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演讲实录（节选）
我想到三点，第一点已经发生了，原来认为公有制建立以后，就没有产权问题了。中国的经验表明，公有制建立以后，在很长时间内还存在着产权的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在公有制里，怎么能够把权利责任的边界划得更为清楚；第二在很长时间的生产发展过程当中，要重新确立一些私人财产；然后在公产和私产并存的情况下，做产权的界定，产权的保护是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方面中国的改革创造了很多经验，也留下了一些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一个产权保护的决定，这也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决定，各界反应是蛮好的，希望能够加快落实，落实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难点和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有体制恐怕还要大改，因为现在看，虽然改革收到一点成效，但是还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层次，就是意见里讲到国有资产流失，产权还没有稳定下来。
第二个层次是机会上的问题，虽然手里拿的东西没有丢，但是资源本来可以挣到更多的收入，机会上的损失，它也是一个财产权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由于我们在很多领域效率还不够高的国有制还占有很大的比例，影响整个资源的配置。像过剩产能，我们的观察，如果这个领域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基本上就不会有过剩产能问题。你看网络领域或者餐饮业很难看到有过剩产能，但是在国有和民营并存的领域里头很容易形成过剩产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基准，因为很多民营企业看到效率很低的一些国企占有资源，所以冲进去就觉得可怕，觉得如果发生竞争，如果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低效率的一定会胜出，这样导致我们资源在很多领域不是很高效的配置。
第四个层次比较隐蔽，有些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资产，虽然挣了很多钱，但是他提供的产品有某种垄断性，而且处于国民经济的上游，各行各业，千家万户都要用到他的产能，这些高的利润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几个层次的问题，说明国有企业改革还必须在产权这个层次上继续向前推进。
第二是农村集体制内生的一些问题，让这个集体制很难稳得住。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农村人口变动，一块是承包的耕地，一块是一家人结婚就去分一块宅基地，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制度，世界很少有这种体制，很难适应我们国家人口资源匹配的情况。这一点要求集体制它必须改才可能守得住。
第二点，现在行政权和财政权还是合到一起的，在农村最微观的生产这个层次，行政和土地财产这个控制还是一体化的。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这个长治久安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第个难点，征地制度要认真的改革，因为宪法规定的是公益用途，国家可以征用土地，但是现在大量的商业性活动也适用征用权，这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现在规定了全国33个县做试点，2017年应该是实验的结束期，应该总结经验，扩大农地入市。还有一点就是各地财产登记投入的资源不够，因为我们有大量历史发生的遗留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放进去，这个累计的财产登记方面的困难是很难克服的。
光靠基层的行政力量，很难把这个问题解决。最后一条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商标、无形资产这些权利的保护要进一步推进以外，从全国创新的进展来看，要特别注意科学家人力资本的保护和释放。
像浙江大学褚建这个案子拖了很多年，最后是关三年，判三年，判完以后放出来，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到底科学家利用科学知识从事创作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是应该有很好的研究。这是第二点，落实中央关于产权保护的意见当中的难点突出出来，继续推进落实。
第三点，从未来看，因为现在我们是通常讲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越往市场经济的深处走，可能使用权的问题容易界定清楚，也容易得到保护。难度越来越会集中到转让权，我这里提出一点，转让权可能不够准确。
因为它给我们的印象，好像它是一次换，其实在现实当中，很多要素资源转让形式非常多，可以一次换，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合约形式，所以很可能这个缔约权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拥有这个资源，他可以在不影响社会其他各方利益情况下，自由的跟他方去缔结契约，而国家和社会要保护这个契约，这样才能让创新和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好的微观基础。这里头从缔约权角度看，可能是两个偏向，第一就是缔约的自由度还是偏小，长期是行政管制，到底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经营活动可以进行，这个放的还是不够，突出表现就是像网约车，到底能不能私家车从事经营活动，引起很大的争议。其实只要不影响社会公益，社会的秩序，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另一方面是对侵犯社会利益的那些活动，现在抬头苗头也很大。像资本市场这个系那个系，各种各样造成收益多少亿的这种不当收入的行为，现在变成很大的一个苗头。下一步围绕缔约权，可能两个倾向都要注意。一个就是不危害社会利益的自由度，第二，侵犯社会利益的监管要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