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宗室爵位有十二级，从最高等级和硕亲王以下，分为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多罗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等。这些爵位世袭递降，每代递降一等。另外，还有十二位亲王可以世袭罔替，号称铁帽子王。十二位中，有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如代善、多铎、豪格、多尔衮。另外四位属于恩封，他们是在清朝中后期因功受封的，如《雍正王朝》里的“老十三”胤祥、在辛酉政变中支持慈禧有功的奕䜣、光绪帝的生父奕譞和清末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
《清会典》记载，亲王俸禄是每年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斛。照理说，有俸禄这笔固定收入，还有清初跑马圈地留下的庄地每年收租，王府里又有不少珠宝金银，即便到了民国，这一大把资产在善于理财的人手里，不说保值增值，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可事实上，清末京城的几十座王府、贝勒、贝子府邸，在短短二十余年中，迅速衰落了。
上文说的这笔钱看似不少，可王爷毕竟要养一整个王府的人。过惯了奢靡日子，固定开支就很大。且每逢节庆、老佛爷和皇上过寿，进奉、送礼、祭天祭地祭祖的开支都少不了。王爷府上又讲究排场，每年春天都要翻修王府器物，王府里就像小皇宫，几十个机构一应俱全，如恭王府就有管事处、档案房、随侍处、庄园处、佐领处、回事处、听事处、执灯处、巡更处、鞍库、煤炭库、银库、米库、炒饭房、厨房、神房、书房、浆洗房、水房、门房、更房、马圈、粮仓、他坦（指服务人员的休息处）、鑑园（鉴园，恭王府位于什刹海南岸的花园）、花洞等；其中王爷有独用的水房、浆洗房、厨房，一家子十几种工种，只要还想维持王爷的那套排场，这些开支很难省下来。更何况，在民国没了清廷对王爷的要求和约束，这些纨绔子弟的开支反而更大了，比如庆亲王奕劻的二儿子载扶就能在一夜之间输掉一两套房……
除了输掉，还有卖的。贝勒载润把府邸的中、西部分卖了十万大洋，很快买了一辆福特车、一辆道奇车，后来又换了一辆别克车。至于卖古玩珠宝字画的就更多了，溥仪都这么干，其他人还有啥心理负担吗？
民国政府只承诺给逊位的溥仪每年四百万大洋拨款，其他王爷贝勒贝子的俸禄全部停发，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治特权后，在清初圈占的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也不愿再给他们交租。冯玉祥进京后，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王庄土地也很快被全部没收。如此一来，很多王府失去了全部收入。事已至此，王公只能把府邸出租，号称“吃瓦片”。不过，也有投资理财的。庆亲王奕劻在清末敛财甚巨，他儿子载振继承了他的亲王封号，仗着家底厚，在投资领域颇有斩获。早在1906年清朝颁布新官制时，时年30岁的载振获得了农工商部尚书的肥缺。1908年，井陉矿务局津保售煤处总经理、买办高星桥集股，在天津兴建华北最大的百货商场，载振入股30万大洋，成为第二大股东。由于商场位于法国租界内，又请了外国设计师，租界当局希望将其命名为“法国商场”，但载振提议将其冠名为“劝业场”，天津劝业场由此得名。此后，载振又在劝业场周边的交通饭店、渤海大楼等项目入股，到了民国时期，载振还能长期维持奢靡生活，与这几次成功的商业投资有很大关系。
不过，载振能投到好项目，倒不全是他本人目光独到，基本上是跟着高星桥等买办跟风投资，他本人只出钱，基本不参与企业经营。
载振的这种投资方式很有代表性。王公原本不善经营商业，前清时期收庄地的地租，民国了还想收房租、分红，继续当甩手掌柜。载振本身财力雄厚、又运气好能投到好项目。但如果遇到不怀好意的人，最后往往被骗个底儿掉。大小军阀进北京，都想买个王府住住，张作霖、段祺瑞、万福麟、杨雨霆、张宗昌都曾先后住进王府。比起军阀，更惹不起的还有洋人。西什库教堂的法国神父包士杰仗着洋教会的势力，只要相中了哪个王府，差不多都能弄到手。当时，这些王府多少面临一些现金流困难，包士杰就会主动上门，提供一笔复利的贷款。他曾借给恭王府35000元大洋，到年底连本带利应还35500元，利息500元，年利息略高于1.4%，溥伟此时根本不在北京，他指使家人以恭王府作抵押，收了这笔钱。这第一年的利息看上去并不过分，但包士杰不急于要账，反而主动再借4500元，凑整为4万元。恭王府欣然同意，但第二年的利息就变成了四万的1.4%，还不上没关系，再借几千，凑到5万元。就这样，短短几年之后，恭王府陆续借了14万元，但利滚利、利生利，欠债竟达到24万大洋。恭王府一百三十多亩，房屋一千多间，就算拆了，光把砖瓦木料拿去卖了也不止20万大洋。恭亲王溥伟气不过，去打官司，结果这场官司拖了三年，24万的债变成了28万，溥伟只得作罢，把恭王府一半房屋全部交给西什库教堂来抵债。
1936年溥伟病逝后，包士杰于1937年向北平地方法院起诉，法院将恭王府进行拍卖。和西什库教堂关系密切的天主教辅仁大学买下，恭王府很大一部分成了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女生宿舍。包士杰用类似的手段，还拿下了恭王府隔壁的涛贝勒府，成为辅仁大学的主校址，此外还有郑王府、怡亲王府基本都被包士杰弄到手。
恭亲王溥伟之所以那么缺钱，还有一大原因是他热衷于政治，整天想着复辟，花钱的地方更多。溥伟是 “君主立宪维持会”，即“宗社党”的发起人之一。早在隆裕太后举行“让国御前会议”时，他们那帮子人就再三表示，誓死反对共和，力劝隆裕太后拒绝“优待清室条件”，同时反对袁世凯篡夺国家权力。随着逊位诏书的发布，宗社党一下成了亡国遗老。在袁世凯掌权已成定局之下，宗社党人纷纷撤离北京。溥伟去了青岛，另一个宗社党大佬、同是铁帽子王的善耆则在日本人川岛浪速的协助下逃往旅顺。旅顺当年是日本占领区，善耆的这一步绝非简单的搬家，可谓立场鲜明。他深知，自己一己之力很难复辟清廷。离开北京时，善耆念了一首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诗句里充斥着“亡国”的怨念。顺带一提，善耆就是化名川岛芳子的间谍金碧辉的生父。
卖掉恭王府的溥伟也和日本人走到一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接受了日本人的安排，前往沈阳祭祖，惹得溥仪以为自己“失了宠”，加快了投敌卖国的速度。当然，坚持气节的前清王公也有不少。善耆另有一子宪东，抗战后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地下组织的一员，在抗战胜利后清查出了大批敌伪军事物资的储存地点，立下功劳，最终高龄善终。溥仪的生父载沣虽在清末的最后几年是掌握时局的摄政王，甚至一度让袁世凯罢官回老家钓鱼，但他在民国后非常低调。他非但不参与张勋复辟，更是热情接待了来北京的孙中山。孙中山去世时，载沣在王府内供上白花香烛，予以悼念。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曾多次要载沣全家搬过去。载沣曾去了一趟东北，待了一个月就回了北平，从此把最小的几个儿女都紧紧留在身边不放，还总念叨溥仪当了儿皇帝，连石敬瑭都不如。
此外还有当过军谘府大臣的载涛，在“九一八事变”后也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他是法国索米骑兵学校骑兵科出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毛主席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为抗美援朝时期的军马培育拣选作过贡献，还见证了1959年他侄子溥仪的特赦。在这些曾经有权有势的清朝王爷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识浅薄、能力平庸。他们到了民国，或因挥霍无度，或因遭遇算计，二十年间把多年家业败光，换得窘迫下场；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看到了后来的新世界，得到善终。参考资料：
1、白皓：《京城的王公府第概述》，《北京档案史料》2007年
2、刘文君：《从恭王府折档案看晚清王府生活》，《清宫史研究》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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