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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以及人才、创新、法律环境等方面的短板，这一地位正面临美国的挑战]毛利润有销售额的40%左右，大概是自动化行业的平均毛利水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各种税费（有部分抵扣），再加上人力成本，大概占销售额的25%。再去掉租金和水电费等开支，到手的纯利润就剩下10%左右。
上面这个账单，是深圳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最近给第一财经记者盘算的。
中国制造业单一依靠成本优势来取胜的年代正在远去，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综合成本节节攀升，税费也是不小的负担，企业压力颇大。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在制造业重镇深圳走访发现，实体经济虽艰难，主要是难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附加值较高的高科技企业日子还过得去，只是利润也在被劳动力等不断上升的综合成本稀释。
人力成本上涨缩影：三年上涨六成
一说起企业负担，企业第一个想吐槽的可能就是人力成本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企业主深圳市艾特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培坤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过去3年间，他的用人成本上涨了一大截。一开始招个工程师，工资是六七千元，现在约要1万元，也就是本科毕业，具备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
涨价的不仅仅是研发岗位。他说：“工厂那边，技术工3年前工资在4000元，现在涨到6000元左右。”他的企业现在共有30多位工程师和30多位技术工人以及行政、财务等人员，没有普工。
他说：“2014年，将社保公积金之类的算进去，人力成本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0%左右，现在占15%了。”
中国的人力成本正迅速攀升。从黄培坤的经历可以看出，3年间，他招聘的工程师薪资最高涨了60%以上，技术工人薪资上涨了50%左右。
而据2016年7月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咨询公司德勤联合发布的报告，自2005年起的1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比1995年涨了15倍。
这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报告说，2016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以及人才、创新、法律环境等方面的短板，这一地位正面临美国的挑战。
人力成本不断升高可能会导致制造业外流，这一深层次忧虑早已显现。
2016年，林洺锋等15位深圳市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称，虽然目前美国劳动力成本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2.57倍，但是按照目前国内工人工资的上涨趋势，如考虑国内5年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倍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了。
上涨的不仅仅是人力成本。上述提案也称，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能源成本的2倍以上。美国除夏威夷的电价特别高外(因为其是海岛地区)，其他州的电价都不高。以得州为例，其电价折合人民币每千瓦时（度）才0.2元。由于我国对电力、天然气直接定价的原因，企业用电价格居高不下，深圳企业工业用电每度1元左右。
对于能源成本的负担，企业也感受颇深。柔性显示屏领域的领头羊柔宇科技的创始人刘自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对他们来说，电费将是他们最主要的成本之一。
“新生产线正在建设当中，建成后几百台设备同时运转。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到时候会耗费多少电，预计会很高，因为绝大多数设备都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地运转。”他补充道，对于制造业而言，一般大一点的工厂一个月电费花掉上千万元不是什么稀罕事。
企业八九成税收是增值税
增值税是制造业的主要税种。深圳一家生产机器人的工厂老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企业所得税虽然是按照纯利润的25%来交，有点高，但是一般会通过一些合理的方式去规避，反而增值税是他们最想减免的。他说：“我们公司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但是每年交的四五十万元税中，九成以上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不过几万元。”
黄培坤估算下来也发现，增值税交得最多，他们每年缴纳的税收当中80%是增值税。
在一些税务研究人士看来，这个比例很常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除了一些特殊的行业能享受优惠税率外，制造业的增值税一般按照增值额的17%来交，不管企业赚不赚钱，只要有交易，都要征税。而企业所得税虽然征收比例高，但赚到钱之后才征收。”
他补充道：“企业所得税的话，企业还可以根据税收减免政策来避税，但增值税是避不了的，企业必须得拿到发票，才能抵扣。”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2015年10月发布了201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被调查企业要求出台“税收减免”政策的呼声最高，反映此诉求的企业比例达到80%。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除营改增外还包括：先后四次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从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逐步提高至30万元；两次放宽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营业税条件，从月销售额5000元提高至3万元；两次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中关村税收优惠政策等。
“营改增”的效果企业感受不够深
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也迎来了财税体制的深刻变革，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营改增”政策全面开始实施，并且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性服务业。
虽然营业税改增值税表面上不涉及制造业，但是制造业企业能被惠及，比如说抵扣接受服务的相关进项。2017年1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营改增及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惠及了工业企业等实体经济，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
不过，部分制造业企业对第一财经反映，暂时还未明显地感受到营改增政策带来的好处。
深圳市政协委员、龙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副局长费晓愈在政协深圳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上表示，一是因为企业对政策一些操作上的细节和环节不是很了解，二是因为在目前我国刚刚大规模推进营改增的情况下，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还未完全通畅。
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有些企业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为了价格低一些，就从不是很正规的渠道购买，这样是拿不到增值税抵扣发票的，就抵扣不了税。如果说整个链条通畅了，这些企业就能感受到减税的作用。”
营改增之后有些企业没有感觉到负担明显减轻，还有一个原因是费太多。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上述调查报告显示，51%的企业希望进一步降低或取消一些收费。
费晓愈说，非税收入在深圳的财政收入中占比不高，深圳的非税征收管理比较规范，不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去加大非税的征收。但是国家和省规定要征收的费和基金，必须要征收。“比如说，残保金的征收，全国各个企业都有的，如果你招收的残疾人数达不到标准，那么就要缴纳残保金。在深圳，很多企业都没有招用那么多的残疾人，这对企业而言，也就成了一个负担。”
残保金是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简称，是指在实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地区，安排残疾人达不到各地规定比例的企事业单位等，要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等计算交纳用于残疾人就业的专项资金。一般一个十人的公司，一年交纳的残保金金额在几千元不等。
国家也在加大降费力度。继2015年国务院降低社保五险中的三个险种费率后，2016年5月再次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份，将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降低至19%。
艰难转型之路
为了活得更久，很多企业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
但是，即便狠下心，集中人力、物力来开发新产品，也会担心销售不力，没有足够的回笼资金来顺利撑过过渡期。童鹰是深圳市视晶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就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忐忑不安的时期。2016年，由于经营的消费类电子利润愈加微薄，童鹰就砍掉了这个主营业务，开始了转型之路。
当时，支撑他转型信心的是前几年就开始研发并逐渐落地的新产品：影视圈导演系统。不过面对不可预料的未来，童鹰仍是忐忑：“转型就像做饭，如果新产品没起来，旧产品就没了，这锅就空了，还怎么烧啊？”
他更担心，如果转型期过长，就没有那么多资金来留住人才，也难以给他们描述可预期的前景。“公司发展有希望的话，员工工资是好商量的。不然，就很难留得住他们。”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中，一些企业主担心核心员工会被风投投资的创新企业挖走，因为风投大幅抬高了员工的工资。在他们看来，这些企业拿风投的钱来发工资不心疼，而自己的钱，每一分花出去之前都要仔细掂量。
2016年，开足马力的童鹰又拓展了几款新产品，包括运动直播产品和教育无线直播设备等，试图在直播风口找到自己的方向。
2016年年底，预计的亏损没有发生，反而给了他小惊喜：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虽然不及2015年和前几年，但是超过了他的预期目标。转型期的安稳度过，让他长吁了一口气。
对于更多找不到新产品的中小企业主而言，转型可能是一件更加艰难的事。早在几年前，深圳一位生产和代加工MP4等小电子产品的小老板就想着转型，但是不知道往哪转。他也想过升级，但是光投资一条生产线，就要几十万元，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会关门。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冲淡了2016年业务量增长带来的欣喜感。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2016年的订单量比前一年多了很多，将近翻了一番吧。但这应该不是因为产品附加值提高了多少，而是因为不少同行关门了，或者转做其他的了。”
虽然上述小老板发现身边不少同行关门了，但是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高新企业主大多表示，他们行业的市场发展空间还比较大，大家都有生意做，只是利润越来越低，正在进入薄利润时代。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也观察到，身边很多企业说钱很难赚，但倒闭的企业不多，反而是“半死不活”的企业比较多，利润微薄。
彭澎说：“现在很多老板都比以前精打细算，这一点特别明显。他们投资更谨慎，平常的应酬开销也更节省，有八项规定的原因，但与企业自身经济效益关系更大。不过，大家都在坚守。”
他补充道：“如果说，我们这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是准确的，那么今年会好一些，但是特朗普上台后会怎样，是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制造业相比美国仍有优势
考虑到印度市场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童鹰参股的一家研制机顶盒的公司正计划将工厂搬到印度去。目前，他们已经聘请了十几位印度的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工资和深圳差不多。但是，普工工资要低一大截，只有深圳的1/3~1/2。
制造环节向印度及东南亚等国迁移只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腹背受敌、双向挤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扶持本国制造业，特别是美国新一届政府更是力推高端制造业的回归。
不少声音认为，虽然中美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在缩小，但是制造业涉及产业工人、产业配套等，中国仍占有优势，美国短时间内难以解决这些问题。
三诺集团董事长、深圳市政协委员刘志雄是乐观者之一。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制造业大国，要回流到美国没那么容易。“美国最大的瓶颈是人力，毕业生都去华尔街搞金融了，产业工人远远没有中国多。”
无论如何，中国制造业“腹背受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就以深圳这个制造业重镇来说：2016年，深圳市生产总值超过1.93万亿元，同比增长9%左右，超过年初预期增长8%~8.5%的目标。外界普遍认为，深圳因为有实体经济，支撑了金融、物流等产业，所以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压力下，表现仍是颇为耀眼。
但当地的实体经济现在也面临着瓶颈，首要的问题是制造业发展空间受限，产业用地不够。
当地政府已经有所动作。2016年8月，深圳市宝安区试行全国首个区级工业控制线管理办法，划定工业控制线总规模70平方公里，保护先进工业。这个面积不算小了，深圳GDP产出值很高的福田区才不过70多平方公里。分析人士称，这一举措将为深圳的产业升级树起一道安全阀，保证工业用地的需要，也是保证深圳经济结构稳定的举措。
不过，在刘志雄看来，在大规模制造业空间受限、企业运营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深圳下一步如果只是简单地发展制造业，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深圳也要走另外一条路：深圳的企业要把产品标准化和大规模化的环节转到中西部，把专注研发的部门留在深圳，构建制造业原创中心，打造品牌。”
刘志雄补充道：“而且在深圳产业多元化以及连接各种国际研发机构、创客的背景下，深圳的定位应该变成全球新科技新产业的创新中心。”
在这场中美制造业高地争夺战中，留在国内的企业已经在各显神通。就拿柔宇科技来说，虽然也感受到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带来的压力，但是他们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
刘自鸿说：“生产效率是每个员工能够产出的平均价值，是企业能够控制的。国外的高端制造业生产效率很高，比如说美国的英特尔，基本上连产业工人都是博士，人才技能和人均产值非常高。这就使得他们产品的技术壁垒很高，市场话语权也很大。”
对于更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将英特尔当作标杆还有点遥远。他们正在竭力抓住手头上能改变的细微东西。
黄培坤正在优化客户结构，寻觅愿意为技术买单的优质客户，提高利润空间。前不久，他们公司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意味着，2017年他们公司就可以按照15%来交企业所得税，而不是2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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