誤分為二[19]。

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尚書·顧命》有“南宮毛”，從時代看當為南宮括之子輩。其後最為顯赫的南宮氏宗子當推大、小盂鼎的器主“盂”。大盂鼎銘文曰“載令汝盂型乃嗣祖南公”，又曰“賜乃祖南公旂”，可見盂的爵位和官職是直接繼承自其祖父“南公”。這位“南公”，誠如眾多學者所言，應該就是南宮氏始祖南宮括。小盂鼎（《集成》2839）銘末有“用作□伯寶尊彝”字樣，“伯”上一字模糊不清，估計是氏名或諡號；盂之祖父稱“南公”，故“□伯”只能是其亡父，稱“伯”說明他生前尚未獲得“公”之爵號。我認為這位“□伯”應該就是《尚書·顧命》之“南宮毛”，他可能去世較早，未及被冊命為“公”，故周王命盂之時只提及其祖、未提其父。從大盂鼎銘“汝妹辰有大服”一語看來，盂繼任南宮氏宗子之時年紀尚幼，而大盂鼎賞賜之級別甚高，此時盂任職應該已有一些年頭。大盂鼎之紀年為康王二十三年，小盂鼎為二十五年，而康王即位時南宮毛尚在世，故南宮毛之去世與南宮盂之繼為宗子，可能在康王在位早期。傳世器還有盂爵（《集成》9104），學者多認為與盂鼎為一人所作，其銘文曰：“唯王初（）於成周，王令盂甯登（鄧）伯。”所記乃時王即位不久之事，故此“王”應為昭王[20]。南宮盂在昭王時仍居要位，“安州六器”之中方鼎（《集成》2751-2752）、中觶（《集成》6514）以及晉侯墓地M114出土之“（）”甗（《銘圖》3363）銘文中，隨昭王南征、“伐反虎方”的“南宮”，應即南宮盂。此外，平頂山應國墓地M242出土的柞伯簋（《銘圖》5301）銘文曰：“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宮率王多士。”王龍正等學者將其定為康王器[21]，但亦有在昭王時期的可能，銘文中的“南宮”應該也是南宮盂。

恭王時期的廿七年衛簋（《集成》4256）銘文記錄周王對裘衛的冊命[22]，其右者為“南伯”，應是此時的南宮氏宗子。厲王時有南宮柳鼎（《集成》2805），器主南宮柳受命“司六師牧、陽（場）大□，司羲夷陽（場）佃事”，也就是管理六師的農牧業生產，兼管“羲夷”地方的農事。宣王早期的南宮氏宗子為南仲邦父，見於駒父盨（《集成》4464）銘文：“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駒父即南諸侯，率高父見南淮夷，厥取厥服。”另外，無叀鼎（《集成》2814）銘文中的右者稱“司徒南仲”，應即南仲邦父。《詩·大雅·常武》敘述宣王時征伐徐方之役，參加者有南仲、太師皇父、程伯休父，學者多認為駒父盨與此役有關。而《小雅·出車》則記錄了南仲率軍抗擊玁狁的功績。南仲邦父之後，南宮氏的宗子是南宮乎，在宣王三十七年的善夫山鼎（《集成》2825）銘文中擔任右者，其自作之器有扶風縣豹子溝出土的南宮乎鐘：“司土南宮乎作大林協鐘。茲鐘名曰無（）……先祖南公、亞祖公仲必父之家。”南宮乎官為“司土（徒）”，與南仲邦父相同，而厲王時南宮柳的職事顯然也是“司土”的下屬，可見至遲在西周晚期，南宮氏宗子已世襲“司土”之職。南宮氏直到春秋時期仍是周王室重臣。《春秋》隱公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季”應是南宮氏族人。《左傳》中出現的南宮氏後裔，還有昭公二十三年的“南宮極”和昭公二十四、二十六年的“南宮囂”。最終南宮氏因屬王子朝之黨羽，在政爭中失敗，而與王子朝及召氏、毛氏、尹氏等族逃奔楚國。

《說“南公”》雖然正確地指出“（）”簋銘文之“烈考南公”即南宮括，但接下來卻致力於論證南宮氏即周文王幼子聃季載之“聃氏”，並由此證明南宮氏與曾國公室皆為姬姓，且為周王室之嫡系後裔。此說源出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一書，認為大盂鼎之“祖南公”即文王子聃季載，“冉”和“聃”都是假借字，“聃季”當以作“南季”為正[23]。但歷來少有學者贊同唐說。實際上，唐說的直接證據只有《白虎通·姓名》一條：

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故置叔、季上。

文王幼子“聃季載”之氏名見於先秦兩漢文獻者，大多寫作“聃”，如《左傳》定公四年：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國語·周語中》：

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

《列女傳》卷一：

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

《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義》佚文：

聃氏，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之後。

此外，《漢書·古今人表》亦曰：“聃季載，文王子。”

《史記》則作“冉季載”，如《管蔡世家》：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

張守節《正義》曰：

冉作“丹”，音奴甘反。或作“”，音同。冉，國名也。季載，人名也。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載最少，故言季載。

《衛康叔世家》亦曰：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

可見“聃季載”之氏名以“聃”最多見，其異體或作“（）”，省體作“冉”。“聃季載”寫作“南季載”，僅見《白虎通·姓名》引《詩傳》一處。而《列女傳》與《白虎通》文字極為接近，明顯有同源關係，但其“聃季載”一名卻與《白虎通》不同。《白虎通》所引《詩傳》，清人陳立認為“蓋《魯詩·思齊》詩‘則百斯男’《傳》文也”[24]；無論如何，其成書年代不會早於《左傳》、《國語》等書。與其將《白虎通》“南季載”之“南”視為正字，“聃”、“冉”等視為借字，還不如說“聃”或“冉”為正字、“南”為借字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唐蘭將《春秋》隱公九年的“南季”視為“南季載”之後人，認為“南季”即“南季氏”，也是有問題的。《春秋》經傳中之人名採用“氏名+排行”形式者，其排行字一般是指個人在兄弟中的實際排行而非“氏”。“南季”應是南宮氏之族人排行為“季”者。《春秋》、《左傳》中的“南季”、“南宮極”、“南宮囂”等人，始終延續了西周南宮氏的稱謂形式，其氏名稱“南宮”，亦省稱為“南”。而聃氏之後裔見於《左傳》者，有文公十四年之“聃啟”；另外桓公九年、莊公六年有鄧國之“聃甥”，應為聃氏之外甥。可見在《左傳》作者眼中，聃氏與南宮氏是區分非常清楚的兩個家族，二者從未混淆。因此，唐蘭所創“聃季”即“南季”、“聃氏”即“南宮氏”之說，是無法成立的。《說“南公”》沿用唐說，試圖通過論證“南公”即“聃季載”來證明曾國為姬姓，不能不說是誤入歧途[25]。

實際上，《說“南公”》已經透露了有關曾國族源的另一重要新出銅器銘文，即2009年出土於隨州文峰塔墓地春秋晚期墓葬M1的曾侯“（）”編鐘。隨後，《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發表了文峰塔墓地M1、M2的發掘簡報，公佈了曾侯“（）”編鐘的全部資料[26]。與曾國始封及族源相關的信息集中於A組兩件編鐘（M1:1、2）銘文的開頭（以下釋文全用寬式）：

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见图八）曰：伯适上庸，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庇淮夷，臨有江夏。……

鐘銘的“伯适”，學者一致認為即南宮适，可見南宮氏後裔的確是將南宮适視為其大宗始祖。銘文說南宮适“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可與大盂鼎銘文的開篇對讀：“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慝，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禦事，“（）”酒無敢“（）”，有祡蒸祀無敢“（）”。故天翼臨子，法保先王，□有四方。”兩相比較，可見曾侯“（）”鐘銘對南宮适事蹟的追述，與大盂鼎銘對文王、武王及本族祖先的描寫，應該是源於同樣的歷史記憶。鐘銘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庇淮夷，臨有江夏”一句，是對曾國始封的記述。“南公”，多數學者認為即南宮括，亦即曾侯“（）”之“烈考南公”。此句說周王命“南公”在“汭土”營建都城，學者多指出與晉公“（）”（《集成》10342）“王命唐公，安宅京師”相似，意指受封而建立諸侯國。“君庇淮夷，臨有江夏”，與漢水中游隨棗走廊的地望恰好相合。曾侯編鐘銘文不僅解決了曾國的族源和始封地問題，而且使西周之“曾”與東周之“曾”並非一國的說法不攻自破。同時，既然曾國是西周開國功臣南宮适之後裔，在武王克商之後方才受封於南土，那麼認為西周曾國是承襲晚商之“曾”的看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曾侯鐘銘明確記載曾國之始祖為“伯适”即南宮适，輔佐文武兩代完成克商大業，與文獻記載中南宮适的事蹟完全相符。但傳世文獻中卻從未見過聃季載輔佐文武、參與克商之役的任何記載。先秦兩漢文獻都說聃季載在武王同母兄弟中年紀最小，其次則為康叔封。《逸周書·克殷》記武王克商之經過甚詳（《史記·周本紀》本之而稍有不同），其中提到的武王大臣和兄弟有師尚父、散宜生、泰顛、閎夭、尹逸（史佚）、南宮百（伯）達、南宮忽、召公、畢公、周公、管叔、毛叔鄭、曹叔振、衛叔封等人，但未提及聃季載。蓋因聃季載當時年紀尚幼，不能承擔軍政事務。《左傳》定公四年記魯、衛、唐三國始封之時，“聃季授土，陶叔授民”，說明“聃季為司空”是在成王時周公平叛之後。因此，聃季載絕非曾侯鐘銘描寫的曾國始祖“伯适”，也不是簋銘文的“烈考南公”和大盂鼎銘的“祖南公”。

以曾侯編鐘銘文為出發點，黃鳳春、胡剛兩位又發表《再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一文（以下簡稱《再說“南公”》）[27]，放棄了將“南公”視為“聃季載”的舊說，改取“南公”即南宮适的新說。這一看法既符合曾侯鐘銘的描述，又能與傳世文獻及其他銅器銘文互相印證，因而獲得學界的普遍贊同。曾國公室既然是從南宮氏分出的一支，那麼只要證明南宮氏為何姓，曾國的族姓自然可知。

南宮氏究竟為何“姓”，過去由於缺乏銅器銘文的確證，學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見。日本學者白川靜認為大盂鼎銘末用“唯王廿又三祀”來紀年，屬東方氏族之傳統習慣，因此懷疑盂之氏族是歸附於周王朝的東方系氏族，被改封於關中[28]。沈長雲、何豔傑根據南宮氏銅器銘文使用日名、大盂鼎銘末紀年用“祀”以及文獻中南宮括為異族的記載，也認為南宮氏是原屬殷商的東方舊族，並非姬姓[29]。朱鳳瀚則根據大盂鼎銘文內容，懷疑盂是周王同姓貴族，南宮氏似為姬姓[30]。幸運的是，近年來随着新出金文資料的不斷面世，解決南宮氏的族姓問題已有了足夠的證據。

圖三：南宮倗姬簋銘文（《銘圖》第9冊頁349）

圖四：南宮姬（倗季）簋器形及其蓋、器銘文

（《銘圖》第9冊頁211）

近年所見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南宮倗姬簋（《銘圖》4603），銘文曰：“南宮倗姬自作寶尊旅簋。”（圖三）此器雖未見器形，但從銘文照片看來應非偽器。“南宮倗姬”應是出身於南宮氏而嫁於倗氏的女子，這種稱謂形式是將父族之氏“南宮”與夫族之氏“倗”迭加於“姬”姓之前，較為少見，類似者有傳世的蘇衛妃鼎（《集成》2381－2384）。倗氏為媿姓國族，有“倗仲作畢媿媵鼎”（《集成》2462）可證，近年山西絳縣橫水墓地的發掘已證實其封地所在[31]。故“南宮倗姬”之“姬”只能是其父族南宮氏之姓。還有一件南宮姬簋（《銘圖》4464），器形為斂口圈三足簋，圈足下有三個較高的小足，足跟作象鼻狀外卷，半環形耳下的垂珥亦作象鼻狀；通體素面，僅口沿下有一周弦紋，其年代應在西周早中期之際。其蓋銘為：“南宮姬作寶尊。”器銘為：“倗季學（？）馹（？）守（？） 旅簋。”[32]（圖四）蓋與器的作者不同，應非原配；但蓋、器能密合，說明所屬的兩件簋應是同時所作，形制相同[33]。因此我懷疑蓋之作者“南宮姬”就是器之作者“倗季” 的夫人，也就是前述南宮倗姬簋的器主。這幾件銅器很可能是從橫水墓地最早被盜的M3流出，“倗季”與保利博物館藏倗季鳥尊（《銘圖》11687）的器主應為同一人。此外，曲沃縣曲村墓地M6081曾出土兩件南宮姬鼎（圖五，《銘圖》1698-1699），與上述銅器年代相近，其器主與上述的“南宮姬”、“南宮倗姬”亦有可能是同一人。曲村與橫水相距不遠，倗氏本為晉國之臣屬，倗氏小宗夫人“南宮姬”之器出土於晉國邦墓區，可能是由於賵贈等原因。[34]同時，在私人收藏銅器中還有多件“南姬”所作器，如首陽齋藏兩件南姬爵（圖六，《銘圖》8527-8528）[35]。另有一件南姬盉（圖七，《銘圖》14685），與南姬爵或為一人所作，年代當在西周初年，較前述諸器要早。這幾件銅器銘文中的“南姬”即“南宮姬”的省稱，都是出身南宮氏而嫁入異族的女子[36]。

圖五：南宮姬鼎器形及銘文（《銘圖》第3冊頁361）

圖六：南姬爵器形及銘文（《銘圖》第17冊頁78-79）

除了上述南宮氏為姬姓的銘文證據外，現在又有了文峰塔M1出土B組曾侯殘鐘（M1:3）銘文的新證：“曾侯曰：余稷之玄孫。”曾侯宣稱自己是后稷之苗裔，那麼曾國的大宗南宮氏自然是周王室之同宗。因此，在曾侯鐘銘文公佈之後，原先認為葉家山墓地主人並非姬姓的學者大多放棄舊說，承認葉家山之“曾”為姬姓，且與東周曾國一脈相承[37]。另外一些原先就認為葉家山墓地屬於姬姓的學者，則進一步結合文獻與金文資料梳理了南宮氏的族姓與源流[38]。

圖七：南姬盉器形及銘文（《銘圖》第26冊頁96）

按照學者通常的看法，問題到此似乎已經圓滿解決。但在我看來，葉家山墓地迥異於典型姬姓周人墓葬的大量文化因素仍然不容忽視，白川靜等學者提出的南宮氏為東方系氏族的說法仍有其價值。如前所述，葉家山墓地墓向均為東西向，少數墓葬有腰坑殉狗習俗，出土銅器有大量使用族氏銘文和日名的現象，這些都是曾經佔據優勢的“曾國非姬姓說”的重要論據。而當時持“曾國姬姓說”的學者則有不同解釋，如黃銘崇認為銅器銘文多見族銘、日名是周初分封時“分器”的結果；張懋鎔指出葉家山出土族徽多出現在酒器上，且比較分散，沒有一種佔優勢，族徽與墓主人應該沒有關聯[39]。但引人注意的是，葉家山出土的曾侯家族所作銅器也有使用族銘和日名的現象。如M111出土的一件方鼎（M111：85）有銘文：“曾侯作父乙寶尊彝”，器主或為曾侯。M27出土的伯生盉（M27:15）銘文曰：“伯生作彝，曾。”這種將氏名放在銘文末尾的做法，與殷遺民的族氏銘文如出一轍。隨着研究的推進，堅持“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說”的張懋鎔對此做出解釋，他承認曾國以及召氏等少數“姬周貴族”偶爾也使用族徽、日名，但使用的時間和地域範圍均十分有限；曾國位置偏東，可能是受商文化影響，不能因此而否定族徽、日名以及腰坑、殉人等文化因素在區分殷遺民和姬姓周人時的作用[40]。而反對“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說”的王恩田則認為族徽、日名、腰坑、墓葬東西向等因素在商周時期普遍存在，都不能作為區分殷遺民和姬姓周人的標準[41]。在上述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中，我更傾向於前者[42]。但是僅僅將族銘、日名、墓葬東西向等視為姬姓曾國受商文化影響的偶然現象，同樣有過於簡單化之嫌。實際上，曾國大宗南宮氏的銅器銘文也有使用族銘、日名的現象。傳世器甾觶（《集成》6504）銘文曰：“甾作父己寶尊彝，南宮。”器主“甾”是南宮氏族人，不僅使用“父己”的日名，而且也像伯生盉一樣，將氏名“南宮”置於銘文之末。可見南宮氏家族有使用族氏銘文和日名的固有傳統，這也被其小宗曾國繼承。由此推測，葉家山曾國墓葬的東西向、隨葬商文化陶器等習俗，很可能也存在於南宮氏大宗的墓葬中，只不過現在尚未發現。這些跡象都表明南宮氏在文化傳統上迥異於周王室嫡系後裔，而與殷遺民為代表的東方系族群接近。而且據《尚書大傳》等文獻記載，南宮氏的始祖南宮括原本就是投奔周文王的異族人。

南宮氏及其小宗曾國既是姬姓，又具有濃厚的東方文化色彩，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呢？我在博士論文《西周金文世族研究》中曾提出一個“大膽假設”：南宮氏以及召氏、榮氏等姬姓家族，可能是源出東方而被周王室“賜予”姬姓的異族。國內學界流行的傳統觀念往往將周人之“姓”視為天然血緣組織的標誌，凡同屬一“姓”者都是一個“共同祖先”的後裔。曾侯殘鐘銘文自稱“余稷之玄孫”，即后稷之苗裔，在多數學者看來自然是曾國及南宮氏與周王室同出一源的明證。然而在人類學有關“族群認同”和“集體祖源記憶”的理論視角下，很多傳世和出土文獻中有關古國古族祖先起源的描述並非不言自明的“歷史事實”。例如據《史記·吳太伯世家》等文獻記載，吳國乃周王季之兄太伯、虞仲避位讓賢、逃奔東南蠻夷之地而建立，吳國為姬姓也有很多銅器銘文的鐵證，這在多數國內學者看來應是無可爭議的“史實”，考古學方面的“吳文化”探索也是在此前提下展開。台灣學者王明珂卻認為吳人本是東南土著，“太伯奔吳”的傳說是東周時期吳人為攀附中原文化而製造的一種“祖源記憶”[43]。目前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林鵠曾撰文探討西周時期的“姓”觀念，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說[44]。他認為西周時期的“姓”並不是一種僅與血緣相關的身份標誌，而是同時包含有族群、文化、政治等多重而複雜的認同。具體說來，同一“姓”內部可以包含族群來源不同、文化傳統各異的群體，而具有相同血緣祖先的群體卻有可能被分為不同的“姓”。西周諸“姓”格局的形成，與周初建國克商過程中大規模吸納異族有關。随着統治地域的迅速擴張，姬周集團為了最大限度地將新征服地區的東方族群融入“周人”群體中，從而壯大自身、削弱敵對的商王朝，可能採取過將一些主動歸順的東方族群“賜予”姬姓的措施。這也就是我在本文副標題中提到的“周初賜姓說”[45] 。以本文討論的南宮氏為例，在周人建國之初，周王室為吸納這一來自東方的重要家族而“賜予”其姬姓，這意味着二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擬血緣關係”；與接受“賜姓”相配合，南宮氏及其小宗曾國也產生了與周王室同為“后稷之孫”的祖源記憶；這種祖源記憶随着南宮氏家族在周王朝內部的傳承而不斷強化，到春秋晚期曾侯在位時早已成為不爭的“歷史事實”。王澤文、黃益飛等學者均指出，與曾侯殘鐘“余稷之玄孫”類似的“祖源追溯”式銘文多見於春秋中晚期，如宋公䜌瑚（《集成》4589-4590）銘文自稱“有殷天乙唐（湯）孫”、邾公（金+乇）鐘（《集成》102）銘文自稱“陸終之孫”等；年代更晚的戰國中期陳侯因次敦（《集成》4649）更將始源追溯到“高祖黃帝”，黃益飛認為這與春秋晚期以後政治形勢導致的古史觀變化有關[46]。其實類似現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反復發生，比如魏晉以降入主中原的北方草原民族，有很多聲稱自己是黃帝苗裔[47]。北朝時期出身北族的很多新興家族為了抬高身份，紛紛攀附漢晉時期的望族名人為始祖，並通過編造族譜、營建家族墓地等方式將這種“祖源記憶”合法化。這些晚期歷史現象與周人的“賜姓”和“共同祖源記憶”製造並無本質區別。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一辑书影

而且，南宮氏並非周初被“賜予”姬姓的唯一案例，與其相似者還有召氏和榮氏。《國語·晉語四》胥臣稱周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韋昭注：“周，周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尚書·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偽孔傳》曰：“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及文母。”可見召公、榮公與“南宮”一樣，文王時已為重臣，後又輔佐武王克商。召氏與榮氏，在傳世文獻中皆有“姬姓”或與周同族的記載，但這些記載大多出現於秦漢以後。而召氏與榮氏的銅器銘文，卻與南宮氏一樣有使用日名和族氏銘文的現象。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裴駰《集解》引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 《白虎通·王者不臣》：“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邵公，周公之兄也。”《詩·召南·甘棠》孔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以召公為“文王之庶子”。孔穎達、陸德明俱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舉“文之昭”十六國無燕，認為皇甫謐之說沒有根據[48]。但顧棟高根據《左傳》富辰有“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之言，認為召似為周之近族，故皇甫謐之言未為無據[49]。任偉綜合以上諸說，支持“周之支族”說，而否定“文王庶子”說；所謂“周之支族”，是指與周王室出自同一遠祖、血緣關係較遠的家族[50]。傳世器匽侯簋（《集成》3614）銘文曰：“匽侯作姬承尊彝”，應是匽侯為其女“姬承”所作媵器，可見燕國確為姬姓。因此，召氏為姬姓應該沒有問題。然而召氏銅器銘文多見使用日名的現象，久已引起學者注意。西周早期的憲鼎（《集成》2749）、伯憲盉（《集成》9430）、伯龢鼎（《集成》2407）、龢爵（《集成》9089）均稱“召伯父辛”，匽侯旨鼎（《集成》2269）亦 稱“父辛”。洛陽北窯墓地M161出土的叔造尊（《銘圖》11736）銘文曰：“叔造作召公宗寶尊彝，父乙”。另外，在大保方鼎（《集成》2157－2159、2372）、大保戈（《集成》10954）等器銘文中，還綴有“大保”二字；陳夢家指出，“大保”二字或在銘文之末，或在其前，而皆有空隔，應是用作“族名”[51]。張懋鎔認為這些現象是召氏後代受到殷商文化影響所致[52]，任偉則提出這是因為召公奭不屬姬周族本支，在文化習俗上與姬周族不盡相同[53]。白川靜曾提出，殷墟卜辭中的“旨方”其實是“召方”，是召氏的祖先；其活動地域北至晉南，南至河南中部，是商人西邊的強大方國；“召方”一度曾被商人征服，周人東進後轉而與周人合作，遂成為周代重要世族[54]。白川靜將“旨”字釋為“召”，似不可據；但卜辭中確有“召”地，其寫法與西周召氏之氏名接近，陳夢家認為在今山西垣曲縣[55]。因此召氏的祖先在晚商時期很有可能活動於晉南地區。

《國語·晉語四》將“周、邵、畢、榮”並列，周、召、畢三族皆為姬姓，榮氏亦不例外。《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偽孔傳》曰：“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史記·周本紀》本於《書序》，裴駰《集解》引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在西周金文中尚未見到榮氏為姬姓的直接證據，但春秋銅器有齊縈姬盤（《集成》10147），“縈”當為“榮”之異體[56]，“齊縈姬”是嫁到齊國的榮氏女子，可證榮氏為姬姓。榮氏之銅器銘文亦有使用日名和族銘的現象。西周早期有一組傳出洛陽的“榮子旅器”，銘文中多見日名，如榮子旅鼎（《集成》2503）稱“父戊”、榮子旅甗（《集成》930）稱“祖乙”等。保利博物館收藏的榮仲方鼎（《銘圖》2412），年代應在西周早中期之際，銘文末尾曰：“用作父丁（）彝，史。”“史”字族銘多見於晚商時期，尤其是山東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不少帶有“史”族銘的銅器，其年代從商末延續至西周早期。學者多認為前掌大墓地屬於薛國，而傳世器薛侯鼎（《集成》2377）銘文曰：“薛侯戚作父乙（）彝，史。”說明薛國確為“史”族後裔。薛國為妊姓，無論史籍還是出土銘文都有明證。而王季之妃、文王之母太妊恰好是來自“殷商”的妊姓女子[57]。榮氏或許是在王季之時随着周人與東方妊姓國族的通婚而遷入關中。榮氏與薛國同為商代“史”族之苗裔，但一為姬姓，一為妊姓。這為我們理解殷周之際“姓”的形成與當時族群分化、變遷的關係，提供了一個鮮活例證。

以上所舉南宮、召、榮三族有相當多的共同點。第一，他們的始祖在文王時已經是重要的大臣，後來輔佐武王克商建立功勳，奠定其家族在西周王朝中的地位；其後代一直擔任王朝卿士一級的高官，屬於西周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幾百年間雖歷經起伏，但都延續至春秋時期。第二，他們都是姬姓，但卻不在《左傳》所列舉的“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等毫無爭議的周王室嫡系之內；有關召氏、榮氏屬於“姬姓”或周之同族的文獻記載，最早都是兩漢時期產生的；而南宮氏則有文獻明確記載是投奔周人的異族。第三，他們的銅器銘文都有使用日名和族氏銘文的現象（主要集中在西周早期），這些現象被公認為殷商和其他東方系族群的文化傳統，而在周王室嫡系國族的銘文中則極為罕見[58]。另外南宮氏的小宗曾國保持東西向墓葬的傳統，與姬周嫡系的葬俗迥異，這也體現了他們的東方文化背景[59]。

綜上所述，我認為南宮、召、榮三族可作為“周初賜姓說”的典型例證。他們的祖先都是具有東方背景、深受商文化影響的族群，商末活躍於殷周之間[60]，在文王時期東向擴張過程中主動投靠周人，成為文王的得力助手，被“賜予”姬姓，視為周之同族[61]。他們的後代仍然或多或少保持了一些商文化色彩，如銅器銘文使用日名和族銘，墓葬東西向等等。他們與“殷遺民”或東方系家族保持密切關係，如琉璃河墓地和葉家山墓地都發現了多種族氏銘文，有學者認為這些異族銅器是來源於喪禮時的賵贈[62]，其中一些異族可能就在燕國和曾國的直接統屬下。然而由於南宮、召、榮等族較早融入姬周統治集團，受周文化同化很深，與那些克商之後才被遷入周人統治區的“殷遺民”相比，他們身上的商文化印記又淡薄得多。比如他們使用日名和族銘基本只限於西周早期，而且創造了一種將氏名或官名（如“南宮”或“大保”）置於銘文末尾的“殷周混合式”做法。在葬俗方面，他們在西周早期都已拋棄了商文化墓葬最典型的腰坑殉狗和殉人習俗[63]，除去少數墓向不同以外，他們的墓葬形制和葬俗已與周人無異[64]；而同時期關中和洛陽等級較高的“殷遺民”墓葬，仍然普遍保留殉人和腰坑殉狗葬俗，甚至連晉南地區較早歸順周人的倗氏、霸氏也是如此[65]。《荀子·儒效》篇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在這些姬姓封國中，與召、榮、南宮等族情況相似的恐怕還有不少。在殷周之際族群關係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這些家族利用他們身處東西方之間的政治與文化優勢，成為聯結周王室與被征服東方族群的紐帶，在鞏固西周王朝、促進族群融合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圖八：葉家山墓地平面圖（局部）

（《江漢考古》2013年第4期）

最後，我還想簡單談一下葉家山墓地所見曾侯世系，以及曾國受封與西周早期周人經略南土的關係。根據葉家山墓地兩次發掘的資料，學者比較一致地認為墓地的年代應在西周早期，即成、康、昭時期，下限不會晚到穆王。等級較高的銅器墓集中分佈於墓地中部，排列規律大致為自北向南（圖八）。M65、M28、M2、M3四座墓葬都出土帶有“曾侯諫”銘文的銅器，曾侯諫究竟是M65還是M28的墓主，學者還有不同意見。M65—M2和M28—M27這兩組大墓的年代先後，僅憑出土器物難以區分，但肯定相距不遠。M111出土“曾侯”銘文，墓主應是曾侯；該墓還出土四件甬鐘、一件鎛鐘，年代下限可能已進入昭王，是曾侯墓中最晚的一座。簋銘文表明曾侯是“南公”（南宮括）之子，比他年代更早的曾侯諫輩份不會更低，只能是南宮括之子甚至其弟。黃鳳春、胡剛認為曾侯諫與曾侯同為“南公”（南宮括）之子，二者是“兄終弟及”的關係，大盂鼎器主“盂”則是他們的侄輩，其說可從。曾侯與侄子南宮盂的活動年代大致相同，估計他應是南宮括的幼子。南宮括在成王時代還活躍了一段時間，其長子南宮毛（盂之父）大約在成康之際繼任為南宮氏宗子，年齡較小的兩個弟弟則相繼被分封到南土為曾侯（圖九）[66]。

圖九：西周早期南宮氏與曾侯家族世系

至於曾國始封君究竟是誰，《再說“南公”》一文根據曾侯鐘銘認為是南宮括，並援引周公、召公受封於魯、燕而以其長子代為就封之例。但南宮括與周公、召公身為朝廷重臣，不可能親臨封國處理政事，實際上獲得“侯”之職責與爵位的仍是其代封之子，克罍（《銘圖》13831）、克盉（《銘圖》14789）銘文可資佐證（當然這並不影響魯、燕、曾之後人在追溯祖先歷史時將周公、召公、南公視為其始封之君）。曾國始封君名義上是南宮括，實際上則是葉家山墓地年代最早的“曾侯諫”。另外《再說“南公”》以及其他一些文章認為西周早期的曾侯同時可稱“南公”或“南宮”，銅器銘文中的“南宮”即曾侯諫或曾侯，這是源於對西周宗法封建制和諸侯稱謂規律的誤解。西周時期，封邦建國也意味着家族發生分衍，王室或大世族的支子接受封地，成為封君（無論是畿內封君或畿外諸侯），同時也就分宗立氏，成為獨立的新家族，擁有自己的“宗統”，此即《禮記·大傳》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同時表現在稱謂形式上，受封之子要在自己的稱號前加上新的氏名（一般來源於封地），受封為諸侯者即稱“某侯”，從此始封君及其後裔都不再使用大宗的氏名，以使自己的家族與大宗相區別[67]。具體到本文所論，南宮氏為大宗，曾國是“別子”受封而建立的小宗。南宮括之子受封於曾，從此以“曾”為氏，其繼承者代代稱“曾侯”，不會也不能繼續使用大宗的氏名“南宮”或“南”。同時，大宗南宮氏仍為王朝貴族，宗子世代在朝廷任職，使用“南宮”或“南”的氏名，承襲南宮氏的“宗統”。如前文所論，中方鼎等器的“南宮”擔任南征統帥，曾、噩、晉等諸侯皆受其節制，其地位遠高於曾侯，從年代上看應該是大盂鼎器主南宮盂，而不可能是當時的某位曾侯。

為什麼曾國在始封後不久會出現“兄終弟及”的現象呢？我推測這是因為曾侯諫一支絕嗣。葉家山M27出土的伯生盉，銘末綴有“曾”字，說明器主屬於曾國公室，“伯生”很可能就是曾侯諫之太子尚未繼位為“侯”時的稱謂。與M27成組、帶有一條墓道的M28，應即曾侯伯生之墓。從該墓的規格看來，他生前已即位為“曾侯”，但可能不久就去世，沒有時間鑄造屬於自己的大批銅器，故死後只能用父親曾侯諫的銅器來隨葬。M28—M27北面的M65—M2，才是曾侯諫及其媿姓夫人的墓葬。正因為曾侯伯生早卒無後，為了維持曾國這個南土的重要據點，南宮氏才派南宮括幼子繼任曾侯，同時他也就承襲了曾國的“宗統”。

葉家山墓地的發現告訴我們，在昭王南征之前，周人的勢力已經深入漢水中游地區，“漢陽諸姬”的始封應該就在此時。從曾侯鐘銘看來，曾國受封南土是在武王“達殷之命，撫定天下”之後。但武王時期東方尚未平定，應該無力南顧，周人勢力初次南下江漢最有可能是在成王早期周公平叛之後。現藏弗利爾美術館的太保玉戈銘文曰：“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大保省南國，帥漢，遂殷南，令厲侯辟，用鼄走百人。”李學勤先生將此器定在成王前期，銘文記述周王在豐京命太保省察南國，沿漢水南下，殷見南國諸侯，乃命厲侯以僕御百人就封；他還指出，此器證明召公在周初對江漢地區的開拓中起了重要作用[68]。曾國、噩國與厲國的始封，應該就在召公“省南國”之前後。而曾國的大宗南宮氏，與召氏一樣也是此次南征的主要力量。以曾國為代表的“漢陽諸姬”當中，恐怕有不少是南宮氏、召氏的分族。後來昭王南征以南宮盂為統帥，絕非偶然，應與南宮氏和曾國在江漢地區長期經營、勢力深厚有關。曲村墓地M6081出土的兩件南宮姬鼎（圖五），口沿外侈，束頸，淺腹，平底，腹壁外鼓特甚，三柱足細而高，通體素面。這種形制特異的鼎在中原地區極為罕見，卻與南方湘江流域西周時期的一類銅鼎相似[69]，很可能是南宮盂南征江漢，將當地的文化因素帶回了中原。而宣王時南仲邦父再次出征南國，與南宮氏在南方的深厚根基也不無關係。

葉家山M28和M2都出土多件帶有“曾侯諫作媿”銘文的銅器，這位媿姓曾侯夫人很值得注意。西周時期的媿姓國族，最著名者就是晉南的“懷姓九宗”，東周時期的隗姓赤狄也分佈在晉南中條山和太行山區。但在南方淮漢地區也有一些媿姓國族，如鄂西北的復國[70]，皖北阜陽一帶的（胡）國，他們很可能是在西周早期伴隨周人向江漢地區進軍而南下的，其中一些或許是召氏、南宮氏的舊屬下。如南宮倗姬簋和倗季簋所示，曾國的大宗南宮氏與“懷姓九宗”之一的倗氏也有通婚關係。因此，曾侯諫的這位媿姓夫人無論是出身於留在晉南故地的“懷姓九宗”，還是出身於南下的媿姓國族，都暗示着南宮氏與晉南地區的歷史淵源。另外，與葉家山墓地相距僅二十餘公里的安居羊子山發現了西周早期噩國的墓地，出土多件“噩侯”銅器，證明姞姓噩國當與姬姓曾國同時受封於隨州一帶[71]。《史記·周本紀》稱商紂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戰國策·趙策三》“九侯”作“鬼侯”，應為媿姓之國。晚商時期的“噩”地，學者一般認為在河南沁陽一帶[72]，與晉東南相鄰。可見姞姓噩國、媿姓諸國族與姬姓周人一樣是殷商西土的重要勢力，他們在武王克商之前就已歸附於周。另外，與南宮氏一同南下的召氏，也是起源於晉南的舊族。而晉侯墓地M114出土的甗（《銘圖》3363）銘文顯示，晉國也是昭王南征的主力之一[73]。這些應該都不是歷史的偶然。

正如張昌平指出的那樣，葉家山墓地與江漢地區的隨州羊子山、黃陂魯臺山、蘄春毛家嘴等重要遺址，其年代都集中在西周早期，這可能是“昭王南征”這一歷史事件的反映[74]。葉家山墓地的下限不晚於昭王，其南面一公里處發現的廟臺子城址，極有可能是與墓地同時的曾國都城，其年代也在西周早期[75]。西周中晚期的曾國銅器迄今沒有發現，而曾國墓葬重新出現在隨棗走廊地區，已到春秋早期[76]。這說明随着昭王南征的失利，周人在漢水中游安插的一系列據點也難以立足，曾國可能一度撤出了隨棗走廊地區[77]，噩國和其他漢東諸侯或許也有同樣的經歷。後來經過厲、宣兩代多次大規模南征，周王朝重新奪回對南土的控制權，曾國才得以重返故地。

本文初稿作於2014年8月，隨後口頭發表於8月27日至29日在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召開的“‘出土文獻的語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曾侯編鐘銘文公佈之後，我對初稿做了一些修改、增補，並在2014年12月21日於北京召開的“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做過介紹，見《“曾國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5年第6期。此後由於種種原因，本文一直未公開發表，而學界又陸續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我在學習之後感到本文的觀點和思路仍可供學界參考、討論，有正式發表的價值。2016年暑期在梳理歷年發表的相關資料和論文的基礎上，又對本文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補充，形成最終定稿。雖然本文寫作時間拖延較久，但基本觀點和思路並未發生大的變化。

* 本文的研究同時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西周金文所見世族通考”（11CZS008）和北京市教委“青年英才計劃”項目“新出西周青銅器銘文綜合研究”（YETP0020）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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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袁之杨

审核 | 刘亦凡 于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