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的环境指针

引言

达尔文说得好，研究猴子比阅读洛克更能理解形而上学，原文是he who understands baboon would do more towards metaphysics than Locke。狒狒（fei fei），是一种猴子。

欧洲前现代时期的教士，分析概念以求理解神意，中国古代的文人，读经、解经，以求理解圣贤之教、进而体悟天道，这些做法如今都已不再是主导策略。今天，研究商业、工业、科技竞争，比阅读亨廷顿福山哈耶克，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和世界。

即便现代大学学者以实证方法去探求自然与社会的真理，这类研究活动的边际收益也在递减。所谓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好比一个个矿坑，从前处处有矿可挖，如今很多矿坑资源枯竭，出不了多少矿了。我们看到，基础科研的中心正在缓慢但是坚定的从大学科研院所转移到企业研发实验中心。社会应该如何，与其议论纷纭，不如创造产品，正所谓，预测未来的方式是创造未来。

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康德开始。康德对科学理论的基础有巨大兴趣，他觉得因果关系遭到了休谟怀疑论的挑战，想为科学恢复它的普遍有效性。在《纯粹理性批判》前半部分，康德完成了这个工作。他的结论是，概念必须要有经验性的内容，科学概念背后的基础概念都有个体化的经验作为其内容，因此具有客观性，例如，量、质、实体性、因果性等等。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他对世界、灵魂、自我等概念都进行了一番批判，指出它们缺乏经验性的内容，因此，是不靠谱的，只能作为一种调节性的概念，没法成为科学概念。其他不能成为科学概念的还有，自然界不能有跳跃，等等。这些概念所涉及的范围太宽，超过了可经验的范围，所以，都最多只能是一种好比启发式，启发我们去把一些可靠的概念拼接搭配起来，但是这个启发式只能是调节性的、形式性的，不能是构成性的、规定性的。后人像John Searle, John McDowell, 还用 调节性 vs 构成性，来说明一些关键命题。

康德的这本书，基本上是摧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构建方式，包括，以目的论为动力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以绝对无可置疑的理性原则为前提的欧洲理性主义。尤其是像法国百科全书派那种启蒙理性，拒绝一切传统、从思想家自己选择的最初理论原点出发来构建整个人类知识的大厦，在康德那里，都被连根拔起了。康德喜欢启蒙，但他不会赞同启蒙理性的那种论证方式。

但是，后来康德有点动摇了，他说以上都只适合理论领域，属于理论理性，在实践领域，是有不同的。康德这时候就不从人的经验性属性出发来寻找人和社会的经验性规律及其背后的先验法则了，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实践理性是存在普遍的行动原则的，即便它没有经验性的基础，他不要求它有这个基础。因为，人都有人格、人是目的、人都会追求自己的主观准则变成普遍的原则。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卢梭。

康德一生热爱阅读，在他常年不辍的阅读经验里，有两个人让他震惊。一个是休谟，把他从理性主义的独断论迷梦中唤醒，一个是卢梭，他以前觉得人和人不一样，但看了卢梭的书被感动了，从此觉得要为人和人一样做论证。

当然，他还是不会接受理性论的那种从孤零零的最底层最纯净的原则开始的所谓理性论证，他依然是从人类已有的对道德律的尊重这个人人都接受的事实出发来论证，确实有道德律这回事。道德律，就是要尽可能让自己行为的准则必须成为普遍法则，这类似于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一视同仁。康德就用这条道德律去批判英国的经验派道德（杂乱的经验构成的幸福）和欧陆的理性派道德（从自认纯粹的原则演绎出的道德体系）。

黑格尔： 众多概念在运动中统一

黑格尔对康德的这套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分开的思路是不接受的，他喜欢统一。思想家总是追求理性的统一，不把天上地下、心里心外所有概念全部纳入到一个概念体系来，就觉得还欠点什么。这是理性本身的冲动，康德批判过的。黑格尔理解康德这个批判，但他奇兵突出，他不搞欧陆理性派、更不用说法国百科全书派那套，他们太静态了，太执迷于自己概念的确定性了。他说，一切概念都是不稳定的，都是无法达到自我满足的，都必须在寻找自身内容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边界、从此留在与它形成对峙（限定）关系的概念社群里，才感到了满足，才找回了自己。

这个思路是很巧妙的。概念在自己自认不确定、不满足、不稳定的过程中运动起来、找到限制它规定它的其他概念，得到了满足、稳定、确定。不是目的论，因为没有总目的在牵引，未来还是开放的；不是理性派，因为没有一个最纯粹的原则，黑格尔反而认为任何起步原则都是粗糙、空洞的；也不是百科全书启蒙理性那套机械体系。

黑格尔让一切概念都运动起来，同时又要求它们与探索或遭遇到的其他概念相互界定，从而达成运动中的平衡，就像骑自行车，不动，会摔，骑起来，反而很稳。

他用这个思路，批判了几乎一切静态的概念。

听起来很不错。但好像缺了点什么？对，概念与概念的相互界定，到底在什么阶段、什么环境上稳定成什么状态啊？他说不出。康德要求概念有经验性内容，才能进入科学（science）；黑格尔觉得康德太保守，只要能够彼此规定，就能进入科学（Wissenschaft）。英文的科学是康德谈的经验性科学，德文的科学倒是知识体系的意思，范围大太多。黑格尔放松了康德对概念所做的经验性限制，但他没有完全失去理性，依然保留概念在概念群内的彼此规定的限制，概念的定义必须在一个社会性的概念运动过程中完成。

后来的马克思几乎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概念社群动力学，只是把黑格尔分析的意识、存在这些所谓观念论的概念，换成了商品、阶级这些物质论的概念。资本论正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后面就是精神现象学的商品经济版和社会运动版。如果不懂黑格尔，很难明白资本论在说什么。

英国实证大胜德国思辨： 对象三千，理论只取一瓢饮

德国哲学缺乏一个可操作的算子来阶段性的划出概念运动的边界，他们总是不断的纳入材料、写出很多东西，他们的书总也写不完，一卷接着一卷。其实，他们也没有说多少实质内容。一本书已经足够了。那么多例子、材料，看起来很生动，只是掩饰他们不去寻找可操作的定量指标时的理论的蹩脚。

即使像逻辑实证主义和英美的科学路线，找到所研究对象的静态模式和动态运行的定量指标，研究问题也是艰难的，比找例子找材料来不断充实，要难得多了。

不仅如此，即便发现了这样的实证性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还隔着很长的距离。就像达尔文发现了生命演化的一般经验性原理，但是，每个具体的生命或生命系统或可差异化复制的系统，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都有不同的策略表现，而这，都需要实打实的去具体的研究。德国思想家们对此，是无感的。

后来德国思想界转向文化符号研究、转向社会交往研究，是选错了对象。因为这些对象的运动，要找到定量的模式，非常难。这就好比，在1800年非要研究互联网，而不是去研究蒸汽机。那能研究出什么呢？所以，德国思想家在20世纪基本上被边缘化了。他们选 择 社会、文化这样的研究对象，一败涂地。

与之对比，英国思想家选择语言转向，研究人类的语言现象，得到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启发了演化心理学、计算机语言学等诸多学科。

在哲学探索的路径中，多数尝试当然都会是失败的，这跟企业创业失败率很高一样。但是，德国思想界反复失败，英国思想界时有创获，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慢就是快。寻找一个个领域的定量的指标和可操作的抓手，很慢，它比构造一个概念体系，要慢得多。但是，找到一个，就是一个，很踏实，能积累，一个个被整合到科学理论中以后，可以被传下去。而那些构造全面的概念体系的，除了专门研究思想史的还会去关注，基本上都被后来的人们丢弃在风中了。

哈耶克传统至上： 聪明反被聪明误

要知道，-ism这个东西，是现代早期欧洲思想家发明出来的。古代，亚里士多德讲概念系统，但不讲ism。现代早期，欧陆-ism泛滥，各自基于某个公设，推衍一套系统，众说纷纭。欧陆的人喜欢吵架，二战结束以前也经常打架。

英国人原来没有这类体系化的-ism，后来看它简单粗暴，也受了影响，自称自己的这些传统是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以经验、常识、传统为基础，但经验常识传统又不是欧陆思想家界定的那种概念清晰内容抽象的公设，其实是讲不出什么系统的。像阿克顿、哈耶克这些人讲的社会和道德论述，也就只能反复举例，总觉得自己言难尽意，还弄出一些师承和道统样的东西出来。

有些人认为哈耶克这一派学者很深刻。深刻在哪里呢？看不出来。哈耶克虽然高举传统，但也没说清楚传统到底是什么。他对传统的推崇与他批判的对象对传统的蔑视一样，都是缺乏根基的。传统，并非是一个可取的理论原点，而仅仅是实践行动的初始配置。传统有的要保留，有的要修改；保留什么、修改什么，必须尝试、检查、调整。尝试时犯了错，不能以一句不够尊重传统来归责。传统主义或保守主义，也比它所对抗的建构理性论或干预论，好不到哪里去。

哈耶克一派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说人的群体行为不可预测，因此自己连探索局部理性模式的动力也失去了。他们满足于全局的不可预测，然后，对于局部，什么也不做！

他们不敢分离出局部，他们觉得局部也与全局不可分割，他们以为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认识。他们对人们一代代一波波努力重新定义什么是局部的探索、挫折与调整，毫无同情，只有嘲讽。如果价格信号就足以协调一切，还要什么其他呢？局部理性的增减调整，在他们看来都是削弱价格机制。一群在科技普及时代倍感伤害的没落知识贵族。

如果按照他们的操作，人类可能永远活在英格兰开创的原材料和轻工业的航海贸易世界里，永远活在19世纪。不，应该说，永远活在前现代时期。因为他们的理论，连英格兰的工业化崛起甚至西北欧的大西洋航海贸易都解释不了，那太违背西北欧古已有之的传统了！

达尔文： 策略的阶段性、局部性、环境适应性

没有一元式的体系不一定是坏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不讲一元体系，始终接纳多样性和变异，始终拒绝体系的封闭性，也是很好的。达尔文的思路已经从理论基础上消除了欧陆思想家那套-ism的必要性。达尔文主义严格来说不是-ism，它不讲体系，讲变异选择积累，讲既成系统与边缘创新，讲各种适应性策略的拼凑组合。在这种思维背景下，所有的-ism都被局部化了、阶段化了，或者，借用一句文学色彩很强的说法，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从此以后，在行为和实践领域，只有局部的适应性策略，没有全局的体系性原则。关于实践的科学理论始终在限定的参数条件下成立。放松了这些参数，结论就不收敛，就可能是多重均衡，甚至随机游走。

实践上，只剩下一个方法论还是有益的：从实际出发，切勿执迷于一元的概念体系。达尔文的方法论提示我们，策略总是相对于特定的环境才有效的，没有全局策略。换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迭代，逐层积累。或者，概括为岳麓书院贴出的金句：实事求是。

方法论是指引，不能代替实际的策略探索。有方法论，但策略探索失误了，照样出问题。没有方法论的概括，但策略探索水平高，也能出成绩。最好的组合当然是：方法论总结好 + 策略探索强。最差的组合是：方法论没总结 + 策略探索弱。 2*2 组合     方法论强              方法论弱
策略强     + + 能干能讲       + - 能做事、务实
策略弱      - + 能说会道   - - 平庸

中国古代思想家也不讲-ism。孔子说的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能近取譬，推己及人，都是从具体语境出发谈具体的操作，没有公理化的系统，更不用说单纯概念的形而上学。

这不是坏事。

先秦诸子关注社会实践，实践领域本来就不适合一元性的体系思考。由此当然缺失了科学。但科学并不难学习。科学就是一种思考方式，学会了就可以了。学习科学这种思考方式，与学习手工艺、学习办厂、学习编程，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不能神秘化。中国每年培养500-600万理工科大学生，找数据、建模型、跑程序，不都在学习做科学么？！这个伟大实践应当强化下去。

至于社会领域里的欧陆的那些-ism，吵来吵去，有什么意思呢？达尔文演化方法已经消解了这种一元概念体系的理论价值，但是，西方思想界、尤其欧陆思想界和大学知识界接受这种思维方法的速度很慢。接受传统中国文化熏陶的人，倒是比较容易亲近它的。

有人总结中国古代是实用主义，似乎暗示了古人缺少理想。他们缺少吗？不缺少。更温和的说法是实用理性。这与适应性策略听起来很相似。但总结实用理性的人，似乎是瞧不起它的，也没有为它开发出可取的思维模型。

如果掌握了科学建模的方法、吸收了实践领域的人工系统的有界理性模型，是可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将它们模型化的。模型化了，就提示出，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下以及在今天相似的语境下，特定的策略是有效的。

于是，就在更高的维度上重述来中国古代的思想，而不是要么废弃不用、要么顶礼膜拜、要么用欧陆起源的-ism把它强行体系化。

当初处在欧陆文化边缘地带的英国，其思维模式是更为经验性的，与中国古人重实践的思想方式接近。英国现代早期面对的经济地理和国际环境，与中国古代面对的，很不相同，但不妨碍他们各自都对当时的特定环境提出的实践问题，给出了适应性良好而且长期强健的解决方案。

这些都不需要引入-ism。

是时候用现代科学的工具恢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荣光了！不仅如此，今天中国面对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也与当时的某些时代有相似，重建古代的思想模型，会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今天的天下和世界。是的，祖先一直在佑护着我们。他们的灵魂从来不曾在这片神州大地上长期远离。

对象不同，理论的适用时间尺度不同

如果理论是情境化的、环境依赖的，那么，追求真理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只能局部的阶段性实现的过程。因为环境始终是会变化的，差别只是变化的时间单位不同，从几年、几十年、几万年、百万年、到亿万年，这是一个基本设定，所以，适用于这些变化环境的理论，也必定需要随着变化的节奏、周期、时间尺度而迭代的。

那些伟大的理论，也只是借助了其所研究的对象自带的稳定性属性才得以持续有效的。它们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层次足够抽象概念、足够普遍，而更是因为任务环境中的对象更倾向于停滞不变。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理论真理的普遍性，正是借助了特定对象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