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ia A. Parker, Susan K. Peterson, Yu Shen, Isabelle Bedrosian, Dalliah M. Black, Alastair M.
Thompson, Jonathan C. Nelson, Sarah M. DeSnyder, Robert L. Cook, Kelly K. Hunt, Robert J. Volk, Scott B. Cantor, Wenli Dong, Abenaa M. Brewster
单侧乳腺癌患者选择预防性对侧乳房切除(
Contralateral Prophylactic Mastectomy
,
CPM
)
是为了降低对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
[1]
。美国
CPM
由
1993
年的
1.8%
上升至
2003
年的
4.5%
[
2
]
,
10
年间上升了
150%
。但是,在选择
CPM
时,患者和医生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考虑。
Patricia
等
[3]
通过前瞻性研究发现,接受
CPM
的患者术前对乳腺癌的恐惧和担忧,对形体改变的关注明显较未实施
CPM
手术的患者严重。实施
CPM
手术的患者术后对乳腺癌的担忧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轻并趋向与未实施
CPM
手术的患者一致。
CPM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手术后持续低于非
CPM
组患者。
为单侧乳腺癌患者实施
CPM
尚存争议。
支持者认为,
CPM
是降低对侧乳腺罹患乳腺癌的有效方法。
对于无
BRCA1/2
基因突变,但是有一级亲属患有乳腺癌,并且疾病诊断年龄小于
55
岁的单侧乳腺癌患者,其对侧乳腺癌的
10
年累计患病风险为
6.7%
[4]
。
由于非遗传性乳腺癌患者目前没有
CPM
之外的替代方法降低对侧乳腺癌发病风险,如果患者术前对乳腺癌的恐惧情绪比较严重,尤其是三阴性乳腺癌患者,
CPM
无疑是一种优先考虑的手术方式。
对内心状况宁静的渴望驱使部分患者选择
CPM
术式。
在接受
CPM
手术
20
年后对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
[5]
,
90%
有乳腺癌家族病史的患者对最初选择
CPM
术式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在另一项回顾性研究中
[6]
,
76.3%
的
CPM
组患者对生活质量有很高的满意度,与非
CPM
组患者的
75.4%
持平。
然而,对
CPM
术式还存在有反对的声音。
CPM
的获益在于降低患者后续罹患对侧乳腺癌的风险。
但是,患者还应该知晓,改善预后的获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乳腺癌局部复发的降低和风险的远处转移,而不是主要来源于对侧乳腺癌罹患风险的降低
[
7,
8
]
。
目前有多种预测和评估患者转移风险的基因检测方法和数学模型。此外,双侧乳房切除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医生和患者要权衡利弊。在同时实施乳房切除联合重建的手术时尤为重要。而对于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辅助内分泌治疗可以降低约
50%
对侧乳腺癌的发病风险
[
9
]
,是否为这些患者实施
CPM
应与患者充分协商。
对比既往的回顾性研究
[6]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设计,分别在术前,术后的
1
、
6
、
12
、
18
个月进行问卷评估,内容涵盖患者对癌症的恐惧和担忧、对形体、生活质量以及治疗决策的满意度。
因此具有比较高的临床价值。研究结果显示,促使患者选择
CPM
术式的原因是术前对癌症的恐惧和担忧,同时患者也会产生较严重的对形体的担忧。
而且,年轻患者和西班牙裔患者更倾向于选择
CPM
术式。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小,
CPM
组纳入
50
例患者。
数据采集和分析中没有纳入医生对患者决策的影响。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对
CPM
术式的阐述和相关因素的分析,对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价值。
可借鉴点
文中对统计学应用检验方法描述详细,为后人重复提供方便。
不足
1. CPM
样本量较小,同期病人中非
CPM
组病人明显多于
CPM
组,可适当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不是简单记录二者对癌症的恐惧和担忧的评分等。
2.
后期随访评分依据未给出,不知道其调查问卷内容,评分规则是否客观。
目的
对侧预防性乳腺切除术(
contralateral prophylactic mastectomy, CPM
)的发生率在不断增加。
我们对接受和未接受
CPM
的女性在术前至术后
18
个月的社会心理结果进行了前瞻性研究。
方法
患有单侧非遗传性乳腺癌的女性分别在术前及术后
1
、
6
、
12
、
18
个月完成问卷调查。
主要社会心理指标是癌症担忧和癌症特异性痛苦。次要指标是体形、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QOL
)、决定满意度、决定后悔度。
结果
共
288
例女性
(
平均年龄
56
岁;
58%
非西班牙裔白人
)
提交了问卷调查数据,其中
50
例接受了
CPM
。
相较未接受
C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