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雅讲座 | 彼得·费比格·邦：帝国研究如何“超越后殖民视野”？

2017年9月27日，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专业（PPE）和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第二期在清华大学逸夫馆报告厅举行，讲座主题为“世界历史中的帝国：超越后殖民”。此次讲座由彼得·费比格·邦（Peter Fibiger Bang）教授主讲，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主持，新雅书院副院长曹莉、赵晓力出席，PPE研讨课助教孔元博士参与讨论。讲座现场，除了有PPE专业的12名学生和其余选修政经哲研讨课的学生外，还有其他专业学生、留学生等。

汪晖教授主持讲座

 彼得·费比格·邦（Peter Fibiger Bang）是哥本哈根大学古典学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罗马帝国史、古代经济史、全球与比较史等。他发起并长期主持跨国研究团体“朝贡帝国比较”，曾任图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访问教授，发表《罗马巴扎》、《全球史中的朝贡帝国》、《普世帝国
》、《贸易与帝国》等著作论文多篇。

彼得教授演讲中

正式开始讲座之前，彼得教授简要地阐述了他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动机——从理论方面而言，大部分从事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学者都将视角聚焦在早期欧洲的殖民历史上，认为现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从帝国到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当今世界则是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体系。但彼得教授本人却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指出，无论是建立在大清帝国基础之上的以“统一多民族国家”为面貌的当代中国，还是二战后力图主导全球化并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都在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帝国及其遗产仍以某种方式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当今的全球化仍未实现国与国之间平等的诺言。从个人方面而言，彼得教授坦言自己对于罗马帝国史的浓烈兴趣，并且希望将自己的罗马史研究置于跨度更大的世界史中去考量，不仅追求史学细节，还要注重比较史研究。罗马帝国的影子从来就没有从世界舞台上散去，通过对罗马帝国主义的不断回望，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殖民主义和其余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能让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反思欧洲之外的更广范围内的帝国经验。

接下来，彼得教授依次讲述了帝国力量的三大悖论、后殖民话语中帝国理论的缺陷、清代与古罗马的朝贡体系、早期世界中的帝国历史和欧洲殖民主义、现代化的困惑等五个话题，为我们铺展开一幅世界帝国的历史图景。

首先，提到帝国力量的三大悖论，彼得教授引用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位于伊拉克纳杰夫城市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例子，该寺庙一直被伊斯兰教什叶派视作第三大圣地，在伊拉克战争后被非政府方面的什叶派领袖莫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梅迪军占领，以作为对抗美国军方的堡垒。然而，无论是宣扬民主制度的美国还是虔诚信仰的萨德尔，都力图避免更多的流血冲突，双方的对峙最终以和谈结束，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神圣性和完整性得以保留。第二个例子则截然相反，是公元66年至公元70年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战争，此战争由饱受罗马高压统治和苛捐杂税剥削的犹太中下阶级掀起，在经历了前期的短暂胜利之后，被韦帕芗和其子提图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再度攻陷，耶路撒冷圣殿横遭洗劫，上百万死难者暴毙荒野。而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犹太人的起义仍在帝国境内此起彼伏……

对比这两个例子，二者都包含占领者（occupator)、圣殿寺庙、笃信教徒、民族冲突几大元素，可故事的结局却全然不同。难道2004年的那次和解是处于“以史为鉴”的反思？彼得教授认为，非线性的历史脉络是我们理解二者的关键。历史在发展变化之中有着某种结构性的重复，彼得教授从这重复中总结出了帝国力量的三大悖论——军事悖论：以武力征服易，以军队治国难；政治悖论：当地人民和帝国力量的合作终究是有限度的，双方利益并不完全重合；意识形态悖论：帝国倡导的普世文明并不与当地文化民俗相容。几千年过去了，这三大悖论被证明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只能竭尽所能地控制其影响力。

第二个话题是后殖民话语中帝国理论的缺陷，针对这一话题，彼得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后殖民主义的帝国理论都是以20世纪早期的欧洲殖民历史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他再次强调，那些推崇此种理论的学者们都坚信世界完成了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历程，并且相信帝国将永远消失。彼得教授对此看法持批判态度，从帝国的定义出发（目前仍没有统一的对帝国的定义），他认为帝国应当是一个统治力量与相应的多个被统治力量的集合体，是像德国思想家普芬道夫所描绘的由“多层主权国家”团结而成的聚合物，更是像迈尔克·曼(Michael Mann)所说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等四大社会权力所综合形成的权力体系。按照这种理解，当代世界政治仍然是一个充满着不平等的、等级性的支配的复合政治形式，而不是形式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

之后，彼得教授简略叙述了清代和古代罗马的朝贡体系。人类历史上主要出现了五大世界性帝国，即罗马、印度、中国、突厥、伊朗，其君王都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在彼得教授看来，帝王之间也是需要竞争的，伟大的君主都需要展示自己的气量、慷慨以获得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的荣誉。帝国治下，暴力和镇压绝非长久之道，通过双方对朝贡体系的维护与认可，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动态平衡，乃至和解。例如，无论是清代的边疆政策还是罗马屋大维皇帝的仁义政策，都使得这两大帝国的版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和平与稳定。

紧接着，彼得教授又为我们依次展示了早期世界中的帝国历史和欧洲殖民主义时期的世界地图。从波斯－战国时期，到罗马－汉朝时期、再到伊斯兰帝国－唐朝时期，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早期的世界性帝国的主要特点是动态的发展、积极的扩张、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互相理解、文明道路的全面繁荣。而当我们观察欧洲殖民主义时期的世界版图划分时，我们却得到了某种“支离破碎”的视感。不同于世界性帝国，现代欧洲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对领土的占领往往伴随着潜在的破坏性因素。诚然，它们以各自的现代民族国家为母体，夺取海外殖民地，欧洲殖民主义重新建构了世界格局，建立起欧洲为中心的单方面的全球话语权力。不过欧洲诸多国家之间的长期互耗和对峙又在一定程度上磨损了他们各自的帝国实力，导致其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极为脆弱和不稳定——18世纪与19世纪时，欧洲打的轰轰烈烈的英法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北美洲与南美洲有了喘息的机会，它们先后独立；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一战的结束，土耳其、埃及等国获得民族解放胜利，犹太复国主义兴起，重新分解了东欧和近东的政治势力；20世纪下半叶，二战激起民主狂潮，众多亚非拉国家脱离殖民统治；冷战的告终带来东欧和中亚的崭新面貌……彼得教授认为，欧洲帝国殖民体系这种相对不稳固的、扁平化的、互相制衡的帝国结构特质是引发世界大战和地区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而内外部长期的摩擦与争夺最终导致了欧洲诸帝国的解体。

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世界版图的重新划分

最后，彼得教授以意味深长的语言做出了有关现代化的反思。当代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托（Bruno Latour) 曾说：“我们从来没有现代化”（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彼得教授也承认，那些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有着诸多局限性，并不能将最近20年来的世界局势阐释到位。过去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的魔障下，一提到帝国，就是一套“东方专制主义”的语汇，但事实并非如此，东西文明在各自历史上都走过了“帝国”的阶段，帝国主义并不是如很多现代学者所认定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能在历史长河中看到其反复出现的身影。就最近的历史而言，最显著的帝国主义，即是美国建立起的对世界的主导权。

在此基础上，彼得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既然不能用帝国到现代主权国家的线性叙述来理解历史，当今世界又发展到何种地步了呢？那些再次回到我们研究视野里的“帝国”、“新封建主义”等语境是不是在提示着我们历史和当下的共通性和相似性呢？最后，彼得教授也表明了自己对未来世界格局的看法，他认为未来将会出现昂格鲁式全球化（欧美全球化）与诸多强大帝国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帝国不会消失，而会与现代意义上的真正主权平等的国家一道，继续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

在彼得教授一个多小时的精彩演讲之后，听众纷纷向彼得教授举手提问，不仅问到了波斯与希律的历史问题，还问到了罗马帝国与清王朝在文化包容性上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等等，彼得教授则立足于其比较史观并运用其丰富的历史知识，一一为同学们进行解答，同学们都感觉颇有获益。

问答环节之后，汪晖教授主持了彼得教授与政经哲研讨课选课同学们的深入讨论。其间，汪晖教授依据彼得教授讲座的重点，结合自身多年的研究经验，引导同学们思考这几个问题：帝国有主权么？当今所谓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平等，这是进化史观被推翻了么，能用帝国的继续存在去解释么？反思这70年来涌现的种种民族问题，反思历史，帝国是不是比民族国家更加具有包容性呢？帝国史是进化的么，结构性的重复在哪里？中国过去的朝贡体系下的国家关系当真就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的多民族统一的基础从何而来？……同学们在发表自身看法之余，更多的，是面对这些问题的深思。

彼得教授和汪晖教授与选修政经哲研讨课的同学进行讨论

正如汪晖教授向学生们强调的那样，政经哲研讨课讲座的目的不在于让人短时间内获取知识，而是让人反思，他希望同学们能带着问题意识继续前进。而此次讲座也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给人最强烈的感触就是——不能简单、孤立、片段式地研究和诠释历史，过去由西方学者定义的“平等、正义”等诸多词汇的具体含义正在被重新解读，被“消解”的帝国又重新回来了。那么，我们怎样迎接这场历史学研究的全新蜕变？甚至是说，我们怎样面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已经或即将出现的转变？怎样让中国未来的研究呈现新的气象并让世界理解我们的声音？

问号总是多于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