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的生平分为士与宦两个阶段，其士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着意养成的。这个养成便有赖于家庭乃至家族的安排。象山出生于一个数代合家而居的大家族中，这为他养成士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数代合居的大家庭既不构成培养子弟为士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充分条件。小家庭实现阶层流动，无论是向上或向下，在南宋都是可能的。象山的岳丈吴渐就不是大家族，其父以“右迪功郎致仕”，当属官户；吴渐童幼时也随其兄从游于老成宿学，但十五岁起，便被其父要求“治生”，后因吴渐对父表达了“其志”，才“更使从学”。只是三试报罢，最终“家甚贫”。换言之，从吴渐其父到吴渐本人，实际上就经历了一个由民户到官户，复由官户降为民户的过程。
此外，引言尝讲，心理反映有显隐之别。象山的出身与成长对于象山的整个性格养成亦有关系，这里仅引一例以见之，或可以为下文细梳其为士之养成的铺陈。李绂尝引嘉靖《抚州志》的一则关于象山长兄陆九思（字子彊）的传记材料，略云：
九思举进士，幼弟九渊始生，乡人有求抱养为子者，二亲以子多欲许之，子彊力请以为不可。是年，子彊适生子焕之，因语妻曰：“我子付田妇乳尔，当乳小叔。”妻忻然从之。九渊既长，即象山先生也，事兄嫂如父母。及守荆门，迎侍以往，不半年而归，后因书以郡政告，子彊犹责其矜功，其严毅如此。
象山守荆门迎侍子彊夫妇，在象山为三兄陆九皋所撰《陆修职墓表》中述及，时间上讲得更明确，“甫一月，既归”；针对长兄的“矜功”之责，象山曾回信自辩，“家信中详言事为者，非是矜夸，政欲以情实达于长上耳”。但象山始生即曾许送人，因长兄力请不可，才抱回由长嫂喂奶养大，此一事检之
《陆九渊集》
，似未有记载。此一经历自然不会影响到父母与象山的感情，《年谱》象山四岁条专记“（象山）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问”。但由长兄嫂抱回抚养成长，加之象山虚龄三岁母亲饶夫人即卒，对于象山“幼不戏弄”的性格养成，是否具有某种深层次的心理影响，虽难以妄测，但一定具有影响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象山守荆门即迎侍长兄嫂，长兄嫂归“后因书以郡政告”，“非是矜夸，政欲以情实达于长上耳”，以及代长兄撰祭姪文，都足以表征象山事实上是事长兄嫂如父母的。这固然是依礼而行，但既是事实，自然在心理上产生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佐证。另一方面，长兄嫂恩如父母，但终究是兄嫂，不是父母，象山虽“幼不戏弄”，但却极有可能反过来强化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存在的逆反心理。因九思既然承担起父亲之责，其责就不仅在养，更在教，言教难免于严，而象山虽恪守礼义，但不难想象，成长过程中的逆反之心会促使他强化在“事理”上争讨说法。事实上，这由象山受到九思“责其矜功”而自辩“以情实达于长上”非矜夸，足以表征之。象山在列举史上诸例后曰：
此等皆非矜夸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当然。故君子所为，不问其在人在己，当为而为，当言而言，人言之与吾言一也。后世为不情之词者，其实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间，犹无饰辞，况父兄间乎？
象山的自辩相当义正辞严，真可谓“无饰辞”，充分彰显了他于“事理”上之好辨，此前他被逐出朝廷的理由也是被攻击为“躁进强聒”。虽然象山性格的养成有许多原因，但如说与他幼年由长兄嫂养大这一经历完全无关，诚亦难信矣。以下更细梳象山士之养成的诸显相。
宋代连续几代乃至几十代的同财共居大家族，有140多个，因其具有某种社会道德教化的意义，常被称为义居家庭，得到朝廷与地方政府的表彰。象山陆家即属于这一类，在象山以后的第二代孙子辈时，淳祐元年金溪进义居表，获得了皇帝的旌表。关于象山之前的陆家世系，象山叙述甚详：
其先妫姓，田敬仲裔孙齐宣王少子通，封于平原般县陆乡，即陆终故地，因以为氏。通曾孙烈，为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为希声，论著甚多。后仕不偶，去隐义兴。晚岁相昭宗，未几罢。邠、陇、华三叛兵犯京师，舆疾避难，卒，谥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迁、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抚之金溪，解橐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德晟之后，散徙不复可知。德迁遂为金溪陆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为第四子，博学，于书无所不观，三子。曾祖演为第三子，能世其业，宽厚有容，四子。祖戬为第四子。再从兄弟盖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释老言，不治生产，四子。先考居士君贺为次子，生有异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昏、丧、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著闻州里，六子。
《年谱》首叙世系，基本依据这一叙述，略作删改。删者如“金溪陆氏之祖”德迁之弟“德晟之后，散徙不复可知”；改者如祖父陆戬“好释老言，不治生产”，《年谱》改为“趣尚清高，不治生产”。五兄陆九龄是陆氏六兄弟中最先过世的，同时又是进士，与自己也甚亲近，故象山所撰《行状》详述世系。但是，此处不嫌其烦照录，又略示《年谱》的些许删改，则意在揭明，这种世系叙述对于象山及其家庭与家族而言，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准叙事(quasi narratives)，而是构成家族价值取向的权威性与实际成就的合理性的元叙事(meta narratives)。即如李绂所讲：
先生之学，固由心得，然家世授受，不可略也。自其高曾以来，世有令德。厥考（陆父）宣教公，尤环伟……其渊源固已奠矣。
换言之，作为民户出身的象山，没有从小务农或从事其他治生之业，能够“五岁入学读书”，十岁“侍诸兄诵讲”，直至24岁乡举，33岁再乡举，最终34岁及进士第，陆家关于世系的元叙事无疑是重要的精神支柱与动力。其中，父亲陆贺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生有异禀”，更是改变了祖父“好释老言，不治生产”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转为儒学修身治家，从而“家道之整，著闻州里”。不过，从象山称父亲“先考居士君”看，陆贺虽已转为儒学修身治家，但其父“好释老言”似乎仍有影响。
当然，除了精神支柱与动力以外，现实的经济保证是培养士的必要条件。陆家自陆德迁定居抚州金溪青田起，“买田治生，赀高闾里”，起步应该是不错的。但至其父陆贺时，“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陆家由事农而事商，至其父时已是以商为本，兼及事农；而且药肆经营规模似乎也相当大，不仅分工细，用工多，“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收入也应该是可观的，“兄弟六人，（九叙）公居次。伯叔氏皆从事场屋，公独总药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当然，陆家也辟有家塾，“以束修之馈补其不足”，也是一笔经济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陆家虽然说是合家共居，但从象山的世系叙述以及其他描述看，比如“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仰药寮以生”，人有十指，“食指以千数”即约百口之家，按象山二哥九叙（字子仪）有四子六女，孙男三女五，三哥陆九皋（字子昭）有四子二女，孙男一女三略计，一家约十人，六兄弟，加之用工的仆役，大致约近“食指以千数”，陆家的合家共居主要还是就其父子两代而言，即只是陆氏兄弟没有分家，并不涉及父亲的其他三位兄弟及其家庭，至于同宗旁支中人更没有同财共居。象山文集中似乎也没有提及这些相关人的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从金溪初祖陆德迁、德晟兄弟算起，至象山仅为六代，德迁之弟德晟的后人，象山竟已“散徙不复可知”。因此推想，陆氏的合家共居，应该主要是指从象山高祖陆有程起，陆家各支定居青田，不再散徙外地；高祖、曾祖已远，祖父陆戬一辈“从兄弟盖四十人”，父亲陆贺共兄弟四人，象山一辈的从兄弟应该也不少，整个陆氏家族虽都定居青田，但经济上可能还是只以父亲为单位的。
从陆家的经济来源看，陆氏兄弟没有分家，与陆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经营药寮有重要关系。种田可以按照田亩分割，土地虽有肥瘠不同，但大致总是可以分配的，药肆在一个相对区域间，显然是难以分号经营的。加之，经营药肆的商业收入远高于种田收入，因此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兄弟不分家显然是唯一的选择。不过，仅凭一家药肆要养活百号人，无疑是不容易的，因此尽管还有田地与家塾收入，陆家早年的经济还是紧张的，需要克勤克俭。象山曰：
公（二哥）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顺出于天性，娣姒皆以为莫及。当穷约时，公之子女，衣服敝败特甚，余氏或时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为之处，乃始得衣。虽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虽至窘急，裹囊无不立具。
这里主要对经营药肆的二兄嫂进行道德表彰，但字里行间对于经济状况有所反映。从“当穷约时”可知，早年陆家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艰难的，后来随着药肆经营有方，尤其是象山与其五哥相续进士及第与入宦，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这种改善既有助于合家共财，也有益于下一代子侄辈的成长。
在世系元叙事的推动与家庭经济的保障下，士的培养更重要的自然还是人自身的自觉。就象山而言，如前所述，他的父亲已树立了榜样，而身为幼子，他的五位兄长对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长兄陆九思与象山的关系特殊，形同父子，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九思虽与乡举，但没有取得进士，以长子身份“总家务”，后以恩封从政郎。大家族的家务处理是很不容易的，此由象山《代致政祭姪槱之文》所言“弥缝补苴于缺绝迫窄之中”，即可想见。“缺绝迫窄”尚只是就经济逼仄而言，大家族的家务处理更难者远在经济之外。侄儿槱之是象山四哥九韶长子，其代大伯父“总家务”，能够“中外巨细，靡不整办”，固然有自己的才能，但显然也是得教于大伯父的长期垂范。事实上，九思不仅将大家族的事务处理得恰贴，而且撰有《家问》，对治家经验予以总结，朱子曾作跋予以高度肯定。此跋朱子文集中未载，象山《年谱》中略云：
《家问》所以训饬子孙者，不以不得科第为病，而深以不识礼义为忧。其恳切，反覆晓譬，说尽事理，无一毫勉强缘饰之意，而慈祥笃实之气蔼然。讽味数四，不能释手云。
象山既由长兄抚养成长，对长兄治家理念自然耳濡目染，而且他也轮值过家务，在实践中受到锻炼，象山自己讲：“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当其职，所学大进，这方是‘执事敬’。”事实上，九思治家以礼义为重，完全为象山所接受。象山《与周廉夫》书曰：
处家之道，古圣人格言俱在，《易》之《家人》，《诗》之《二南》是也。今人纵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胜礼、恩胜义”之说，窃以为未然。处家自有礼，自有义，礼义所在，岂可胜也？此言非但不知处家之道，亦不知礼义矣。
所谓“情胜礼、恩胜义”，盖因家庭或家族是基于血缘的组织，其维系常有赖于亲情恩爱，但象山以为处家之道在礼义，而情恩自在其中，倘若有超胜于礼义之情恩，则不仅治家无方，而且治家所持之礼义也一定有悖于亲情恩爱，不足成其为处家之道。象山在《与刘伯协》中，又曰：
人家之兴替，在义理不在富贵。假令贵为公相，富等崇、恺，而人无义理，正为家替。若箪食瓢饮，肘见缨绝，而人有义理，正为家兴。吾人为身谋，为子孙谋，为亲戚谋，皆当如此，然后为忠；其自谋者，或不然，亦是不忠于吾身矣。某向来区区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间之语，正为此耳。
这就更为明确地由“人家之兴替，在义理不在富贵”的治家之道，导出了“某向来区区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间之语，正为此耳”。不仅点明了陆家对士的培养的作用，而且直接影响到了象山的本心实学。
这里可附带略讲一下九思的大儿子焕之与象山的关系。焕之“即与（象山）先生同岁生，而从政令田妇乳之，留其母之乳以乳先生者也”。陆游因与陆家同远祖，尝为焕之铭墓，略云：
与季父象山先生九渊生同年学同时，先生不敢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则朋友视之，磨礲浸灌甚至。
这里的“不敢”与“朋友视之”，以及叔侄“磨礲浸灌甚至”，亦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陆家的治家礼义。
象山的二哥九叙与三哥九皋，象山分别撰有墓志与墓表。前已述及，二哥“独总药肆事”。陆氏“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经营之善，便已足证其本领。象山曰：
公气禀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群居族谈，公在其间初若无与，至有疑议，或正色而断之以一言，或谈笑而解之以一说，往往为之涣然。
能在家族内断疑解纷，令众人涣然信服，固然需要智慧，但根本还是在“公正不事形迹”。公正是据理而行，不事形迹则是顾及当事人的感受。毫无疑问，这种通情达理的处事方式，不只是针对公共人事，也是针对自己的行为准则。此同样为象山所秉持，可举一例为证：
有县丞问先生赴任尚何时，先生曰：“此来为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单骑即行。”县丞因言及虏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则荆门乃次边之地，某当挈家以行，未免少迟。若以单骑，却似某有所畏避也。”
对于世事人情，足见象山之洞明；而他的行事取舍，似乎是考虑个人的形象，但实际上在听闻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携家赴任，正是忠于职守，给民众以信心，行之以义。
陆氏兄弟这种应对世务的能力，几乎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特色。三哥九皋虽不总家务与经营药寮，但在早年陆父“居约时，门户艰难之事，公所当，每以条理精密，济登平易”。关于九皋事迹，象山在墓表中叙述尤为详细。兹摘其要点，以见其风格。九皋少时于经子文集与史册都颇下工夫，但“年过三十，始获荐名，又复不第，投老乃得一官”，士宦之路并不顺畅，故象山有“兹非命耶”之叹。不过，九皋“持论根据《经》理，耻穿凿之习，虽蹭蹬场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达者后”，他本人待人接物也不看功名，“一视其言行如何耳”，故“授徒家塾”，颇能培养得“忠信自将，退然里巷庠序之间，若将终焉，而进修不替者”，后应邀于桐岭书院讲学，“自远至者，踵系不绝，兴起甚众”。九皋生平中较为特殊而需专门表出者，是他对地方事务的参与。象山曰：
淳熙丁未，江西岁旱，抚为甚，抚五邑，金溪为甚。仓台、郡守，留意赈恤，别驾廖君实主之。廖知其说，莫善于乡得其人，莫不善于吏与其事。造庐问公计策，且屈公为乡官，于是乡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权以牟利。明年，赈糶行，出粟受粟，举无异时之弊。里闾熙熙，不知为歉岁，而俗更以善，公力为多。
此事不仅充分展现了九皋的能力与在地方上的威望，而且也折射出南宋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上如何与乡绅有效合作的一些情况。总之，如象山所言，九皋“平居混然无异于人者，而智识濬深，遇事始见”。也许正因为此，九皋“尝名所居斋曰庸，学者因号庸斋先生”。象山虽紧接着说明，“然公未尝言其义，学者亦未尝有所请”，但整个墓表所呈现的九皋无疑就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而这样的人，正可谓印证着象山所标示的本心实学，人的本心在遇事时自然明白一切事理。
象山与四哥九韶（字子美，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复斋先生）并称“三陆先生”，可知三人志趣之相合。九龄是陆氏兄弟最先去世的，享年仅49岁，象山述其行状甚详；九韶则晚于二弟而终，象山独无太多文字涉及。故此于九龄概说一二，而于九韶稍作申说。
陆氏六兄弟中，只有五哥九龄与象山进士及第，两人相差七岁，象山幼时常随伴左右，得其启蒙。九龄“自少以圣贤为师，其于释老之学辩之严矣”，“览书无滞碍，翻阅百家，昼夜无倦，于阴阳、星历、五行、卜筮、靡不通晓”，这些术数类的知识也为象山所知。乾道初年，有寇侵及郡，九龄闻警归乡，接受地方政府委任，主持防务，“调度有方，备御有实，寇虽不至，而郡县倚以为重”。其任地方官时，待人处事尽诚尽敬；其性情“趣尚高古而能处俗，辨析精微而能容愚”。总之，九龄之由士入宦，既是陆氏培养的结果，同时又是象山成长的榜样。
象山与朱子关于太极无极的辩论是接着九韶与朱子的论学，可知象山与九韶的学术思想有共同之处。九韶与其父相似，自称居士，行儒教，以为“学之要，孝弟之外无余道”；“生平所著，有《日经类编》《经解新说》及《州郡图》《家制》《文集》，凡三十五卷”，但“《梭山文集》今逸不传”，“《家制》多行于世。《日纪》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尤为希圣希贤之本”。李绂《陆子学谱》于九韶传记后，附《居家正本》上下篇与《制用》上下篇。《居家正本》主旨在明确立家之本在“行孝悌，本仁义”，《制用》主旨在如何安排家族经济预算。这里就如何培养士这一主题，略作申说。
九韶在《居家正本》中，托古而开宗明义讲，古者民生八岁入小学，习六艺之教，十五岁各因其材而归之四民。九韶强调，“为农、工、商、贾者，亦得入小学，七年而后就其业，其秀异者入大学而为士，教之德行”。后世往往以科举为养士的标准，从而驱子弟“入争夺倾险之域也”。九韶曰：
科举之业，志在于荐举登科，难莫难于此者。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希罕。盖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
可见，陆家兄弟六人都是沿着“秀异者入大学而为士”的路径培养的，但又能比较超然于科举之成败，甚至如三哥九皋最后“若无意斯世者”。九韶还强调，“凡小学、大学之教，俱不在言语文字，故民皆有实行而无诈伪”，这就近乎象山立本心发为实学的表达了。
既为实学，便不是空话。《制用》就是实学的表征。在《制用》中，九韶不仅强调“量入以为出，然后用度有准，丰俭得中，怨嚣不生，子孙可守”的原则，而且更就具体的财务预算作了仔细安排：
今以田畴所收，除租税及种盖粪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为水旱不测之备，一分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数，约为三十分，日用其一，可余而不可尽。用至七分为得中，不及五分为啬。其所余者，别置簿收管，以为伏腊裘葛、修葺墙屋、医药宾客、吊丧问疾、时节馈送。又有余，则以周给邻族之贫弱者，贤士之困穷者，佃人之饥寒者，过往之无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甚至这其中的轻重缓急、分寸把握，以及居家之病的防范，都作有分析性的详述。由此足见陆氏兄弟之为士的养成绝不是流于清谈而已。
综而言之，如吕祖谦在所撰九龄墓志中所讲，陆氏“兄弟皆志古嗜学，燕居从容讲论道义，訚訚衎衎和而不同，伯仲之间，自为师友”。象山之为士，即在此氛围中养成。这里，还需补充的是，象山10岁定亲，29岁成婚，33岁长子持之出生，次年进士及第，其岳丈虽家贫，但其老儒家风对象山之士的养成至少亦有助益。象山尝分别为岳父母、内弟撰墓志以表彰，皆足以见证之，兹略而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