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全新、重磅而有趣的权威之作，讲述社会网络的特点和人们在其中的位置如何塑造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并影响我们的人生。
人类网络的结构和位置，决定着每个人在交友、择校、就业、理财、养育子女、休闲娱乐等所有方面的选择，决定着人们的圈子和“三观”，决定着哪些人更有权势和影响力、更容易成功。没有人能逃脱生活编织的大网。
人类网络还与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密不可分：传染病、不平等、社会固化、金融危机、贸易摩擦、战争与和平……对这些顽固的“社会癌症”，网络思维或许能帮我们找到根治之策。
马修·杰克逊对人类网络的观察与分析，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行为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成果，通过精彩纷呈的案例、逻辑、游戏与图示，给我们讲述人类社会网络的精彩故事。
作者简介：
马修·杰克逊
（Matthew O. Jackson）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William Eberle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研究经济与社会网络的领军人物，从事该领域研究二十余年。他的在线课程“经济与社会网络”和“博弈论”听众人数超过100万。曾出版《经济与社会网络》等著作。
书摘与插图：
固化，不平等，“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于是我们逆水行舟，奋力向前，却不断被浪潮推往过去。
——斯科特·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显然，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成就与幸福取决于其父母和社群奠定的起点。衡量社会地位的代际粘性的标准做法，是在收入、财富和学历等要素上对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进行比较。孩子与父母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彼此相关呢？图6.1显示了子女的最终收入与父母的关联度，该指标名为“代际收入弹性”。
图6.1社会固化：代际收入弹性。这是子女收入与父母收入相关关系的标准化后的指标，0代表子女和父母的收入基本脱钩，1代表父母的相对收入地位完全反映在子女的相对收入地位中。数据来自Miles Corak（2016）。
代际收入弹性可以理解为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假设你父母家的年收入比我父母家高出10%，当我们成年后，你的收入会比我高出多少？如果答案为10%，则你家相对于我家的全部优势都跨代保留了下来。由于你的收入超出我的部分与你父母超过我父母的部分之比为1，社会完全固化：我们的相对地位跟我们的父母完全相同。如果你的收入只比我高出1%，则你家相对于我家的优势仅有十分之一保留了下来。如果我们的收入相同，社会就有完全的流动性，因为我们的相对地位跟我们的父母完全无关，此时对应的代际收入弹性为零。可见，该弹性是对固化程度的测量指标。美国的上述弹性（固化程度）略低于二分之一，而图表上最高的秘鲁约为三分之二。美国在该图中的位置或许会令某些人吃惊，固化程度几乎是加拿大的两倍。英国则与美国类似。
比起有些令人吃惊的社会固化程度，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之高则不证自明。当你穿过任何一座美国大城市时，你都很难不目睹极其贫困与非常富有的不同社区并存。但“美国梦”却是如此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灵魂和身份之中，还有美利坚作为“机遇之地”的观念。人们将因为自己的勤劳、技能和才干而得到回报，而不是血统。考虑到“不可剥夺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独立宣言》的核心，我们理应期望，美国在社会流动性（打破固化）方面至少能和其他国家做得一样好。
我们都听说过不可思议的靠奋斗取得成功的故事。我的祖父没有上完高中，在一家运输公司工作，而我的父亲则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成为核物理学家。历史上，机遇之地可谓名副其实。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移民大潮中，美国向大西部拓展，经历了不断的经济繁荣（偶尔也有波折）。就业与增长的机遇如雨后春笋，尤其是对许多逃离母国的贫困移民而言。人们搬到加州，一夜暴富。教育虽然有其价值，在当时对于过上体面生活却不是那么重要。那是增长以及实现美国梦的黄金时期。在二战过去不久的另一段时期，制造业和经济繁荣发展，中产阶级大量增加，沿着经济阶梯攀爬也同样可以企及。
可是当我在大约15年前开始研究社会固化时，情况有了惊人的变化。首次看到美国的父母与子女在教育方面的关联性，我怀疑数据肯定有什么差错。通过某些挖掘，我意识到所有的数据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无论是以收入、教育、财富乃至寿命衡量，在父母与子女的关联性方面，如今的美国都处于非常高的水平。这些指标的高度关联性绝非好事——意味着较高程度的社会固化。
如果你原本认为美国在经济流动性方面做得不错，那并不奇怪。许多人对社会流动性的感知都不符合现实。例如在图6.1中，德国的固化程度评分为0.32，美国则为0.47，几乎是前者的1.5倍。然而如果你去询问别人是否赞同如下陈述，“如果努力工作，我的生活将得到改善”，结果会发现，约有84%的美国人表示赞同，而德国仅有62%。
不平等与社会固化的关系由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2012年1月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做了透彻的阐述，当时他正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鲁格展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在2011年发现的不平等与社会固化之间的惊人关联性。为了给这条曲线找个好名称，克鲁格表示要给提出最佳名称的年轻职员奖励一瓶葡萄酒。结果奖品被贾德·克莱默（Judd Cramer）拿走，他的建议源自小说中盖茨比在跨越社会阶层时的困难。不平等与社会固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如图6.2所示。
图6.2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展示世界各国的不平等程度（由每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代表，图中的纵轴，0代表没有不平等，1代表极端不平等）与社会固化程度（由每个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代表，图中的横轴）。有关社会固化的数据来自Corak（2016）；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CIA World Factbook。
值得提示的是，社会固化与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机制性的联系。如果我们拿一个较为单一的小国同一个较为混杂的大国进行比较，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时，小国的不平等与社会固化程度应该更低。例如，我们只分析工程师的子女，由于这些孩子大部分最终都会完成高等教育，获得较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自然会比较小。这批父母与子女的代际收入弹性也会较低，因为父母的收入差距本来就小，对于子女的境况好坏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如果我们只分析矿工的子女，结果同样如此：由于大多数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劳工阶级，他们中间的不平等也较小；由于父母的特征相似，也几乎不存在代际收入关联性。社会固化与不平等有很大部分是来自经济体中不同成分间的比较，因此当某个国家的组成变得更为多样化时，我们理应看到社会固化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