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兵 黄义军 | 再论北宋河北四路安抚司的形成

宋代在路一级区划设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安抚司[1]四个机构分掌民、刑、财、军等事务，分工的同时又交叉合作。安抚使司是其中主要分管军政的行政组织，南宋时被认为是“一路的首席长官”[2]。学界关于安抚使及安抚司路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大多侧重于安抚使制度的研究，以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为代表。[3]对某一区域或某一路分安抚司路的形成原因也有关注，具体到河北四路安抚司，李昌宪认为其设置的动因是弹压保州云翼卒与贝州王则兵变。[4]程龙注意到宋人多以河北与辽紧邻的地缘关系讨论设防问题，故对李昌宪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河北安抚司路的设立，“着眼点显然是对辽防御的宏观军事战略，而不是为了防止兵变”[5]。李立特别指出，仁宗庆历年间的河北边防危机直接导致了河北四路安抚司的形成。[6]郭志伟则讨论了关南地之争与四路安抚司的因果关系。[7]笔者认为，学界对河北地区安抚司路的形成原因之所以存在争议，主要是没有细究作为“区划”的安抚司路和作为“组织”的安抚司这两个互有联系而存在差异的概念。[8]例如，李昌宪的着眼点放在作为“组织制度”的安抚使上，而程龙强调的是作为“区划”的安抚司路。李立认为河北安抚司路设置是为了提高河北地区的防御能力及维护地方治安[9]，但他同样忽略了区划和组织这两条线索。

在河北安抚司路的形成过程中其实存在区划与组织两条相对独立又有所联系的线索。就区划而言，河北安抚司路辖区形成可上溯宋太宗朝后期，当时设立的河北三路“都部署”为临时的方面军主帅[10]，但无稳定的辖区。直到庆历八年设立河北四路安抚司，其辖区才最终出现并正式划定。就组织而言，河北地区经历了从都部署到安抚司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以文官节制河北雄兵，体现了北宋立国后最重要的大政方针。[11]以下从区划和组织两方面入手，尝试还原河北安抚司路形成的过程：考察北宋前期河北三路都部署的设立，分析庆历边防危机时朝臣对河北建置的议论，并探讨河北四路安抚司的最终确立。

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对外采用“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12]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宋对辽的态度是“务求和好”，并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在地方上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13]之策。在这套方针下，宋太祖在河北地区沿用旧有的藩镇体制但有所变革：继续以将帅镇守边关，剪除支郡；边将大多只辖一州之境，所领之兵为屯戍的中央禁军，并非私募。[14]据载：“《国史·论》及《祖宗故事》《经武圣略》所列将帅凡十四人。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镇棣州，以拒北契丹……”[15]此次人事部署显示了宋太祖赤心御将的策略，由是二十年间北边无忧。[16]太祖朝在河北地区部署“藩帅领中央禁军镇守边州”，这种军事建置既预防了边将坐大，又推心置腹，使将帅勠力御边。明人陈邦瞻言：“帝既定计尽收诸宿将兵柄而削藩镇权，尤注意命将分部守边，具得要领。”[17]

宋太祖朝边防建置得力，除其治国有方、御将有术外，与辽朝时局也不无关系，当时辽朝主要精力在改革内政，暂时放弃了主动南攻的战略。[18]太宗即位后，河北地区的边防建置有所改变。太宗继承了太祖的统一战略，又因其继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他急于通过荡平北方、统一全国来证明自身的文治武功。太平兴国四年（979）伐北汉、征幽州之前，太宗在河北地区的部署沿袭太祖时期，但进一步削减了边将仅有的财权和人事权。[19]灭北汉后，太宗贸然决定乘势伐辽夺燕，河北地区的防御体系随之转变为对外征战的行营体制。[20]然而战事未如太宗所盼节节胜利，辽朝不断反攻。高梁河之战宋军战败溃退，宋太宗也身受箭伤南逃。至定州稍加安稳后，太宗重新部署了河北的防务：

命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屯关南，得以便宜从事。[21]

与之前选将守边不同，此次重新部署的特点有二。一是没有完全解散从讨伐北汉开始组建的作战行营，而是令行营中部分将帅和所部禁军屯驻定州（治今定州市）、镇州（治今正定县）、关南（治今河间市）。二是赋予将帅“便宜从事”权，允许留屯将帅统辖他州驻军：“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从事，缘边诸军并受节制，军市租储，得以专用。”[22]太宗目的很明显：“契丹必来寇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23]满城之战也正是之前行营中留屯的将帅成功击退了辽军。[24]与太祖朝赤心御将防边不同，太宗试图以制度化的军事力量防御北边，留屯河北三州的行营将帅正是后来河北分为三路都部署的前奏。

随着宋朝调整对辽的军事部署，采取防御战略[25]，太宗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以河北日常驻军结合作战行营的体系，主要在定州、镇州、关南三大镇屯驻禁军：“（太平兴国五年，980）冬十月戊寅，命莱州刺史杨重进、沂州刺史毛继美率兵屯关南，亳州刺史蔡玉、济州刺史上党陈廷山屯定州，单州刺史卢汉赟屯镇州，备契丹也。”[26]与此同时，河北其他州、军也开始屯驻禁军，到端拱二年（989）：“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27]随着河北诸州驻军逐渐增多，军事性质的“路”名也出现了，例如，端拱元年（988）八月，太宗以郭守文为镇州路都部署并面授机宜：

且朝廷以镇、定、高阳三路控扼往来咽喉，若敌无所顾，矜骄而来，则出奇兵掩之，万不失一。[28]

镇、定、高阳三州（关）是华北平原主要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故以镇、定、高阳关（治瀛州）三路为主要屯戍之地，并依战争形势以都部署节制其他州军兵马，就是所谓的“三路都部署”的由来。

李昌宪认为此三“路”有辖区之路分，只不过“史无明文”。[29]通过钩稽史料，可以对李氏的观点稍作补充。如前所述，端拱元年史料中所谓的“路”是行营体制产物，尽管某种程度上具备作为区划的路的功能，但尚无稳定辖区。这要从唐代以降的“道”“路”两个概念说起。今人讲到唐宋时期的道、路，常指作为监察区和政区的单位。但唐代还有一种“行军道”。依据唐代行军制度，朝廷会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由其统率各地的征行将士征伐四方。[30]按照唐代行军道的命名惯例，其道名多为行军目的地或战役方向。[31]五代时期延续了设置行军道的做法且出现了“都部署”这一军职，如后周世宗命“李穀为淮南道行营都部署，以伐唐”[32]。宋初还出现类似唐五代行军道的“路”，其将帅称“某路都部署”，如太祖征伐四川时，“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宁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合步骑六万，分路进讨”[33]。瓦桥关战后，太宗欲再征幽州，“以保静节度使刘遇充幽州西路行营壕寨兵马部署……威塞节度使曹翰充幽州东路行营壕寨兵马部署……”[34]上述文献中出现的某某路显然不是作为区划的路，而仅表明征战路线或目的地。这里的“都部署”都属于临时作战军职，并非某一固定区域的军队统帅或统兵官。[35]要言之，宋初大部分时间内，都部署只是战时的委任，路也并非区划的单位。

但太宗朝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与上述各路又有不同，它们正逐渐由作战行营转变成日常防御机构，同时还能节制他州禁军。故其“路”初步具备军事区划的功能，但辖区不稳定，史料记载也付之阙如。

三路都部署自成立之初到澶渊之盟前夕一直带有浓厚的行营色彩。真宗咸平二年（999）契丹南侵，真宗根据敌情充分贯彻日常驻军防御与战时组建行营相结合的作战体系。他指示根据敌情，或屯驻禁军于要害地，“今敌势未辑，尤须防遏。屯兵虽多，必择精锐先据要害以制之”[36]；或分屯禁军于诸州，“癸亥，诏徙北面都部署兵屯天雄军及邢、洺州，其威虏军兵屯顺安军、莫州，北平寨兵屯定州，宁边军兵屯平虏城、深州，镇、定两路兵屯邢、洺、磁、相州，蕃入寇则会而前进”[37]。宋军在战斗中取得优势与这种防御作战体系密切相关。澶渊之盟缔结后，为示诚意，宋朝罢行营、省边将边兵，“癸丑，以河北诸州禁军分隶镇、定、高阳都部署，合镇、定两路为一。天雄军、沧邢贝州留步卒六指挥，其余营在河阳及京城者并放还，行营之号悉罢”[38]。简言之，朝廷将战时在河北各州屯驻的军队省并，明确统辖关系，将原先的镇州路和定州路合而为一，以镇定路、高阳（关）两路都部署统辖留屯在河北的军队。可见，澶渊之盟后，都部署体制最终完全取代了行营体制。尔后，两路与三路的划分还出现过多次反复，但个中原因史无明文。[39]

总之，终太宗、真宗两朝，三路都部署的辖区始终不定，也不够明确。其主要统辖本镇禁军，与他州屯驻禁军的统辖关系既不明确也不稳定，仍然带有很强的机动性，一般依战争形势和诏旨行事，这也是庆历帅臣“未晓本路将来于何处控扼”的缘由所在。[40]

仁宗庆历初年，宋对西夏作战屡屡失利，契丹也趁机敲诈，河北地区出现新一轮边防危机。[41]庆历二年（1042）二月，“契丹谋聚兵幽蓟，遣使致书求关南地”[42]，史称“关南地之争”。经过富弼等人的外交斡旋，宋辽再次签订誓约，河北边防危机才算解除。[43]

如前所述，李立、郭志伟等认为是庆历边防危机促使河北安抚司路形成。笔者重新检讨史料，庆历边防危机出现后宋廷并未采纳朝臣建言改革河北三路的军事组织或划定三路具体辖区。当时宋廷并未打算在河北设置同陕西一样的经略安抚使，而是沿用了太宗以降的都部署体制。其他较为明显的更张是建大名府为北京（治今大名县）。[44]五代时期，邺都（大名府）就已成为河北的重心，宋朝此举再度明确了大名府作为河朔根本的地位[45]，且此后大名府守臣直接兼任因事而设的“河北安抚使”，庆历八年划定的大名府路亦是以北京为中心。除此之外，宋廷还做了相关人事变动：庆历二年二月，遣夏守赟为高阳关都部署兼判瀛州[46]；三月，以“杨崇勋同平章事、判定州、兼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47]；四月，将临危受命知澶州的王德用改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48]；五月，王德用又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49]。

此次修建北京以及相应的人事变动，客观上增强了河北地区的防御力量，以王德用任三路都部署为例：

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习战，顷之，皆可用。契丹使人来觇，或请捕杀之。德用曰：“彼得其实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战也。”明日，大阅于郊，提桴鼓誓师，进退坐作，终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粮，听吾鼓声，视吾旗所乡。觇者归告契丹，谓汉兵将大入，既而复议和，兵乃解。[50]

王德用在定州日夜习战整肃军队，河北禁军的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随时可以投入作战。这种治军效果还起到了震慑契丹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宋辽议和的进程。可见庆历边防危机时，三路都部署体制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对于庆历进取之士来说，虽然宋朝通过外交和平手段解决了关南地之争，契丹的威胁仍然是笼罩在他们头上挥之不去的阴云，庆历边防危机使澶渊之盟以后宋朝士大夫所抱有的“太平”幻想不复存在。他们对利用武力防御契丹的长久之策展开了激烈议论，并纷纷向仁宗建言。如宋辽再盟后，富弼在拒绝宋仁宗加职翰林学士时建言“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51]。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也纷纷上言要求改革河北边防。改革的建言虽未被朝廷及时采纳，却成了庆历八年（1048）划定四路安抚司辖区的蓝本。

1. 关于设置河北各路安抚使的议论与建言

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提出河北定州路置安抚使的方案。他借鉴陕西经验，以文臣为安抚使兼都部署、武臣为副：

况河北比于陕西四路，事体甚重，今秦、渭、延、庆并用文臣。伏乞朝廷特于文臣两制已上，选差一员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别差武臣充部署。[52]

欧阳修认为河北毗邻辽境，边防压力比陕西更大，而目前的武臣大多“不才，不堪为将帅，不可委兵柄”[53]。欧阳修是北宋文人中轻视武人、坚持“以文驭武”方针的先锋，如他连上三疏请求宋仁宗罢免枢密使狄青，这是他贬低武人、排挤武人的一个典型事例。[54]所以他在武臣李昭亮离任定州后[55]，率先建言朝廷依陕西例用文臣替代武臣知定州并兼部署，但宋廷并未采纳欧阳修的建议。

宋廷不打算于河北设安抚使的原因，据韩琦撰高志宁墓志可知一二：

公又言元昊北与契丹通，宜为备。即命公为河北诸州安抚使，以经略之。本道有嫉公之统制者，言于朝曰：“今特置使以启虏疑，不若俾兼他职而阴主其事。”[56]

因宋辽关南地之争前夜知贝州的高志宁就建言河北备防，宋廷便打算以高志宁为河北诸州安抚使。但该路有人嫉妒高志宁，故意向朝廷上疏称新置安抚使会使契丹生疑，毕竟澶渊之盟后宋廷对契丹主要处于一种尽量避免生事的姿态，朝廷最后仅任命高氏为河北缘边安抚使。[57]又或许最终未任命高志宁为河北诸州安抚使不仅因为谗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记载，朝廷也有同样担心，“恐契丹寖有所疑，故罢之”[58]。最后，朝廷连同高志宁的备防措施也一并撤除了。

可见，欧阳修等人增设河北各路安抚使的建言之所以未被朝廷采纳，与宋廷澶渊之盟以后深忌边地生事的一贯导向有关。与契丹和好是当时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等大部分宋人的共识，如张方平所言：“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盖深念此也。”[59] 对此，富弼在庆历增币后曾批判：“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60]正是在这种“和戎为利”的风气下，宋廷才不愿生事，因循守旧，也未新置如陕西一样的经略安抚司路。

2. 关于划定三路都部署辖区的议论与建言

庆历四年（1044），宋朝已与辽再和，与夏的和议也提上日程。同期执政且一起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韩琦联合上疏，建议朝廷对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61]。其奏疏中提及了河北三路辖区的模糊不清：

再议兵屯者，自来真定府、定州、高阳关分为三路，其所辖兵马未甚整齐，乃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来于何处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62]

如上所述，虽然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被冠以“路”名，但实际三路都部署与他州屯驻禁军的统辖关系并不稳定，诸州兵马隶属关系混乱。从这则奏疏看，当时三路都部署清晰的路分并未划定，不然各路帅臣何以“未晓本路将来于何处控扼”?这一问题的存在容易导致路与路之间、各路与诸州之间无法协同作战。于是范、韩等建议差近臣详密筹划并建立相关制度。

范仲淹、韩琦上策后不久，新政主持者之一、枢密副使富弼亦上疏朝廷，建议早日划定河北都部署路辖区：“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悉择善将守之。”[63]此处久历“北事”的富弼较为具体地提出了分四路的想法：分河北三路都部署为有具体辖区的四路，其中于河北军事重镇、河北路转运司治地北京大名府置“大帅”，节制其他三路。不久范仲淹、富弼因朋党之争离开了朝廷，所以他们的建言也未立即实施。

两年后（庆历六年，1046），河北三路的区划再度被提起。这次议论主要来自三任大名府守臣，首议者是庆历二年以降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的程琳。庆历六年程琳在离任大名府之际就河北的军队部署和分路上书朝廷：

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敌数入寇，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都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请分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兵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猝缓即成部分。[64]

程琳的建议是分河北三路都部署为各有具体辖区的镇定、高阳关、沧霸、北京四路，理由有二。一是三镇鼎立导致形势不接、不易防御，如果各路皆有明确辖区、互为接壤，整个河北地区的军事部署便可串联起来。二是北京大名府已经建成，禁军若隶于定州、真定府路，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作用便无法发挥。不过，程琳这番建议只是针对军事区划的构想，并未涉及组织建置。

宋廷将程琳的奏议下发给新判大名府夏竦，夏竦认为：

镇、定二路，当敌寇之冲，万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为应援，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减之则不足以备敌。又沧州久隶高阳关，道里颇近，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民居，非敌人蹊径，万一有警，可决漳、御河东灌，塘淀隔阂，敌马未易奔冲，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只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部署，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65]

与程琳不同的是，夏竦认为镇、定应该分为两路，沧州久隶高阳关且地理形势易守，不必分路。在组织建置上，和平时期设河北安抚使统制各州、军屯戍禁军，战时再分置四路行营都部署。不久，夏竦入朝任枢密使，其议遂寝。[66]宋廷又命新判大名府的贾昌朝规度此事，贾昌朝大体认同夏竦奏议，但他指出：“惟保州沿边巡检并雄、霸、沧州界河二司兵马，自国朝以来，于诸边最号强劲，今未有所隶，请以沿边巡检司隶定州路，界河司隶高阳关路。”[67]将先前隶属关系不清的二司明确划归定州路和高阳关路。

参看富弼、程琳、夏竦等人的建议，可知他们的出发点皆是为了划定宋太宗以降河北三路都部署路的具体辖区，并使军队部署与辖区相吻合，充分考虑了整个河北地区的军事地理特征。庆历八年，在统合三任判大名府事意见的基础上，宋廷终于下诏设立河北四路安抚使并划定其具体辖区：“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焉。”[68]《长编》作者李焘注意到四路安抚使设置与夏竦、贾昌朝奏议的不同，其小注称：“今四路各置安抚使，非竦、昌朝初议也。盖亦略增损矣，故特表而出之。”[69]如前所述，“竦、昌朝初议”关注的焦点停留在三路都部署的辖区调整和军队隶属上，所以安抚司的设置另有原因。

李昌宪认为，保州（治今保定市）云翼卒与贝州（治今清河县）王则发动兵变是安抚使设置的动因。[70]但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卒骄将懦”，难以有效预防和弹压频繁的兵变，从而危及了赵宋统治。

庆历八年，韩琦在担任定州路首任安抚使时修建了展览“前代良守将之事实”[71]的阅古堂。阅古堂修建的目的在于教化将士，以激发斗志，提高素养。韩琦在《定州阅古堂记》中回顾河北四路安抚使的建置缘由，意在以儒帅节制河北雄兵和抚绥良民：“庆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节制不专，非择帅分治，而并抚其民不可，始诏魏、瀛、镇、定四路，悉用儒帅，兼本道安抚使。”[72]韩琦的“悉用儒帅”侧面反映出此前宋廷任命的武臣难以节制河北雄兵。而河北雄兵难以节制与武将让位于儒帅的缘由，和对于河北四路安抚司建置的影响，下文将从“骄兵”和“懦将”两方面来具体分析。

1. 河北的骄兵

河北的骄兵问题集中反映在保州云翼卒发动的兵变上。庆历四年八月，保州通判石待举献计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张昷之削减不出巡士卒的钱粮，从而引发兵变。[73]《长编》载：“会都监韦贵与待举弯弓赌酒而众辱之，贵凭酒慢骂曰：‘徒能以减削兵粮为己功。’因激其众，是日给军衣，众遂劫持刀兵入牙门……”[74]兵变伊始，通判石待举、走马承受刘宗言就被叛军杀害，而知州刘继宗在逃亡中溺毙于城壕。随后，叛军推韦贵为首，据城以叛。[75]宋廷得知消息后，决定采取劝降为主、围剿为辅的计策，命知制诰田况前往保州城下“相度处置叛军”，且赋予其便宜从事权。[76]一个月左右，叛乱被平息。[77]

表面上看兵变的起因是河北都转运司改革触动了缘边都巡检司将士的既得利益，实则另有缘由。首先，兵变与宋初以降对缘边将士的优待不无关系，《长编》载：“太祖常用之有功，诏每出巡，别给钱粮以优之。”[78]其次，因太祖御将有术，太祖朝时河北将帅们尚能节制骄兵；但太宗以后武将逐渐庸懦，缺乏军威，这才导致河北骄兵炽盛，多地相继发生兵变。

保州兵乱结束后，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负责善后事宜。[79]他在《论永宁军捉获作过兵士札子》指出：

盖以河北屯聚兵马虽多，自来未有威名将帅镇抚，而卒士骄狠，相习为常。昨自保州变乱之后，安肃军、卫州、通利军等处，相继结集不已。只如今来赵牧等，本亦别无酷虐情状，只是偶然柬试不当。况自有部署、转运、提点刑狱司等处，自可依公论诉，岂得小不如意，便谋结集?以此见虽是官吏乖方，亦由骄兵好乱。臣伏见有唐骄兵逐帅之祸起自河北，始务姑息，养成大患。况今河北为国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系不轻，尤宜远虑周思，防微杜渐。今官吏败事，偶宽责罚，未至失刑。若骄兵过示姑息，一启其端，则他时有不可制之患。[80]

欧阳修认为，没有具备威名的将帅镇抚，河北“卒士骄狠，相习为常”。他还认为对官吏的处置不当，会削弱军威：

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并遭杀害，其余官吏各重行责降，至今保兵自为得志，动皆引以为言。而即目统兵之官，亦自始以为戒，军威日削，士气益骄。今永宁之事，亦因兹而驯致也。其赵牧等虽为可罪，若便重行黜责，则河北骄兵结集，窃恐自此渐多，开启其端，养成后患。[81]

在保州兵变中，知州刘继宗、通判史待举遭到杀害，朝廷对其余官吏“重行责降”，因此保州兵士自以为计划得逞，更不把统兵官放在眼里。继保州兵之后，永宁军士卒因不满都监赵牧的训练检视方式发生结集，也试图作乱。欧阳修指出，赵牧虽有过错，但士卒宜依照军政程序申诉，而不应“小不如意，便谋结集”。他表示对统兵官罚不当罪，姑息士卒，将会削弱军威，使河北骄兵日益难治。欧阳修上札之后，朝廷仍不以为意，未久河北贝州又爆发了王则兵变。与前者不同，王则兵变依赖宗教起事，甚至建国“安阳”，一定程度上存在颠覆赵宋政权的危险。[82]这种以夺得政权为目的的叛乱直接触动了宋廷的底线，富弼在《定州阅古堂》诗序中道出贝州兵变后宋廷改变“卒骄将懦”局面的决心：“然自国初已来，专以武臣帅诸路，甘陵妖贼据城叛，河北妖党相摇以谋应，卒骄将懦，人心大震。天子悟，始议选儒臣帅四路，以督诸将。”[83]

2. 庸懦的武将

保州和贝州兵变中武将的反应实在不如人意，相反文臣的表现却相对出色。在平定保州兵变过程中，文臣知制诰田况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平定兵变[84]，武将李昭亮不仅庸碌无为，且欲“专入城谕贼之功”[85]，事后更私取叛兵子女。欧阳修因此提请追究其罪责：“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为大将，不能统辖，致得保州兵士作乱。及朝廷累降敕榜屈法招诱，叛卒方肯归降。既城开之后，其李昭亮转帖号令诸军不得私取人口并财物，却先将叛卒女口私入本家。”[86]贝州王则兵变事发前，武臣知贝州裴德舆、统兵官贝州钤辖李昭度对“妖党结集，久而不察”。兵乱爆发后，统兵官都监冯文吉、监押赵惟一“懦怯弃城”[87]。宋廷调派武臣王凯、王信、郝质等人前去镇压，也难以成事。[88]最后宋廷只好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本路体量安抚使，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副之”[89]，并靠这二人最终平定了贝州兵变。两次兵变中，武将的庸懦与文臣的有为对比明显。

武将庸懦原因有三。一是自太宗以降边防统兵官个人素质总体下降，或因北宋边防兵官多是武将世家恩荫出身和外戚成员。这一群体基本志在迁官和追逐名禄，普遍能力低下，治军无方。[90]二是宋廷对将帅赏罚不均，致使武将安于无为。如保州兵变后宋廷对骄兵及兵变始作俑者韦贵姑息宽大，对其他统兵官却罚不当罪。三是部分有能力的武臣在崇文的政治生态下往往自敛其才。如名将王超之子王德用少时随父出征西夏，以勇猛闻名，仁宗朝时其自知武人身份，在升迁时多有谦让。不久，朝野传言其“貌类艺祖”，有黄袍加身之嫌。王德用遭御史中丞孔道辅弹劾，随之被贬，但他也安然处之，毫无怨言。后宋廷因契丹事被起用，他面见仁宗时涕泗横流：“臣前被罪，陛下赦而不诛，今不足辱命。”[91]王德用之所以如此谦卑，概因其武臣身份使然。

当然，武将庸懦与文臣有为也需进一步探讨，如贝州兵变文彦博、明镐最终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调用了大量兵卒至贝州孤城进行总攻，这相较前面武将应战时有更大的优势。[92]朝廷对武将在战争中的支持明显低于文臣，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武将的无能”。此外，宋朝文臣掌握着战事汇报权限以及史书工笔，他们有意拔高自身、贬低武将或将战事失利的原因推给武将也未尝不可能。这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塑造“武将庸懦”的形象。[93]总之基于这一认知，宋廷决定在河北地区实行以文臣为安抚使、武臣为副贰的“以文驭武”的地方军政领导体制，建立以安抚司为分管地方军政的组织机构。

由此可见，经历了两次兵变，尤其是贝州王则有组织的兵变后，宋廷决意对河北士卒进行更为有力的弹压。由于文臣在两次平叛中表现出色，与武臣的庸懦形成鲜明对比，仁宗最终不顾契丹疑心，在程琳等人分路之议的基础上划定了各路辖区，并设置文官为主的安抚司以节制河北雄兵：“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韩琦知定州，礼部侍郎王拱辰知瀛州，右谏议大夫鱼周询知成德军。”[94]加上已兼河北安抚使的大名府路安抚使贾昌朝，四路首任安抚使皆为文官。[95]又或许由于河北四路安抚司未如陕西一样添加“经略”二字，它们的设置似乎没有引起契丹的关注与不满。

就区划而言，河北军事区划经历了从太祖时的将帅分部守边到太宗时的行营都部署，再到真宗时的三路都部署，最后于仁宗庆历八年正式形成河北四路安抚司的过程。庆历边防危机改变了宋人对契丹的和平幻想，范仲淹、程琳、夏竦提出种种划定河北三路都部署边界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并未被朝廷及时采纳，也未形成明确的都部署路辖区。

就组织而言，笔者倾向于认为从提出设置河北各路安抚使到正式建置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庆历边防危机时，欧阳修等人曾提议设置定州路经略安抚使，但在“和戎为利”思想主导下，这一提议并未被朝廷采纳。此外，笔者主张宋廷设置四路安抚司的直接起因并非防辽，而是庆历年间频繁的兵变，这些兵变危及了赵宋统治。懦弱的武将无力节制河北雄兵，被文臣充任的安抚使取代，最终有着明确地理区划的河北四路安抚司形成。

河北四路安抚司设置之后到宣和、靖康年间的宋金战争之前，河北地区并未发生大型对辽战事，也没有出现频繁的变乱。因此，不同于陕西经略安抚司，河北四路安抚司的日常职能主要还是对内镇抚，即“掌抚绥良民而察其奸宄，以肃清一道”[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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