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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拉德卡尼、
黄泓翔和其他主创在维也纳首映礼上。
纪录片《象牙游戏》（The Ivory Game）
聚焦亚非两大洲的非法象牙贸易路线，
揭露了象牙贸易的黑暗世界——3万多头大象惨遭屠戮，每年还有许多护林员因此殉职。
这些象牙来自被屠杀的一整个大象家族，精雕细刻之后出现在中国的商店，售价高达数十万美元。
在北京的几场放映会上，导演理查德·拉德卡尼（Richard Ladkani）和基夫·戴维森（Kief Davidson）一定要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从没想过这部片子会来到中国。”
北影节纪录片单元最佳国际长片：
象牙本该不值钱
文/陈梦岚
拉德卡尼
和戴维森相识于2004年合作的第一部纪录片《The Devil’s Miner》。后来两家人一起度假时，
拉德卡尼
给戴维森看了一篇报道《象牙的代价》，了解到连接非洲象牙和亚洲象牙市场的国际链条。
“那篇文章是这部影片真正的起点。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如今最大的象牙市场，能禁止象牙买卖，成为问题的解决者。但我们一直以为，即便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冒着生命危险调查象牙交易的中国英雄，还是不足以让这部影片在中国上映。中国政府是很谨慎的。”
2016年12月30日，影片国际首映一个多月后，
拉德卡尼
和戴维森看到，中国政府决心用一年时间全面停止象牙加工和销售活动。“我们当时掐了对方一下。”因为谁也没想到中国这么快就颁布了象牙禁令，不论跟他们的电影有没有关系。禁令颁布仅仅三天后，
拉德卡尼
和戴维森收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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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象牙游戏》宣传片。时长：2分39秒
“这简直太疯狂了，就在新年那几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修改影片最后的字幕，把中国颁布禁令的消息加上去。这也许是
拉德卡尼
和戴维森收到的最出乎意料的新年礼物。
象牙只应出现在象身上
《象牙游戏》不是第一部关于偷猎象牙的电影，也不会是最后一部。但
拉德卡尼
和
戴维森
选择了两个让人动情的角度：对大象感性面的发掘和对非法象牙交易现场的卧底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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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活动的大象。
影片最开始冷静地摆出几组数据：过去五年间，超过15万头大象死于象牙盗猎，象牙原材料被走私到中国，催生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呈现这些数据的背景却无法让人冷静：镜头扫过密密麻麻堆放在一起的象牙，在幽蓝色的光里没有任何生机。
象牙这个视觉元素在此后反复出现：肯尼亚的抓捕现场，带着斑驳污迹的象牙正在被称重；香港地下交易地点，象牙被洗白；北京的博物馆里，象牙被做成工艺品锁在玻璃罩子里。最讽刺的是，技师尤其偏爱用象牙去雕刻因它而失去生命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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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象牙工艺品店里陈列的象牙。
当这些满载着杀戮的象牙图像切换至非洲草原上活生生的、带着象牙奔跑的大象时，残忍这个词好像变成了一只实实在在的手，抓住了观者的心。生与死的交错一次次让观者直面一个并非不可能的设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坐拥最精美的象牙雕刻，却再也见不到活生生的大象？
作为导演兼摄影师，
拉德卡尼
宏大的镜头并不失敏锐和细腻。他说，他会一直记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大象时的场景：“我感觉它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它。那是一个介于喜悦和敬畏之间的瞬间。我想给大象一种声音，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对它们的共情。和人很相似，大象成群移动，形成母系社群，把生存的知识传授给后代。它们甚至会重温同伴死去的地点，用鼻子去嗅同伴的遗体。当你知道这一切，你会发自内心地想要保护这样一种充满灵性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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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拉德卡尼从空中拍摄非洲草原。
大象不是这部影片里唯一的一个饱满的角色。导演兼制片人
戴维森
说：“这部影片可以是一部自然片，但它不是。我们用了新闻调查的手段，先搞清楚谁在为推动象牙禁令做什么事情，找到他们，并且通过这一群独特的角色去讲这个故事。”
拉德卡尼
和
戴维森
找到了卧底调查员以色列人奥菲尔·德罗里（Ofir Drori），并通过他认识了中国调查记者黄泓翔，以及另一位代号欧米加（Omega）的女卧底。“他们不是那些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给你讲‘大象现在是这种处境’的那种人。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欣然同意被我们拍摄。你还得花时间说服他们。”
“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他们太忙了呀”，
拉德卡尼
说。“他们会觉得：你会托我们后腿，你会暴露我们的卧底工作。”
“那你们用什么理由说服了他们？”
“甜甜圈，非常棒的甜甜圈。”
戴维森
在一旁插话道。
“哈哈对，而且你得坚持。当他们发现我们的电影可能会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可以带来些改变，甚至可以让中国颁布禁令，他们最终同意加入了。”
这些专业卧底人员缝进手提包的相机捕捉到的视频素材，丰富了整部影片的视觉语言，也成为了影片一条重要的线索，让观者为每一次的卧底活动提心吊胆，也对卧底收集而来的材料最后究竟能做什么充满期待。
对于导演
拉德卡尼
，这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只是传递拍摄时他的真实感觉：“这部电影的拍摄不同于以往。卧底活动开始后，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因为任何事情都会出差错。这种担忧贯穿拍摄的每一秒钟。作为一个导演，如果这些卧底被抓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影片中
欧米加
在一次卧底行动中，相机就被发现了。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做卧底时，她给出的答案和
拉德卡尼
说过的一句话很相似：“找到证据前，我们就不能停止。当买卖象牙的人说他们如何把钱打到中国的银行帐户上，如何买通中国和越南的边境警察时，这是我们需要录下来的东西。这些才是线索。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拍了十六个月。我们必须一直拍，直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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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游戏》海报。
黑暗之心
1899年，Joseph Conrad在小说《黑暗之心》里这样描写象牙商人Kurtz：“他的灵魂已经陷入疯狂。独自身在旷野中，那灵魂只能看向自己。真的，它已经彻底疯狂。”那是一种蛰伏在空洞的人性深处的疯狂。
这种疯狂曾化作工业革命，把象牙做成的梳子、琴键投入大规模生产。1913年底，美国每年消耗200吨象牙，而非洲两千万的大象数量已经减半。1989年《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CITES)》）全面禁止国际象牙交易时，非洲只有不到六十万只大象。
这种疯狂又让新的象牙市场在中国再次涌现。
“过去二十几年，象牙贸易的背后是人们对财富作为社会地位的追求。1989年禁令以后，杀戮的速度逐渐减慢。但是在2008年，中国和日本的商人分别通过拍卖得到非洲一些国家的102吨库存象牙。这开始了新一轮对象牙‘合法的’追求，也带动了非法交易链条。这是人性中纯粹的贪婪。”
拉德卡尼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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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内罗毕国家公园待焚烧的储备象牙。
但
拉德卡尼
和
戴维森
反复强调的是，影片要讲述的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黄泓翔这个中国卧底的角色正是价值判断中，灰色地带存在的证据。黄泓翔自己也说，他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观众会觉得导演是在借用野生动物保护的话题攻击中国：
“我想让导演更客观地了解中国。不是说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没有问题。很多东西是可以大方承认的，中国就是世界第一大象牙市场。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中国人都是坏人。那些在海外买卖象牙的中国人，他们并不是什么黑社会，他们只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个略有点非法的事情，一个普通的生意。
加上现在中国因为迅速地富裕，很多人对奢侈品产生了购买的需求。而买象牙跟买钻石黄金名牌包一样，它消费行为的本质没有区别。东西本身没有价值，我们给它赋予了价值。”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加深，加上大象时常入侵当地农夫的田地，偷猎象牙卖给高一层的象牙商人，成为了电影中几个东非国家最底层的人解决贫困、发泄愤怒的最佳方式。
这些都是影片想要呈现的“灰色”，那些混沌的、充满误解和隐情的事实，以及普通人对于生存付出的努力如何威胁到同样脆弱的另一群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性的贪婪可以完全归因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加深。
“人们会找容易的钱赚。由于大象的温顺和保护同伴的本能，杀死一头大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戴维森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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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掠夺象牙后，大象的尸体。由于象牙连着头骨，偷猎者必须砍掉大象的脸才能获得象牙。
“就像影片里那个偷猎大象的马赛人农夫，他们卖一根象牙赚到的几十美金可能只是最终利润的百分之五，但那是他们几个月的收入。可我不会认为他们是被害者。他们被贪婪驱使，想要很快拿到钱，中国人又愿意给钱。”
拉德卡尼
补充说。“不论贫穷与否，不能偷猎野生动物是人性的底线。”
“这终究不光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黄泓翔说，“我从三年前在肯尼亚创立中南屋，一个项目就是和当地国际组织合作给当地社区修防大象围栏，减少人象冲突。整个过程中野保工作者80％时间都见不到动物，而是在关注会发生盗猎的社区经济发展，关注消费市场给人的心理带来的影响。同时，你也要给贫穷的人一个替代性生计。归根到底这都是社会发展问题，是人的问题。”
“是的。随着人类文明从动物手里夺过更多的土地，人与动物的共处将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戴维森
说。
中国英雄
如果说，对象牙贸易带来的问题所产生的共鸣是建立在导演对大象的刻画上，那么对解决问题决心的共鸣，则来自影片中，在中国、肯尼亚、坦桑尼亚、美国等地为象牙保护奔波于一线的个体。
拉德卡尼
和
戴维森
最开始完全没有预料到，这部纪录片见证了黄泓翔作为一个卧底的成长历程。“他是卧底调查的新手，第一幕在乌干达卧底时，他还在接受奥菲尔的训练。你能看出他那时很害怕。我们也没想到他会和Wildleaks China的首席调查员Andrea Crosta继续在亚洲的调查。他是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英雄角色。”
“他是中国的007。”
戴维森
又补充道。
用导演的话来说，没有人会觉得这样一个瘦小、戴着眼镜，还是一副男孩脸孔的中国人会是敢于冒险的卧底。但“这也是他最大的优势吧。”
拉德卡尼
说。“人们会觉得他没有恶意。他也会用自己的优势，在越南卧底的时候，假装自己就是路过顺便帮自己的叔叔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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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泓翔（右二）在
内罗毕国家公园象牙焚毁现场
。
作为一个中国人，黄泓翔觉得自己在这部纪录片中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所有象牙贸易题材里，中国人形象最正面的一个片子。”但是这一点很容易被中国的观众忽略。北京的首映式上，曾有观众问导演，为什么片子里没有中国政府的戏份。
“我们不想拍摄官方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拉德卡尼
说，“官方回应只会否定问题，或者说‘我们正在解决问题。罪犯会进监狱的’。但这些谁还不知道呢？所以我们去寻找角色。黄泓翔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我们的影片中就代表了中国。”
拉德卡尼
和
戴维森
并非没有向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相关部门提出过拍摄请求。“我们想过找一个做野生动物保护的人跟拍，但是他们说，采访可以，但不理解为什么要跟拍一个人。”
在黄泓翔看来，
拉德卡尼
和
戴维森
这些没能被理解的邀请正是因为中国和外部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话语鸿沟。“我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要讲，中国人没那么糟糕，可以去理解和对话；对中国人要讲，其实西方人没有那么糟糕，不是要诋毁和攻击中国人。我觉得这种对话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很多时候，外国媒体想要讲中国故事，却根本不知道怎样找到中国的人来配合拍摄。找到之后，可能还会被干涉，不怎样拍就不能来拍。于是，很多外国媒体会很自觉地放弃沟通的可能。外国有聆听中国的需求，我们却没有这样的窗口。我们要做的就是当开放的人来问问题时，好好地跟人家说话。不要做宣传，不要官方发言。”
作为一个卧底，黄泓翔决定在影片中露脸，就意味着他调查生涯的终结。但面对观众的时候，黄泓翔会一本正经地开一个玩笑：“你们不用觉得拍完这部电影我就失业了。我的主业是在非洲做社会企业，把中国青年带到非洲做野保。”
私底下，他这番话真正的意思是，“我很担心中国像日本对《海豚湾》的处理那样，拒绝‘西方白人’对我们的指手画脚，坚持‘象牙市场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一定要保留’。对我个人来说，如何取得中国和外部的沟通与了解，远比某一次调查要重要。”
电影、个人行动与社会变革
《象牙游戏》对于中国纪录片语境来说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它提升了在面对社会议题时，个人情感和精神追求的份量。拉德卡尼和戴维森此前的作品《The Devil’s Miner》就纪录了在玻利维亚一个据说死过八十万人的矿井，工人们为了能够继续采矿谋生，同时向耶稣和矿上传说的魔鬼祈求庇护。在《象牙游戏》里，很巧的是，“魔鬼（Shetani）”是肯尼亚头号盗猎犯的代号。这个据说杀死过一万只大象的罪犯在影片的最后被抓住，关在一个树枝做成的牢笼里，只留逃犯落网的落魄。
在这横跨十余年存在于两部影片中的“魔鬼”衬托下，那些为战胜自己所处环境、实现自己信念而从不停息、妥协的个体是
拉德卡尼
和戴维森
电影的绝对中心。甚至只有在这些个体身上，通过对个体如何度过他们的每一天的刻画，整体的发展才得以被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