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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超｜文
1895年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大部分论著的描述都是以康梁为主体，由康、梁二人领导，底层士子参与这次上书。京城中的各衙门官员，被描述为上书的反对者。康有为说，都察院堂官拒收他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
“公车上书”是在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在《我史》中有这样的记述“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赔偿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据和议···”。讲述公车上书的著作，大都以此做为史料研究。
《我史》是康逃到日本后写的，并且有很多自我放大和戏剧性的成分。康当时只知道马关条约的内容，他并不了解具体谈判的情况。
李鸿章从日本发来马关条约的内容，北京政治高层引发了很大反弹。李鸿藻、翁同龢等帝党清流强列反对议和。不仅在京内的各衙门，各地督抚以及有上奏权的地方官纷纷上奏反对和约。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各地的上奏、电奏集中到京。
李鸿章到日本后，三月初五签订停战协议，双方停战后，李鸿章时常发电报请旨，在最终是否在和约上签字的问题上，他没有决定权。后来的上书者，都认为是李鸿章私自签订条约，他们上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光绪皇帝阻止李签约。
二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接连收到了大量各地的上奏、代奏和电奏，多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000人次。各省督抚发电反对和约，张之洞称和约无理请求强国支援。京内总理衙门、翰林院、国子监等衙门官员也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
按照康有为所说，京城官员是上书的反对者，那为何他们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据茅海建先生研究，反对和约最有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他们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主体。
从翁同龢的表现看，他是最坚定的反对和约。翁与李鸿章不和，甲午战前翁极力主战，对他来说是胜是败都有话说，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胜了固然好，败了，千夫所指。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李鸿章心里是知道的，北洋貌似强大，实则不能与日本一战。结果败了，城下之盟，只能想尽一切减少对方的要求。
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翁的日记中记到，上意总在速成，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相比于辽，只能舍台。而翁同龢在御前和军机处同僚面前直言反对与日和约，他既不同意割台又不同意割辽，必要时可再战。礼亲王、庆亲王以及军机处的一班大臣到恭王府请求意见，恭亲王力主不能再战，他的意思就是默认和约。
三月初十日，光绪给李鸿章的谕旨是由军机大臣共同决定的，让李鸿章继续和他们周旋，辩驳数千言，看如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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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接连发来的电报，消息越来越坏，日本方面下了最后的通牒，要求南北均割，赔款也不能再少。三月十八日，御前会议讨论李鸿章发来的电旨，最后决定还是在恭王府做出的，奉天龙兴之地，辽东是万不能割，台湾也不能全割，舍弃台南，台北仍属大清。李鸿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台北，南北均割。
辽东没有被割走是因为三国干涉才保住。如果不是因为李鸿章脸部中一枪，3亿两白银恐怕都很难变成2亿两。京城中一众大臣强硬的态度，似乎忘了自己是城下之盟，即使辩驳数千言也挽回不了多大损失，就像当年桂良在天津和英法联军舌战，没能阻止公使进京。
到了三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已经同意李鸿章的电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条约。四月初一上奏和代奏的势头依然不减，初七，都察院代递了官员举人的上书，都察院的堂官也相继上奏反对议和。四月初九日，又是一个上书高峰。由此，并非如康有为所言都察院因反对举人上书而拒收。各级官员是支持举人们上书的。
据当时参加会试的刘大鹏称，到北京参加会试，须有同乡京官开具的印结，方能参加会试前的复试。他是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到的北京，第一件事便是拜见座师与同乡京官。这几乎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都察院代奏举人们的上书也须有同乡京官的印结。京官出具印结，这里面都是有利益交易的，很多都是京官主动去找同乡举人。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曾联合江南举人两次上书，即便是举人们单独上书也一定是有各级官员的支持和代奏。
至于康有为在《我史》里所说，乃合十八行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起草万言书，请拒和。送至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拒不收。这些是悖离事实的。他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并没有召集太多人，并且条约已经用宝，这个集会最终便不了了之。
康、梁二人并不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公车上书的领导者，在马关订约的这段时间，北京的上书，他们只能算参与者，真正发动上书的是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这样的枢臣。他们的目的是借更多舆论迫使光绪帝表态放弃和约或延缓签约。
四月初八日是朝廷决定是否签约的最后一天，即便是签约后，很多人也抱着签约不换约的心态，坐等着三国调停，局势不等人，尤其是战败国没有筹码可以谈，李鸿章的纵横捭阖也左右不了大势，倒是因为挨了一枪，少赔了1亿两。
朝廷上下大小官员一边倒式的反对议和，倒有一人同意与日本议和。四川提督宋庆，并非只是一个赳赳武夫，他很务实，兵非久练，不足深恃。与清流相比，晚清羸弱的局面，这样的人更能救国。
几年后的戊戌变法，慈禧开了翁同龢的缺，很多人都说这是顽固派阻挠维新变法，翁作为帝师，没了他等于卸掉了光绪的一只胳膊。的确，翁同龢被开缺后，慈禧与光绪之间少了可以缓冲的一个人，但绝不等于是阻挠变法，事实上光绪皇帝知道有采用改革主义之必要，同时也明白如李鸿藻、翁同龢等之守旧派不足赖。慈禧把翁开缺是因为他常常背着其他大臣，在上书房单独向光绪进言。
公车上书处在两次高潮当中，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是其上书的主要原因，戊戌变法是底层士人参与维新的延续，康有为最后只领了一个工部主事的差使，他们自始至终没有进入政治的核心。
从实际效果上看，处在两次高潮当中的公车上书并没起太大作用；从参与主体和范围来看，确实是可圈可点的，一改官场不问政事习气。虽然并没有挽回一丝战败损失。
从康梁的角度看，虽然康有为在《我史》中极尽夸大编造之能事，但在官员们集中组织上书的两个月中，他的言论和思想确实很有分量。姜鸣先生对其评价：“康有为因运而生，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这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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