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沉重的纪录片，这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前不久，讲述中国“慰安妇”历史的纪录片《二十二》在院线上映。不足2%的排片，却引来了从著名导演冯小刚到普通影评人和网民众口一致的义务宣传和发声。这部片究竟讲述了什么样的往事？在今天这个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的纪念日上，主页君也来为这部纪录片的宣传出一把力。
From Sir电影
微信号：dushetv
昨天是8月14日。
这个普通的日子，太容易被忽略了。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今天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
可能很多人会错过，一部正在娱乐大片们的夹缝中悄悄上映的纪录片。
Sir必须再说一次——
《二十二》
冯小刚导演发微博力挺，张歆艺、何炅、舒淇等明星转发接力。
能帮上的忙还是……很少。
上映首日，《二十二》上座率遥遥领先，比大热的《战狼2》都高出近两倍。
然而它的排片只有1.5%。
评价一部电影，我们最关心的通常是：拍得怎样？
但对于《二十二》，Sir想先谈谈：拍什么？
这首先是一部沉重的电影。
在二战期间，中国有20万妇女被日军强迫充当性奴隶，还给了她们一个抹不去的称呼，“慰安妇”。
2012年，导演郭柯拍摄韦绍兰老人的纪录片，当时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32人，于是他将纪录片命名为《三十二》。
（传送门：能多让一个中国人看到就多一个）
2014年，郭柯启动新片，从2014年1月拍到7月，摄制团队30多人，跨越五个省，拍全了22位幸存者。
《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
这又是一部平淡得出人意料的电影。
开场，“慰安妇”标签被隐去。
好像只是一个普通老人的，普通葬礼。
电影没有直接透视历史，而是为我们展示了老人们的生活日常——
病床上的输液管、窗台上排列整齐的药瓶、房间里陈旧的器物……
生命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这些生老病死，是她们无从回避的现实境遇。
她们有的随养女生活，还算安享晚年。
有的老人独居，趁着身体硬朗还能勉强自理。
电影的拍摄，就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韩裔。
那段悲惨的经历，她很少对人说起，就连养女也是在韩国志愿者到家里拜访后，才略有耳闻。
隐忍多年，老人对外公开身份后，安宁生活起了波动。
“报纸电视登了她的情况，（外人）议论啊，说她是韩国人啊，被日本人欺负啊。”
她被日本人骗到中国，说是去工厂做工，却被关进了武汉的慰安所。
时至今日，毛银梅老人还会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进”“请坐”，都是在慰安所被强迫说过无数次的话。
湖北积庆里，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慰安所遗址
时间抹去了表面的血迹，但身心的伤口，无论结疤多少年，仍然会痛。
《二十二》没有一味发掘血污，而是选择记录下，一张张被慰安妇的刻板形象所遮蔽的真实面孔。
她们的生命里有痛，更有爱。
毛银梅老人忘不了家乡的韩国歌谣。
她唱起《桔梗谣》和《阿里郎》，好像在这歌声里，她才能找回对童年和亲人的依稀记忆。
李爱连老人，两次被抓进慰安所。
年迈的她喜欢喂院子里的野猫，本来就一只，后来是一群。
家人说，好东西她自己舍不得吃，竟先喂给猫吃。
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她还是对生命那么温柔。
林爱兰老人，她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抗日英雄。
14岁就参加了海南的抗日游击队，偷过日本部队的弹药，杀过两个日本兵。
很难想象她是一个多么刚烈的女子——
右腿残疾，是因为当年被关进慰安所后，继续反抗，被挑断了腿筋。
到老了，这个脾气都没有变，屋子里放着各种刀，她说，“用来砍小偷”。
她最担心被偷走的，是一枚2005年政府颁发给她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这是昔日战斗过的荣光，所以她格外珍惜。
在这部《二十二》中，涵盖的不只是历史的亲历者，还有那些长久以来，善待历史的人。
在他们与历史的交互中，又各自有不同的心路历程。
张双兵，乡村教师，更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从1982年起，整理受害者口述历史，走访过127名幸存者，出版过纪实文学《“慰安妇”调查实录》。
他说——
这些老人受过的苦和难，很想说，很想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很想跟人分担这份苦，说出来就轻松些。
但是在这个环境面前，她承受的压力非常重，她有子女，她不敢说。
他想为受害者伸张。
当初一腔热血，要为这些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这么多年过去，张双兵目睹了太多幸存者一个个离世，诉讼却毫无结果。
他说，后悔了。
米田麻衣，日本留学生。
她志愿探访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有5年的时间了。
剧组随她去一位阿婆家，才知道阿婆已经过世。
米田麻衣最初对这些“慰安妇”老人充满同情和愧疚，但后来又被她们乐观生活的态度打动。
她提到有次拿来日本老兵的回忆录给阿婆看，阿婆看见照片没有怨气，反而笑了，说：“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了。”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93年，他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此后，他还参与帮助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寻找慰安所遗址、做口述史等工作。
得知林爱兰老人的坟没有墓碑，苏教授找人为她刻了一块碑，终于在去年，碑被立了起来。
作为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竭尽所能，让那些被历史绑架的人，和主动肩负起历史的人，同时站到台前。
这样的电影出现在院线，就已经是胜利。
说完了“拍什么”，我们不可回避地还要谈及——拍得怎样？
或许会令人失望，必须诚实地说，《二十二》并不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
它所拍摄的素材太稀薄，无法支撑起它沉重的主题。
苏智良教授也向导演坦诚，片中对老人的采访，没有提供什么文献意义。
剪辑师廖庆松看完素材，表示“这个很难打动我”。
《二十二》记录了很多人，但普遍流于表面；它想触动苦难的历史，又总是浅尝辄止。
以至于有人说它“消费受害者”。
那么，该如何评价《二十二》呢？
Sir的态度很明确——
它不够好，但值得我们起立鼓掌。
首先，导演承诺：
如果有盈利，我个人的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说出“消费受害者”的诛心之论。
再者，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
电影没拍好，错在谁？
导演？
Sir记得片中不止一次出现过“断片”。
毛银梅老人在回忆过去时，越到深处，她的言语越含混。
最后她直叹气——
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
李爱连老人，从来不愿向人诉说。
之前记者、志愿者问她，她就随意糊弄。
剧组取得她的信任后，她愿意打开那段封存的记忆，可是一旦打开，切身之痛就会再袭心头。
不讲了，不讲了
导演郭柯在创作初期困惑过：他跟这些老人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
是导演？是记录者？是观察者？
最后，他决定回到初衷。
拍摄《三十二》结束时，正是春节期间，郭柯离开韦绍兰老人的家，给她留下500元的生活费。可是道别时，她把他叫进房里，拿出四个红包，分别装着100元钱。
“回去给你们父母买糖吃。”
这是在拍摄过程中，给郭柯触动最大的一件事，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过世的奶奶。
他决定，把《二十二》的拍摄对象，就当成自己奶奶，陪她们聊天，逗她们开心。
所以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部以成品为导向的电影。
因为导演不忍心去挖得更深。
有次一位阿婆说着自己被折磨的经历，哭得泣不成声，导演马上叫停。
或许有人期待看到这些，但导演不能拍，不要拍。
这个片子毫无疑问应该把老人放在第一位，她们不是你表达的工具，或者用来感动观众的道具，这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会感动的人，自然会被感动。（腾讯娱乐采访）
而不可言说、不愿言说的，只是“慰安妇”受害者本人。
我们的荧幕上，从不缺少抗日剧。
同样是战争的创伤，南京大屠杀爆发的12月13号被定为国家公祭日，诸多影视作品如《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用不同形式、不同视角回望。
但“慰安妇”呢？
今天面对“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我们是应该自豪地欢呼，还是应该责问——为何70多年过去，绝大部分幸存者已经不在了，我们才迎来了“首部”？
说出历史的真相，不是受害者自己的事，也不是一个导演能够完成的任务。
同样关于慰安妇题材的韩国电影《鬼乡》，去年引发了国民观影浪潮，《鬼乡》的导演赵正莱，这次也专门为中国的《二十二》鼓气。
注意看《鬼乡》的一个情节，1991年，韩国政府鼓励受害者出面举报。
老人来到举报中心，面对工作人员，强作镇定，但又羞于启齿。
当时的社会由于偏见，认为谁要是主动说出“那样的过去”，肯定是疯了。
老人听到别人的议论，瞬间崩溃，近乎嘶吼地质问——
“我就是，那个疯女人，怎么样？”
“慰安妇”们不是不愿意说，问题是，有人去听过她们的委屈吗？
在全社会异样的眼光下，什么也说不出来。
导演郭柯曾经带着《三十二》到韩国参展，被邀请参加了一个集会。
韩国民众聚在日本大使馆前，高声喊出受害老人的名字，要求道歉，为老人表演。
在他们脸上，表现出来的是对要求正义的理直气壮，是对老人全心全意的接纳和关怀。
这已经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习惯的一部分。
可是这样的画面，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陌生？
为什么《二十二》终于愿意为她们开口了，却只能等来一个又一个的欲言又止？
因为，我们来晚了啊。
今天说“欠**一张电影票”，那是一种道德绑架。
但对于她们，你别说，我们还真欠了。
就在前天，90岁的黄友良老人离开了我们，“二十二”现在已经变成了8。
她是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之一。
黄友良老人特别勇敢，她站出来坚定地说：
“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她没有等到那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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