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陈寅恪晚年诗的几个关键人物｜谢泳专栏

凤凰读书 谢泳 专栏 安贫知命室闲话

陈寅恪晚年诗，如寻不出今典，只能由字面理解，如寻出今典，则全诗豁然开朗。陈寅恪晚年和黄萱讲过，诗要有两个以上的意思才好。

《经史》是陈寅恪的一首名诗，全诗如下：

关于此诗写作时间，有两说。清华版《陈寅恪诗集》系于1949年至1950年之间，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系于1951年至1952年之间。周一良、朱新华断为1950年或本年暑假稍后（胡文辉《陈寅恪诗笺注》下册第5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我自己曾认为本诗当作于1951年后，并以为此诗是对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感慨。当寻到今典以后，可说这个判断完全错了。本诗是写岑仲勉的。时间当以周一良、朱新华判断较合情理。

岑仲勉1950年1月完成了他在中大的讲义《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内部交流，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内部交流，1957年由高教出版社公开出版。岑仲勉1949年后的研究中，喜欢引时人论述，比如郭沫若等，思想观念多有趋时之论，如讲唐代“门第之见与郡望”一节中说：“犹兹今时土改，旨在铲除剥削，地主如能劳动自活，政府并未尝加以摧抑也”（《隋唐史》卷一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54年），岑仲勉还喜欢现学现用唯物论和辩证法。《隋唐史》讲义附录中即有“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岑仲勉说：“实则一切现象，属自然的或人事的，无不可应用辩证法以观察其因果”。文后岑仲勉又引了列宁一段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以及其它时论。附录二“论陈亡之必然性”，开始即讲：“唯物论辩证法范畴中有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物本质、本身发展出来的现象、事变。偶然性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在其一般总过程上说，并不由现象的本质、本身生出来的现象，但可以说是出现于两个必然事变现象的交叉点上”（同上第68页）。如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的许多观点多有驳论，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中说《隋唐史》“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见该书第十册第7173页，辽沈书社，1993年）。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向为人知，他给科学院的答复即为明证，陈寅恪不信辩证法。在同一大学同一系，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辩证法的推崇，陈寅恪不会不知。

以往解陈诗文章，对此诗争论颇多，但最后综合余英时、朱新华、胡文辉等人意见，将“虚经”和“腐史”联想《列子》和《史记》典故，认为此诗暗指“马列”，似成定论。此证成立，但它对应的却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而是具体指岑仲勉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事实。

“溪刻阴森惨不舒”用《世说新语·豪爽》典故，桓温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溪刻”是苛刻、刻薄之意，恰合陈寅恪读《隋唐史》讲义情景。“鲁论”后世借指《论语》，为读书人的课本，此处是“讲义”之意，代指岑仲勉《隋唐史》。“开卷语”，文辉兄联想“学而时习之”为《论语》第一句，解为当时“学习马列的风气”，意到而史未到，其实就是指《隋唐史》讲义“编纂简言”。岑仲勉励在这个“开卷语”中即不点名批评了陈寅恪。他说“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今之人更推愈为革命巨子，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杀之一例”（《隋唐史》第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隋唐史》第十七节“文字由骈体变为散体”中再次重复同样的话，并在注解中直说：“吾人批判，要需看实行如何，若唯执一两篇文章，便加推许，则直相皮而已”（同上第180页）。此诗“竞作”另有“见说”一本，可想见陈寅恪是读过此书的。

“说瓜”一典 ，文辉兄指出，源自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秦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陈诗之意谓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思想，简单趋时，最后结局可以想见。

以往我们解陈诗，因受余英时先生影响，思路多偏向抽象政治，但此路如不通向具体人事，则陈诗还是不得确解，往往与诗意不合。解陈诗中，寻得岑仲勉这个关节，陈寅恪的许多“谤诗”就易解了。

1952年春，陈寅恪有一首绝句《咏校园杜鹃花》（《陈寅恪文集·诗集》第87页，三联书店，2000年）：

文辉兄《陈寅恪诗笺释》只注此诗古典，未涉今典。此诗是写岑仲勉的。

旧诗有以花及美人为喻习惯，此是中国文化常识。陈寅恪当时已双目失明，校园有无花开花落，其实他并不关心。如果此诗就字面理解，毫无意义。

陈寅恪和岑仲勉是中国隋唐史研究的两座高峰，两人关系正常，彼此尊重，因在同一领域，著述中互有引证。1949年后，陈岑又在同一大学同一系，但我们从诸多回忆文章中可察觉两人基本没有来往。

岑仲勉1950年1月完成了他在中大的讲义《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内部交流，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内部交流，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岑仲勉1949年后的研究中，喜欢引时人论述，比如郭沫若等，思想观念多有趋时之论，如讲唐代“门第之见与郡望”一节中说：“犹兹今时土改，旨在铲除剥削，地主如能劳动自活，政府并未尝加以摧抑也”（《隋唐史》卷一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54年），岑仲勉还喜欢现学现用唯物论和辩证法。《隋唐史》讲义附录中即有“试用辨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岑仲勉说：“实则一切现象，属自然的或人事的，无不可应用辩证法以观察其因果”。文后岑仲勉又引了列宁一段关于编证法的论述以及其它时论。附录二“论陈亡之必然性”，开始即讲：“唯物论辩证法范畴中有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物本质、本身发展出来的现象、事变。偶然性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在其一般总过程上说，并不由现象的本质、本身生出来的现象，但可以说是出现于两个必然事变现象的交叉点上”（同上第68页）。如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的许多观点多有驳论。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向为人知，他给科学院的答复即为明证。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就直接讲过“平生不解黑智儿（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到了1965年，陈寅恪为此文写“附记”时还说：“又正反合之说，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5、257页，三联书店，2000年）。此即后来陈寅恪给科学院答复的源头，他不信辩证法。

在同一大学同一系，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辩证法的推崇，陈寅恪不会不知。明了这个背景，再读陈寅恪诗，即会明白其中的寓意。

当时北京已有陈寅恪早年清华同事冯友兰的顺时而变，现在广州陈寅恪早年史语所同事岑仲勉也首先表态，用辩证法来解释隋唐史，此即“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之意。“夸向沉香亭畔客”是化用李白 《清平调》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之意，岑仲勉是唐史专家，此处用“沉香亭畔客”借指唐史研究者，语意精妙。“南方亦有牡丹王”易解，但关键是一“亦”字，我理解是以北方冯友兰对指岑仲勉。

陈寅恪1954年秋天有一首诗，名为《贫女》：

历来解陈诗者，多未寻出其今典，所以众说纷纭。余英时解为新政权逼陈为文，文辉兄解为暗讽“统购统销”政策（《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8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似皆可商。此诗实写陆侃如、冯沅君夫妇1954年修改旧作，批判胡适。

诗题《贫女》命意，是由冯引出陆。此诗题后有陈自注“甲午季秋”，“季秋”意谓为深秋，时在农历九月，用公元计年，应在十月左右了。陈诗此注的意思是提醒本诗的“时间限断”，如果“时间限断”不清，则陈诗寓意难明。

陆侃如和冯沅君夫妇是著名教授，当时都在山东大学。陆侃如1927年清华国学院毕业，是陈寅恪的学生。1954年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出了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此事发源地与山东大学有关，李希凡、蓝翎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文章刊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杂志上，陆侃如、冯沅君都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1954年《文艺报》第21期刊出陆侃如《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1955年7月号《文史哲》刊出冯沅君《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

陈寅恪一生最敏感学生背叛自己所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信条，他的名言是“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陆冯夫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非常积极配合新时代，可能引起了陈的反感。陆冯名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均完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但1949年后他们迎合时代，用新观点来修改自己的旧作，后在《文史哲》杂志连载，此事在1954年“季秋”前（注意此时间），陈寅恪不会不知。

最让陈反感的可能还是陆冯均出身北大（冯是北大研究生），都是胡适的学生。1929年，陆冯在上海公学时，胡适是校长，陆是中文系主任，冯是同系教授。他们创办的《中国文学季刊》创刊号刊名即为胡适所题。陆冯早年著作受胡适《白话文学史》影响很深，但修改旧作时删除了胡适的引文并有批判。（参阅许志杰《陆侃如和冯沅君》第9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956年作家出版社《中国诗史》再版“自序”中讲得非常明确。《文史哲》杂志在1954年第7期开始，到1955年第12期连载了冯、陆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稿》。他们在“前记”中说：“我们曾合写过一部《中国文学史简编》，解放后就打算改写。”（《文史哲》1954年第7期第11页）了解这个背景后，我们再来解陈诗就容易了。“绮罗高价等珠玑”，是指陆冯早年两本名著，今天总算有了好价钱，指旧作在新时代受宠，有待价而沽之意。“白叠虽廉限敢违”， “白叠”古典，胡文辉已查出为“棉布”之意，此处借“白”引出胡适《白话文学史》，指胡适和他的著作，价廉物美（陈对胡适著作的评价），但受到限制，不敢卖了（删除胡适引文和观点）。后两句不言自明。“幸有阿婆花布被”，“阿婆”指冯沅君，“花布”指早年两本旧作。“挑灯裁作入时衣”，指陆冯夫妇及时删改自己的旧作来迎合新时代。

本诗借用秦韬玉《贫女》诗题，同时也借用此诗历来的寓意。陈诗最后两句灵感即源于“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贫女》之后，陈寅恪有《无题》一首写批判胡适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表现，余英时、胡文辉已有确解，可资互证。

陈寅恪1965年诗《高唱》：

文辉兄解为当时知识分子参加备战运动和反美示威（《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12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似可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