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但只有他们才把这当真

急救中心，医院，殡仪馆

那里有最了解死亡的人

这本是周刊君做的清明节特稿。但是如你所见，我们的记者拖稿了。

他们在“跟踪”死亡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任由采访量大大超出预期。

但有什么办法？我们都得试着妥协，允许生活和工作中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发生。

毕竟，还有什么妥协比面对生死的妥协更大呢？

这篇稿够长，但值得一读。

任何等待都是无法承受的

虽然不愿承认，但120急救中心的工作经常被认为与“搞运输的”并无太大差别。譬如两个老太太在菜市场吵架，吵不过，坐在地上说心脏难受，就非用急救车不可；又比如有热心群众看到一名醉汉仰面瘫倒在绿化带里，呼叫120，但当急救人员赶到，醉汉已经起身离开了。

在急救中心，职责和使命被消解的方式五花八门。曾有人凌晨两点打120，通报某居民区某楼某户生命垂危，待医生护士们赶到，户主睡眼惺忪起来开门，一问，原来是与通报者结了仇。再打那人电话，早已关机。

北京急救中心北站主任陈辉介绍，救护车出车十次，至少有两次无法收到任何报酬。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急救中心的经营属性往往被忽视。起步五十元，每公里七元的收费标准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他们认为收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一旦抱定这样的心态，恶语相向就在所难免。

情况似乎不应该是这样。他们是经过5年学习，3年规培的医生，考取执业资格证的专业护士，和具备多年驾驶经验的司机，在陈辉眼中，他们比大多数医院里的医生更加优秀，连给病人插管子都更快。

即便在办公室里，他们也时刻手握对讲机，听候从和平门调度中心传来的指挥。从不间断、大量的信息交递中找出最优解是调度员的使命，决断的重点在于辨别当事人是否需要急救——通常情况下，他们不敢冒误判的风险。

救护车中，84岁的老太太躺在可移动病床上，双目紧闭，口中泛起白沫，呻吟声不断。她的双鬓灰白的儿子守在床边。老太太不停试图拽下氧气面罩，儿子握住她的手，转头对医生说“手有点凉”。五分钟前，医生低声告知他，母亲情况危急，可能在送医途中会“不行”。

选择哪家医院会首先遵循家属的意愿，但热门医院通常意味着床位紧张。在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城中村，一座白楼里租住的几乎全部是从外地来的患者及家属，他们在等待命运的一锤定音。

肿瘤医院附近的城中村

可在急救车上，任何等待都是无法承受的。在接连询问了三家医院之后，儿子同意将母亲送到距离最近且唯一有床位的解放军306医院。

有时交通因素会扮演不可抗力。去年年底，海淀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值北京晚高峰，从事故现场到距离最近的医院不过3公里路程，走了40分钟，救护车鸣笛示警，只有四辆车让道。被罐车碾轧的伤者在拥堵的车流中离世。

救护车司机是从事驾驶工作多年，拥有B照的老师傅。他最讨厌其他司机异样的眼光，早年间有司机拒绝与他驾驶的救护车并排等红绿灯，因为“觉得晦气”。

相似的故事发生在几乎所有与生死相关的职业者身上。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在30年间经历了7次搬迁，其中四次皆是因附近居民的抵制，他们将关怀医院视作“八宝山前一站”。

“我们要活到120岁”

关于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另一种误解是，这里被视作养老院。医院的三百多张病床上躺着的绝大多数是老年人，住过最久的长达十一年。在工作人员眼中，这体现了治疗的成功。他们希望尽可能延长临终者的寿命，然而更重要的目标是，让临终者更体面、更平和的离开人世。

临终关怀的核心是姑息疗法，即抛弃大量针对疾病本身的治疗，专注于减轻病人的痛苦。针对晚期癌症患者，他们会拔掉布满全身的塑料管子，停止使用昂贵且对身心摧残猛烈的药物，仅仅通过简洁有效的治疗方案抑制癌症带来的各种痛苦。

在院长李松堂眼中，能在生命油尽灯枯之际下楼做做游戏、晒晒太阳，要比在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与死神来回拉锯幸福得多。

松堂关怀医院影壁标语

张宁还在协和医院ICU轮岗的时候，见过太多仓皇离世的病人。在ICU持续的强光照射下，病人手脚被绑带束缚，身上插满塑料管，用呼吸机维持最后一丝生命体征。如此离世的病人通常一幅“鬼像”，脸上肿得厉害，嘴巴和眼睛无法闭合。

但改变正在悄然发生，在协和医院老年科，不以治愈为目的的减症性治疗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以让临终者更有尊严。

在松堂，安排志愿者与老人们进行交流，也被视为帮他们找回尊严的有效方式。回忆峥嵘岁月是交流时的保留环节。有位老先生毕业于北大物理系，他会拿出毕业照让志愿者找找哪一个是他；会提到他的同学是一位科学家，在他所著书中第264页左下角有一张小幅照片，老先生站在后排左一。

老人们毫无拘谨，热切地希望与任何够得着的人交流。有老太太喜欢看手相，志愿者都爱找她答疑解惑；有的喜欢唱歌，大家夸她唱得好，她就痴痴地笑；还有的交流困难，只能尽力摇动轮椅，口中发出阵阵低吟，这时候往往需要心理医生来安抚。

心理医生杨念刚从云南散心归来，要继续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她已在松堂工作七年。七年前，母亲离世她未能及时赶回尽孝，事后每每念及此事，心绪难平。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松堂，她当是对母亲亏欠的弥补。

每天上午八点到十点、下午两点到四点是关怀中心活动室开放的时间，护工们会尽可能地鼓励老人们下楼活动。活动室墙面上挂着一张杨念制作的出勤名单，谁下楼了，就在名字后面画上一朵小花、一只小鸟或一片树叶。

面对围坐成一圈的二十多位老人，杨念跟谁说话，谁就开心，疏忽了谁，谁就闹脾气。谁要喝水，谁要吃香蕉，谁的鞋子掉了，谁的内衣没穿好，都要她来操心。

在松堂关怀医院，人们努力把死亡看作一件从容的事。这里平均每天有5位病人去世，平均住院期限是29天。即便每天都经历生离死别，这里的工作人员依然无法做到置身事外。家属的悲痛往往能触动他们，家属在床前哭喊，他们在背后垂泪。

有一些老人会直白地表达恐惧，抓着医生的手说，救救我，我还不想死。有关生死的话题在这里依然有其禁忌。围墙上“我们要活到120岁”的标语更像是无奈的鼓励。

当现实困难大到无法解决时，宗教的力量得以显示。李松堂介绍，目前住在医院的老人中，有三分之一信佛。对宗教的信仰让临终者接纳了命运，“走的时候很平和”。关怀中心意识到宗教之于临终者的意义，在院内供奉佛像，佛龛、法器随处可见。

看惯生生死死会让人更珍惜生命。李松堂年近六旬，却全年无休，“按秒来计算时间”，永远精力充沛。他曾想过，自己的葬礼一定要办成白喜事。

相比之下，现世的苦难比突然撒手人寰更令人恐惧。张宁医生从几年前开始买疾病保险，他见到太多一病回到解放前的例子。他曾接诊过一位他的北大学长，年轻有为，供职金融机构。大概26岁的年龄查出胃癌，胃部切了三分之二多。几年前最后一次见到他，癌症已转移到全身，把老家房子卖了，和父亲租住在医院附近。

当然，关于癌症的故事不止这一个。

“人死了是会变沉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位于潘家园附近，它是全中国最好的癌症专科医院之一，也是无数癌症患者最后的希望。但 “最好”并不意味着“治愈”。

空气中弥漫的巨大悲怮伴随着沉默撞击在病床边每个人的心上。对于无可挽回的宿命，大家都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

乳腺外科肿瘤病房的张琳四肢冰冷，两颊深陷，呼吸节奏正在一点点变慢。凌晨3点14分，张琳吸进最后一口气，用了近一分钟的时间将它吐了出来。

按照中国的死亡诊断标准，确认当事人呼吸及心跳停止后方可下达死亡通知单。而按其他一些国家的标准，当事人只要确诊脑死亡，即可确认为死亡；即便还保持呼吸甚至心跳，掐断维生设备也是合法的。

医生戴上听诊器贴在张琳的胸口，扭头告诉家属：“人已经走了。”没有人痛哭，在短暂的安静后，大家开始有条不紊的行动起来。

护士利索地拔掉张琳身上的导尿管、留置针、呼吸机插管等维生设备，在原本针眼的位置贴上棉花堵住伤口的渗出液。

在殡仪馆的灵车来接之前，张琳的遗体需要被送往太平间停放一段时间。空出来的床位，后面还有20来位绝症患者等着，明早6点就会有下一位病人躺在这张床上。

灵车内固定棺材处

死者由特定的通道送往太平间。站着来的人和躺着走的人不经同一个地方，这是多数医院默认的规矩。医生填了一份死亡证明，这是他今天填写的第三份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有很多用处。它是遗体被允许运往殡仪馆的通行证；它可以送到派出所用来注销户口；它也可以被送到运营商那里注销手机号；它还能用来领取保金、存款或转移不动产等遗产。当这些工作做完，张琳作为社会人的存在痕迹才彻底消失。

进入太平间的遗体不会被停放太久。待到手续办妥，就可以致电殡仪馆，请灵车来把遗体带走了。

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遗体接送队的司机李健，平均每天会出车两到三趟。为了不错过“吉时”，有时凌晨4点就要出门，如果碰上夜班，他会干脆住在殡仪馆的宿舍。

熬夜是小事，尴尬的是每次出车都会被行注目礼。灵车遇到红灯停下来，周围的车辆都会躲得远远的；如果旁边是辆公交车，李健还会看到一整车乘客非常有默契的集体看向自己。

开灵车的司机一般不爱被人拍肩膀。李健偶尔在开车时也会瞎琢磨，明明后面空无一（活）人，但谁知道会不会突然有双手拍下他呢？

大多数灵车都没有配备专门的抬尸人，如果逝者家属需要帮忙，身为司机的李健必须出手相助，这时候的他就是抬尸人。

“人死了是会变沉的。”做了十三年灵车司机的李健说。有时候，一个不过百斤的逝者躺在棺材里，四个男人都能抬得直喘粗气。俗语“死沉死沉的”就是这样来的。

除了体力活，李健偶尔还会给家属一些“入殓指导”。棺材里的东西讲究“铺金盖银”，物件摆放都有通行的规矩。

至于那些更复杂的工作，比如遗体整容，当然由专业的入殓师来完成。

对逝者尊重的方式

刘瑞安是八宝山鼎鼎大名的遗体整容大师，今年55岁，工作了37年，是位老资历。他的父母是八宝山最早的员工之一，算是子承父业。

说起工作，他最近印象深刻的是对几位武警战士遗体的修复，这些战士在一起大爆炸事故中牺牲。

人类的肉体面对大爆炸，几乎没有完整保存的可能。一位武警战士留下的遗体只占原来身体的3/7，四肢尽去，身首分离，甚至连躯干的皮肉都所剩无几。

这些剩余的遗体需要被带回去，举行一个庄严的告别仪式。刘瑞安赤手把遗体装在背包里，带着徒弟回到当地殡仪馆修复。刘瑞安不爱戴手套，这是他自己对逝者尊重的方式。

修复很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缺失的身体最后用塑料模特代替，组织被放在了模特腹腔内，头颅按照生前的照片用胶泥重塑。最后，家属很感动，握着刘瑞安的手许久都不松开，感激他为亡者还了一副肉身。

每次整容完，刘瑞安都会审视逝者的模样。如果逝者最后能呈现一种祥和、安稳的神情，那就是不枉一世的体面，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告慰。

遗体化妆用品

“这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轮盘，到那终点该你下庄了你就得下庄。”

虽然已是老师傅了，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反应。一次，某边境城市发生重大车祸，死亡8人，现场惨不忍睹。刘瑞安还是沉得住气，连脑浆子都敢用手捧起来。处理完，他来到朋友的家庭旅店，老板端上来一盆香气扑鼻的炖羊羔肉。酒过三巡，微醺的刘瑞安叫来老板，询问羊肉的来历。“这只羊羔是被车撞死的，”对方说。

听完这句话瞬间，刘瑞安翻江倒海的恶心，一口气把吃下去的羊肉吐了个精光。

刘瑞安的徒弟不少，令外人好奇的还是其中的女生。为逝者沐浴、化妆的工作曾经不分性别，都交给男性整容师处理。但逝者毕竟不是物件，女性逝者交由男性整容师摆弄总显得有违伦常，这才开始出现了女性工作人员。

她们每个人每天需要面对10多具遗体。正常死亡的遗体最少需要20分钟去化妆和修容；如果遇到车祸、高坠等意外，时间可能还要再久一点。此外，值夜班也是必不可少的。

夜晚，她们需要看管八宝山存放了100具遗体的组合式冰柜和28间单体冷藏室，不仅每天都需要检查遗体状态，还要负责接应送过来的新遗体。

也有人想尝试这份工作，但终究过不了心理关。

遗体化妆师王壘有点儿不一样。从小就好像没有对“死亡”的本能恐惧，甚至还对遗体本身充满好奇。天生就适合干这行一样。

参加工作以后，见过很多非正常死亡的遗体。让王罍觉得最难处理的有两种，一种是溺亡多时的浮尸，一种是被大火焚烧的焦尸。

尤其是进入中度乃至高度腐烂阶段的浮尸，由于巨人观（一种腐败、膨胀的尸体现象）的出现，不仅面容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肉体更是糟朽不堪，稍微用力握住手指都会陷到肉里去，这种情况对于遗体化妆师来说就非常难处理了。

焦尸则和浮尸相反，不仅人被烧的面目全非，身体还会蜷缩成一团。石景山曾发生过一起火灾事故，牺牲了两位消防战士。为了复原两位英雄的面容，王罍跟同事捏了一个通宵的胶泥，还得用锯子把遗体的关节处锯开，这样才能将整个人以躺着的姿势平放在灵床上。

告别仪式

同样是民政院校定向培养的殡葬人才，一些人去了直面遗体的一线，另一些则去了前端与逝者家属沟通，比如八宝山的葬礼策划主管陈晨。 

在八宝山，葬礼策划就是设计告别仪式。

告别仪式在死亡路径中最具象征意味，它用以强化生者的集体认同——死者的生命通过这个仪式已经安然从生过渡到死，完成了最关键的“人生之节”，暗示通过这些礼仪活动，死者的灵魂已经到达“那个地方”了。

挂起黑黄相间的挽联，陈列数排写着“沉痛悼念”的花圈，一个巨大的黑色“奠”字摆在灵堂正中央，一群人围着逝者转个圈然后鞠躬结束，这是传统告别仪式。2011年起，八宝山开始尝试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告别仪式策划，不再刻意渲染悲痛氛围，鼓励甚至主动营造一种温馨、乐观的气氛。

陈晨有时会劝导逝者家属，不使用神情严肃的“黑白遗像”，改用面带微笑的“彩色遗像”；葬礼配乐使用轻柔舒缓的钢琴曲或者逝者生前喜爱的音乐，而不是过于庄严沉痛的哀乐。通过一些简单的细节设置，告别仪式的氛围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

“用家属可以接受的形式，我们希望通过告别仪式去抚慰他们的心。”

八宝山殡仪馆一角

曾经有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因血液病去世，他的生前心愿是回到课堂读书。但疾病从不理睬愿望，孩子终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父母为此饱受内疚的折磨，觉得没有兑现让孩子重返学堂的承诺。

为了满足孩子的遗愿，陈晨设计了教室模样的灵堂，男孩的老师还带着他的同学来到了告别现场，上了最后一节课。孩子们还小，不懂什么叫死亡和离开，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同学再也回不来了这件事。

尽管那场告别仪式的基调并不悲伤，但大人们都止不住的流泪，包括陈晨自己：“策划葬礼最怕两件事，一种是逝者本人就是小孩的，一种则是小孩需要参加的。”

只要可能，陈晨还是希望能减少悲伤情绪。亲属过于激烈的痛哭、喊叫会迷失掉知觉，以至于当逝者被推入火化炉时，他们可能根本还没有做好逝者肉体将消失的准备。

“他们一定会后悔的。会说我为什么没好好看看他，没跟他说说话，没好好送送他。”

告别仪式的主持人董子毅却认为维持氛围平衡很重要。他会引导家属释放悲伤情绪，但又不致场面失控。对此他有一个简单的评价标准：当礼兵来抬遗体的时候，家属如果没有跪在棺前拉扯着不让走，而是静静地看着，那就是一次气氛平衡而妥帖的告别仪式。

干久了，他们难免想象自己的葬礼如何举行。BBC纪录片《殡葬师》里一位司仪说：“我希望尽快把我火化，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大自然里，正如我忽如其来的光顾这个世界。”陈晨也认同这个做法——化繁为简。

董子毅则希望能尝试不一样的：灵堂能布置成琴房的样子，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而不是躺在灵床上，手里怀抱自己最爱的那把吉他，垂着头，就像弹琴太累睡着了一样。

不管是宗教意义的“往生”还是现实意义的“消失”，都在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开始，火化的时候到了。

生命归于大地

八宝山殡仪馆去年的火化量在22300具左右，北京市四分之一的遗体火化任务在这里完成。目前有9名炉前操作的专职火化师，他们每人每天大概需要火化6-7具遗体，平均每具遗体用时在1小时左右。

送出炉的产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骨灰。不管再怎样燃烧，骨骼都不会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成为灰烬，把剩下的骨殖磨碎成灰才叫骨灰。

火化组班长王元元在八宝山工作了18年，目前已经火化超过一万具遗体。火化了这么多遗体，王元元对逝者的骨质判断烂熟于心。

火化后的骨质和遗体内的钙含量有显著相关性，所以大部分男性在火化后的骨骼都会比较完整，但是生育后的女性在火化后的骨骼则比较碎。女人一生的钙摄入速度很难弥补其流失速度，对于将体内钙分给过孩子的母亲而言更是如此。

《入殓师》剧照

八宝山现在的火化设备已经自动化，计算机系统精准地控制着从遗体接送到火化成灰的全程，火化师需要做的是在炉外控制设备，包括送风、燃气喷射角度等。

早年没有采用自动化设备时，为了把遗体烧透，人不得不手工参与一些流程。王元元最早干了两天的捡灰工作，第三天就被师傅要求去炉前正式上手。虽然使用一根长长的钩子操作，王元元依旧记得初次接触炉中遗体的心理震撼。“透过火化炉的窗口，看到人的轮廓在烈焰中燃烧，肌肉因为失水带动身体渐渐蜷缩。”

骨灰是一种主要由磷酸钙构成的洁白无机物，送到家属手上的时候，温度略高于体温，捧着有一种沉甸甸的温热感，跟心脏的温度接近。

火化之后自然是安葬。北京目前拥有33块墓地，遍布16个区。公墓是逝者骨灰的保存之处，这里遵循着入土为安的古老观念。

虽然安葬的方式不止一种，上天入地，迎风入水，散尽肉体，挥去痕迹，但人们还是会说：生命终将归于大地，归于尘土。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但没有人把这当真。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还有活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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