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行动？｜阿甘本论大都市｜2005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 Giorgio AGAMBEN ／ 英译｜ Arianna BOVE

译｜ PLUS ／ 责编｜ 王家浩

本次推送的是阿甘本论大都市（metropolis）的短文。从词源上来看， “大都市”联系着城邦与殖民聚居地这两种空间，意味着空间和政治的非同质性，所以说它应该用来指代某种全新的城市构造。顺便说一句，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并不能体现这一点，“大都市”中的“大”会让人们以为它是城市连续发展和增长的结果，而这正是阿甘本所要批判的当前的普遍认识。大都市出现于古代的领土主权向现代的生物 治理 的转变过程之中，它确立了 全新的范式，见证了 权力变成对生命和事物的治理。大都市并非公共与私人空间明确的城市，而是取而代之的社会机制或者一组社会机制。再次， 阿甘本引述了福柯指出的 麻风病和瘟疫的 两种范式，以及这两种范式的相互交叠投射导致的结果：大都市的空间化 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 在这种划分上投射了 一系列 联结的和个性化的复合过程与技术 。 最终，阿甘本转向了主体化过程，指出 现代的社会机制不仅创造了主体性，而且同样也创造了去主体化的过程。不过今天的难点恰恰相反，在反抗社会机制去主体化的运动中， 我们还缺乏相应的知识去分辨由大都市 创造的主体化过程。 他的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了，当下任何试图以回复原有主体性的行动去反抗这种新的去主体化的社会机制，只是虚假的行动而已。如果想要 到达阿甘本所认为的不可治理性，那就必须 以 更深入的方式穿透这一必然的主体化过程，才有可能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 行动和干预。 照例，在阿甘本那里我们找不到具体的策略，不过正如阿甘本在开篇所讲的那样，他 的思考显然是普遍性的，也不会进入到各种冲突的特定主题中去，但是他 对这些思考能否为某些战略和紧急事务所捕获仍抱有期许。 中文 标题由译者添加， 英文版由Arianna Bove从Uninomade的音频文件中转录并翻译。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论大都市｜2005

本文 3500 字以内

许多年前，我正和居伊（·德波）对话，我本以为那是关于政治哲学的，直到某个问题上， 居伊他 打断我说：“你瞧，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我是战略家。”

这种说法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过去一直把他看作是哲学家，就像我把自己也看作是哲学家一样，但我认为他实际想说的意思是，无论哪种思想，就算它再怎么“纯粹”，普遍或者抽象，总会带上历史和时间的印记，也因此会被某种战略和紧急的事务所捕获，并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之所以我要说这段，是因为我的思考显然是普遍性的，而我也不会进入到各种冲突的特定主题中去，但是，我希望这些思考将会留下某种战略的痕迹。

我想先从大都市（metropolis）这个词再平常不过的词源谈起。

你们都知道，希腊语中大都市的意思是母城（Mother City），它指的是城市和殖民地[聚居地]之间的关系。说来也怪，城邦的公民离开自己的城邦去建立殖民地，被称作为en apoikia，它的意思是：远离家乡和城市，渐行渐远 ， [英译注1：原文用的是allontanarsi。] 这城市一与 殖民地相关，就具有了母城的，也就是metropolis 的特性 。

你们也都知道，这个词的这层含义至今仍在使用，它在今天被用来表达家乡的大都市领土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这词源一上来就能让我们 得出具有启发性的观察，“大都市”这个词蕴涵着最大限度的离位[dislocation]以及空间和政治上非同质性[dishomogeneity]的含义，因为它是用以界定国家或者说城市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而这就给人们当前 那种 将大都市看作是城市的、连续体的以及相对同质的“织造”的 [英译注2：tessuto：材料、布料、编织物。] 观点带来了一系列的疑问。

这是第一层考量： 在大都市和殖民地的关系中，要 排除将希腊城邦（polis）定义为与政治城市是同构的。因此，当我们把“大都市”一词转用来描述某种城市构造时，就已经带着这种从根本上来说的非同质性。

因此，我所理解的“大都市”与城市，也就是传统政体概念中在 政治和空间上具有同构性的 “城邦”， 本质上是不同的 。 我建议使用“大都市”这一术语，来指代全新的城市构造，它是伴随着米歇尔·福柯所定义的从古代政权的领土权力（主权）向现代的生物权力（ 本质上是治理 ）的转变过程 同时出现的。

这意味着，如果想要理解什么是大都市，那么就需要理解权力是如何逐渐地具有了治理事物和生命的这一特征的过程，或者你也可以把这说成是，权力具有了经济特征的过程。 在十八世纪， 经济的含义无非就是治理，对生命和事物的治理。

古代政体的封建制度下的城市，在与广大领土的权力关系中，总是处于某种例外状态，它是“自由之城” ， [英译注3：之所以叫作 citta franca，是因为它免征封地税，franca=free（免费），有句俗语说得好：farla franca（逍遥法外）。] 摆脱了领土权力相对自治。

因此，我要说的是，大都市，它就是当权力变成对生命和事物的治理时，用来取代城市的社会机制或者一组社会机制。

ARCHIZOOM ｜1970

我们这里无法深入地探讨权力向治理转化的复杂性。

治理并不是统治和暴力，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配置，铭刻在 这种配置中 的正是被治理者的本质，从而意味着他们的自由；治理是一种权力，它不是先验的，而是内在的； 在具体的表现中， 治理的基本特征总是一种连带的效应，源于普遍的经济，落到特定的人头上 。 [英译注4：ricade sul particolare，落在上面，也是挂在或倚在上面]

当美国的战略家们谈到连带的损害时，我们必须直白地理解：治理总有这样一种普遍经济的图示，而同时对那些个别的，对那些主体形成连带的效应。

说回大都市，我的想法是，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旧有的城市的发展和增长的过程，而是一种全新的范式的确立，我们需要对它的特征展开分析。

毫无疑问，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从建立在一个中心（即公共中心或者说集市）上的城邦模式，向一种新的大都市的空间化转变，这种空间化无疑是投入到了一个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的过程，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区域，在这一区域里，想要决定哪儿是私人的哪儿是公共的，那是不可能的。

米歇尔·福柯试图定义这种与 治理相关的 都市空间的一些本质特征。根据他的观点， 麻风病和瘟疫，这 两种迄今为止截然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着某种交集。

麻风病的范式，很显然它是以排斥为基础的，它要求将麻风病患者“安置”到城市“之外”。在这一范式中，纯净的城市将陌生人拒于门外，大监禁：封闭并排斥 。 [英译注5：详见福柯1975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1月15日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而瘟疫的模式则完全不同，引出了另一种范式。当城市遭遇瘟疫之时，想要把瘟疫的受害者转移到城外是不可能的。相反，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一种监视、控制和条理分明的城市空间的模式。这些空间被划分为多个区块，每个区块中的每条道路都是自治的，并置于某位负责人的监管之下；没有人能走出家门，但每天都要对住宅进行检查，每个居民都要被控制，有多少人在那里，他们死了没有等等。这是一个由监管人、医生和士兵监管的城市领土的“方格子村”（quadrillage）。

因此，在麻风病人被排斥的装置拒绝在外的同时，瘟疫的受害者则 通过一种用来区分和个体化的社会机制的复杂网络被 包围，监视，控制和治疗，正是靠着这样做，从而表明了控制和权力的效率。

由此，麻风病是排他性社会的范式，而瘟疫是规训技艺的范式，这些技术将使得社会从古代政体过渡到规训范式。

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性的政治空间就是这两种范式的结果：在某一时刻，麻风病人开始被当作瘟疫受害者对待，反过来也是一样。换而言之，在麻风病的排斥和隔离的框架上，又投射了监视，控制，个体化的安排以及规训权力的表达，所以 ，情况就变成了将麻风病人当作瘟疫的受害者来处置，而使之个体化、主体化并加以纠正。

因此，这里就存在着双重的捕获：其一是疾病 ／ 健康，疯狂 ／ 正常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其二是一系列复杂的技艺和社会机制的区分部署，将各种个体主体化并控制主体。

这是可以用来普遍定义当今大都市空间的第一有用的框架，它也解释了你们在这里谈到过的那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明确地去定义边界、墙、空间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这一与众不同范式作用下的结果：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 在这种划分上投射了 一系列 联结的和个性化的复合过程与技术 。

SUPERSTUDIO ｜1970

这让我想起了2001年的热那亚 [注：这里指的是 2001年7月八国集团会议期间热那亚对城市空间的控制。 ] ：我认为那是一次如何 处理古代城市的历史中心的 实验，这一中心仍然以古代的建筑结构为特征，怎样在那里一下子创造出墙和门，它们不仅具有排斥和分隔的功能，而且还在那里联结起不同的空间，并将空间和主体个体化。

福柯大体勾勒出的这种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地发展和深化。但现在我想换个话题，集中讨论另一个问题，并以此作结。

我前面说过，城市是一种社会机制，或者是一组社会机制。你们早先提到过的理论是一个总结性的观念，人们可以把现实分成两部分，其一是人类和生物，其二是不断捕获并把握他们的各种社会机制。

然而， 定义了社会机制的第三个 基本要素，我认为对福柯来说也是如此，它是一系列主体化的过程，这些过程是 身体对身体， [英译注6：corpo a corpo，有趣的是英语中有头对头，面对面，却没有身体对身体的说法。] 个体与社会机制之间关系的结果。没有主体化的过程，就没有社会机制，想要谈论社会机制，就必须看清楚主体化的过程。

主体有两层含义：使得个体承担并依附的个体性和独一性，使得个体屈从于 [英译注7：assoggettamento] 外在的权力。如果不能同时有这两方面，那就不存在主体化的过程。

同样在运动中，人们往往缺乏的是对这种关系的意识，要认识到每当一个人承担某种身份时，他也是被征服的。

显然，因为现代的社会机制不仅创造了主体性，而且同样也创造了去主体化（de-subjectification）的过程，也使得这一点相当复杂。这种情况可能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想一想塑造了西方主体性的忏悔，对罪的告解，或者是我们今天仍在经历的司法供认。忏悔总是在创造主体时，必然导致否定主体，例如在罪人和忏悔者的形象中，很明显，主体性的假设与去主体化的过程是相伴而生的。

所以今天的难点在于，社会机制越来越多地去主体化，所以人们很难分辨出它们创造的主体化过程。但大都市也是一个巨大的主体性的创造正在发生的空间。关于这一点，我们了解得还不够。

当我说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过程时，我指的并不仅仅是社会学或经济和社会的分析，我指的是 对主体的行动能力 ／ 权力提出质疑的 本体论层面或斯宾诺莎层面，也就是说，在主体以某种方式依附于主体身份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变化，导致他 ／ 她行动能力的增加或减少 。 [英译注8：又遇到了这个常见的难题，意大利语中的capacita'？] 我们缺乏的是这方面的知识，这或许使得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大都市的冲突变得相当的不明就里。

我认为，只有当我们以更清晰、更深入的方式穿透大都市必然带来的主体化过程，才有可能与大都市的社会机制对抗。 因为我认为冲突的结果取决于： 在 主体化过程上 采取行动和干预的力量，以便达到我所谓的“不可治理性”。

在这一不可治理之处，权力会在它治理的形象中翻船，我认为这一不可治理之处，始终是所有政治的起点和逃逸线。

DOGMA ｜2007

▶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 Radical Philosophy｜2009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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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代的改良主义 仍然试图从内部纠正大都市，将大都市的复杂实体弯曲到一个既是可塑的又是形式主义的轴心上。但是其中 充斥着无法展现的剥削和痛苦的空间。因此，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已经变得软弱无力 ，但是它们的神秘化活动仍然有效。而 后现代的犬儒主义在 关注“大”的同时，也有悖常理 地瞥见了“垃圾空间”。它试图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展示残酷性，承认人-公民-工人-游牧者-直至所有人，都沉浸在商品的世界里，沉浸在一个剥削性的大都市里。但是无法指望这种既攻击它又继承它接着复制了它的宣告，最终会将 城市赋予生命权力。

让我们把大都市的这种后现代状况主体化。当我们从纯粹的分析、失望和客观的现象学反思转向对生命政治的考量时，出现的图景是异常复杂的，它表明主体性的生产是与大都市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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