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26日14点,德国奥地利时间早上8点,北京大学德语系助理教授李睿博士首先以“《尼伯龙人之歌》与《伊利亚特》——18世纪德意志学人对《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为第二天的六场报告拉开帷幕。报告从《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出发,探讨了18世纪德意志学者对《尼伯龙人之歌》的三种接受模式、与荷马史诗的比较及《尼伯龙人之歌》最终得以成为德意志民族史诗的原因。
基于对《尼伯龙人之歌》手抄本的权威研究,李老师对这部中世纪最著名的德语作品的发现和接收进行了知识考古。它的接受史始于1755年,经过波德莫尔、布莱廷尔、约翰内斯·冯·米勒等几位瑞士启蒙学者、历史学家的论证,很快从最初的岌岌无名发展为“一部德意志的伊利亚特”,进而有了真正从历史角度解读的“尼学”。报告的最后指出,这部作品所以能成为“德意志民族史诗”,盖因当时德意志知识分子努力从法国古典主义的模仿中拯救自己的民族文学,有教养的市民阶级开始要求摆脱法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自己文化的压抑,而《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恰好满足了这个时代精神需求。有教养的市民阶级成为新的爱国主义载体,这一爱国主义围绕文化民族发展出来。19世纪,通过对史诗内容的阐释,《尼伯龙人之歌》获得了大规模的政治更新并最终成为了德意志的英雄史诗。
▲ 李睿助理教授
第二场报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德语系讲师魏子扬博士,题为“16世纪的魔法与全球化:以《浮士德书》(1587年)和《瓦格纳书》(1593年)为例”。魏老师以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引入这个主题:1504年哥伦布利用月全食这一自然现象,威胁牙买加土著为其和船员提供补给。演讲分为四个部分:“魔法书”的介绍与《浮士德书》《瓦格纳书》,16世纪魔鬼学话语中的“魔法”概念,魔法与航海互为隐喻,以《瓦格纳书》中的美国情节与哥伦布情节为例阐释与他者相遇时瓦格纳的魔鬼化。
“魔法书”主角通常为魔法师或者魔鬼并具有相似的情节,可以理解为小插曲、笑话、场景的集合。近代早期人们相信魔鬼和魔法的存在,受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影响人们仍对魔法持积极态度,正统魔鬼学的主导论证方向为揭露魔鬼的局限性。魏老师认为魔法是不寻常的但符合自然法则的现象,而不是本体论上的超自然现象,并进一步指出这是认识论上超越了人们认知范畴的现象,显示出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这些现象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比如潮汐、月食等也可算作“魔法”。人类理论上可以学会魔鬼能做的一切事情,技术(烟火、机器、月食预报等)可以作为人工魔法。
魏老师以浮士德在安哈尔特宫廷中的场景为例阐述16世纪的全球化意识,指出反季节水果的出现以及“夺来”一词的使用使得殖民主义露出端倪,反映出魔法话语中的全球化意识;魔法与航海互为隐喻,航海活动的迅速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发现动摇了旧的世界观。航海家以常人不可及的速度进行远距离旅行,带动物资流动,通过魔法谋求利益与权力,建立使他者臣服的权力关系,显示出16世纪全球知识与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以及殖民活动的兴起。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是人类企图拉近自身与上帝的距离,并通过一种乐观叙事来掩盖自身与魔鬼的相似性。最后,魏老师以“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调侃作结,这是近代早期人们的命运,对今人无论在认知还是行动层面均不乏警示意义。
▲ 魏子扬博士
第三场报告题为“中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叙利亚-伊朗关系与传记文本的关系”,主讲人是来自艾伯哈特-卡尔斯-图宾根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的阿里克谢·穆拉维夫(Alexey V. Muraviev)教授。报告首先对传记文本和传记文本产生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并对本场报告关注的圣人传记进行了重点阐释。随后,穆拉维夫教授从圣人传记作品中探究中世纪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叙利亚-伊朗关系,对《圣彼得行传》、《巴尔沙巴的故事》、《波斯殉教者的故事》、《圣乔治、圣奥根、圣佩蒂翁的生平》等故事的内容进行简要概括,通过故事中吐鲁番殉教者祈求的清单材料,分析不同职能的圣人和不同礼仪纪念活动的圣人分布情况,并以这种差异为依据,解读当时叙利亚-伊朗关系的变化。
接下来,柏林自由大学的在读博士生裘宇飞同学以“中世纪德语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游牧民族形象”为题,聚焦两种文化下的古代游牧民族。在中世纪德语文学与古代中国文学中,都有对游牧民族(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胡人、匈奴,以及中世纪德语文学中的匈人等)的描写与塑造。对于作品中的主体族群来说,游牧民族一般作为其对手而出现,但是也存在游牧民族与主体族群友好的情况。
裘宇飞同学以《尼伯龙根之歌》中部分内容分析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游牧民族和主体群族之间的差异,以中国汉朝末年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中第一拍以及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传世不朽词作《满江红》为例,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主体族群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并尝试将中世纪德语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游牧民族形象进行对比并探索其差异原因。她认为,古代中国文学中主体族群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地缘性的,即存在着围绕土地控制权的争夺,但在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游牧民族主要的特质则是“异教徒”,即他们与主体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主要在于宗教信仰。
第五场报告来自维也纳大学的中古德语文学方向在读博士生钱瑞馨同学,题目为“匿名骑士——以奥埃的哈尔特曼的《伊魏因》为例”。报告选取中世纪作家奥埃的哈尔特曼的名作《伊魏因》为例,研究了主人公伊魏因失去和隐藏姓名的状况下重述骑士之名的历程,探讨了骑士的名字在宫廷史诗中的作用和具体内涵,展现了宫廷史诗人物塑造与价值创造的构建方式。
钱瑞馨同学从中世纪名称的价值体系说起——贵族的名字由目前存在的隶属关系决定,对名字持有人起主导作用。在文学作品中,名字与其拥有者的声誉密切相关,失去名字会导致身份危机,寻找名字是确认主人公在封建秩序中地位的过程,在无名的状态下,替代名称发挥着类似身份认同的作用。报告继而引出伊魏因以“狮子”作为替换名字重述骑士之名的故事,揭开骑士之名在隐匿情况下蕴含的丰富意义。
最后,凡·威尔老师献上本次会议的压轴报告,主题为“我是否梦见了我的生命?哈特曼·冯·奥埃( Hartmann von Aue)的《伊魏因》、康廷扬的《隔帘花影》(16/17世纪)和《西游记》(16世纪)中的亚洲梦境主题及其叙事功能”。
凡·威尔老师首先回顾亚瑟王主题小说《伊魏因》的故事梗概,通过伊魏因“生活即梦”的独白和一个源于印度的古老梦境母题导入报告主题。他指出,“生活原本是一场梦”的想法对欧洲中世纪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因此,在对巴拉姆和约瑟夫素材的基督教改编中,“生活不是梦,而是像梦一样”。这个主题逐步演变成了带有基督教特色的“万物皆为虚空”,是对世界虚无的揭示。哈特曼遵循这种虚无的传统,但赋予其新的声音,把它与伊魏因的骑士精神这一纯粹世俗的主题联系起来。不过伊魏因只为自己而战,为个人荣誉而战,忘记了妻子和为女主人服务的骑士职责。作者让伊魏因通过“我的人生是场幻梦吗?”的自问产生一种反思意识,说明他不一定认同自己的过往。在反思自身危机时,他被引向自我认识,踏上一条“世俗的救赎之路”,最终赢回爱情。凡·威尔老师认为,在中古高地德语文学中,哈特曼首次使梦的主题在个人与自我关系层面得到阐释,心理上的梦境独白是哈特曼的一项创新。
报告继而转入中国古典文学视野,以生动的方式展示了“夢”(同“梦”)的字符演变,以庄周梦蝶的典故引入“生活即梦”主题在中国文化的阐释。庄子的道家哲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道教中,梦和醒的对立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是生活和梦想的平等。“整个人生过程就像一场梦”——佛教教导人们要克服苦难,如果生活只是一个伟大的幻觉,那么痛苦就像梦一样,也是纯粹的灵感,可以忍受。凡·威尔老师以中国前现代小说康廷扬的《隔帘花影》为例,阐释“生活即梦”的主题。《隔帘花影》作为《金瓶梅》的续篇,写于明朝到清朝(16/17世纪)的过渡时期。故事发生在宋朝(12世纪)鞑靼人入侵的背景下,可见佛教、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报告最后将哈特曼的《伊魏因》中“生命即梦”的主题与《隔帘花影》中结构相似的梦境进行比较总结:梦境在《伊魏因》中起保护作用,使主人公可以在安全范围内反思自己做面临的危机;而在《隔帘花影》中,梦境是媒介,搭建起与往生者交流的桥梁,使现实世界隐藏的东西变得清晰可见,梦融入了现实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