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技术想象及诗学精神转型

刘慈欣：《三体·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12期， 责任编辑李松睿，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2010年，刘慈欣在《三体Ⅲ·死神永生》里，用一张如小纸条般的二向箔二维化整个太阳系的技术想象，刷新的不只是中国科幻小说带给读者的认知惊异体验，还有技术的速度和力量能够抵达的文学想象边界。时至今日，这一边界依旧无人突破。为什么会这样？是之后的作家想象力、创造力不够，还是时间太短来不及？或者说宇宙尺度超验想象的“降维打击”，已经抵达了现有科技目力所及的边界？除上述种种原因，或许我们还应考虑另一值得关注的因素，即部分青年小说家在技术价值逻辑方面的思考转变。不同于自觉认同技术竞速逻辑的前辈，这些小说家大多成长于中国“进行着打破纪录的现代化进程”[1]的时代，对竞速带来的内卷、焦虑等现代性问题有着切肤之痛，同时也因为能够更广泛地接触、汲取批判、反思技术竞速逻辑的后现代、后人类技术哲学思想及相关科幻创作，从而将目光抽离“降维打击”这类以竞速为价值导向的技术想象，寻找另类可能，并重构人与技术的关系，重绘技术想象的诗学精神形态。本文拟从梳理中国科幻小说在竞速技术现代性的主导下如何进行速度与力量的激情想象入手，探讨竞速诗学的崇高美学及其主体悖论问题，进而考察新世纪近十年来的中国科幻小说如何通过“技道合一”、人机共生、实体化语言力量及废土超人等想象，或将技术、技术物作为人类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与人、自然及其他同类共生的存在，建构以整体、协同和共速为新价值模式的人技关系及诗学精神。

保罗·维利里奥将竞速看作现代社会的基本维度，是决定历史的关键力量之一。哈特穆特·罗萨在对比前现代、非现代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时，也指出竞争推动了社会加速，主导了现代性的分配模式[2]。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速度及其背后的现代性的认同，始于遭遇西方时的频频失败。这些精英知识分子悲哀地意识到，曾经居于中心的老大帝国，如今不过处于国家队列中的末尾位置，而导致落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现代技术的缺乏。因此，知识精英赶超而不得的怨念与哀愤，表现在文学创作中，除了用“狮子吼”的方式“呐喊”出来，就是转化为描绘乌托邦繁华盛世的激情，将对现代技术的渴望，投射于彼时被冠之以“理想小说”“社会小说”等诸多名目的科学小说里。

从“晚清刊行的海外游记，以及各种热衷于介绍西学的报刊”中“调动兴致、驰骋想象”[3]的小说家，虽然搭建出的中国形象各有不同，但无不是将技术/技术物作为竞速利器。他们的笔下不仅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超速生活、生产景观，如《新石头记》里可以一吸而尽的食物精液、各类病症一验即知的验病镜，《新法螺先生谭》中如炮弹般闯出地球轨道的身体，以及《新纪元》《电世界》《新野叟曝言》等诸多作品里迅疾如闪电的飞车、飞艇、电翅和帆车，而且启蒙新民的理想也往往是一洗净、一抹除式的快捷操作，如《月球殖民地小说》里西医哈老为龙孟华洗心，《女娲石》中湘云开洗脑院并用绿气、黄水等给国人洗脑，《新中国》里接种疫苗祛除劣根性。时间加快不仅表现在空间位移以及感知流动变化，还有物质质量的增加，即超速带来的超力和超量，譬如《消灭机》里可将所有事物摄入并消灭的消灭机，《新法螺先生谭》中“光力之比例，与太阳若一万与一”[4]的灵魂之身，《痴人说梦记》里的双层马路，《乌托邦游记》中像油轮一样巨大的五层飞空艇，《电世界》《新石头记》中如印度象般大小的白毛猪、与灌木齐高的农作物以及“机器纵横安置何止万千”[5]的巨型厂房，等等。当这些超速、超大、超力和超量的超级技术物象被满怀激情的作家如流水般展示且堆叠于文本各处时，带给读者的是感官被填塞到肿胀的压迫感，以及震撼、敬畏与兴奋等多种情感混融的崇高诗学体验。

1949年以后，尽管“科学小说”这一文类名称被“科学幻想小说”取代，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从以西学为镜的兴国幻想，转变为向读者描绘“建筑在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6]之上的美好前景，但超速、超大、超力和超量的超级技术物象依旧是想象的主体。现代科学小说里的飞车、潜艇、原动机等在“十七年”科幻小说中继续提速，探索的秘境更加深远。许指严、吴趼人笔下长得如大象般壮硕的猪、吃一颗就能饱腹的巨果、一望无际的生产基地等，亦皆复现于迟叔昌、肖建亨、鲁克等人的小说里。超级技术物象成为科幻作家为读者展现新生活以及新世界图景中的绝对主体。它们无不来源于现实生产生活，却经由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技术畅想，在未来变形为难以辨识的新型物种或另类存在。

这样的技术乌托邦想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科幻小说里虽有延续，但基本只出现在儿童科幻文学中。我们很难在祛除了儿童化和科普化的科幻小说中看到畅想未来高科技社会的诗学景观。这背后的原因包括：这一时期人文主义价值逻辑的加强，产生了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异化的担忧；随着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文学性的呼声渐起，空想类作品受欢迎程度降低等。不过，在80年代至新世纪前十年的时间里，还是有不少中国科幻小说依然凸显以竞速为目标的现代技术理性，只不过叙事模式更加复杂。譬如将超级技术和技术物的持有者从人类改为外星生物，由此展开超级技术文明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各种故事。对坚持技术乐观主义的科幻小说家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除了使技术想象不至于停留在简单的空想层面外，也有效地规避了对未来人类社会因技术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的思考。而且，将技术他者化还可以通过超级文明与人类文明技术层级的对比，突出技术先进带来的各种优势，把技术崇高推至极致，激发出更令人战栗的诗学体验。

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将技术外星化甚至神圣化的想象大致有两类。一是延续技术发达、国力强盛的民族国家想象，但将叙事范式从展望“历史之未来”的乌托邦叙事，转变为由外星人开创中华文明的“或然历史”叙事。资民筠《持琴飞天》、韩治国《忆秦娥》以及晶静《女娲恋》《织女恋》《盘古》等小说，都不约而同地想象持琴飞天、女娲、牛郎、织女和盘古等中国神话里的创世者或先祖，其实是来自发达技术文明的外星人。他们或在地球探索时被中国古人所救，留下孩子，加速中华文明的技术发展，或与某一书生交合，生下能超过西方的后代。虽然少了未来的憧憬，这些技术想象却多了“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7]般的自我安慰意味，将竞速胜利的愉悦从未来折返至历史，延续的依然是技术乌托邦的浪漫激情与理想主义诗学精神。

二是直接从技术美学出发，通过虚构的外太空超级技术文明，将人类现有的技术/技术物进行夸张、变形处理，极致化地张扬技术/技术物的速度与力量之美。这类技术想象很早就在西方科幻小说里出现。20世纪初，杰克·伦敦就在短篇小说《天外来鸿》里，想象了一个令科学家巴赛特癫狂痴迷，“体现了其他恒星系中行星上超人的智慧”的天外来客“红东西”。这个“红东西”有着高温融合的金属质地，通过指尖抚摸能发出有节奏的震颤，其中传递出的海量信息，表明它“是技巧和心智造就的”，“隐藏着众多定律、公式”的技术物。技术的魔力让巴塞特为之倾倒，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探索它，将它发出的声音称为“上帝的声音”“永恒的奇迹”[8]。在后来的很多作品里，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神们自己》、阿瑟·克拉克的“拉玛系列”、伊恩·班克斯的“文明”系列以及弗诺·文奇的《深渊上的火》等，超级技术都有着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要么可以彻底根除人和外星人的欲望，为一切生物提供美好的生活，要么使这类技术的持有者成为如上帝一般的神性存在。

在中国科幻小说里，将这样的技术想象拔升至一个新的高度的，是刘慈欣《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里，长度仅为3.5米、看起来就“像个无害的艺术品”[9]的三体武器水滴，以两倍于第三宇宙速度的超级速度，令人类的恒星级战舰瞬间摧毁。外观大小和实际杀伤力之间的极度反差，形成了一种反常识的超验之美，让读者体验到令人心悸的技术崇高的同时，也将技术级差带来的生存危机直接逼至读者眼前。《三体Ⅲ·死神永生》中歌者扔出的二向箔对整个太阳系的降维打击，更可以看作竞速技术价值理性的升级版展示。“像夜空中飘着的一根白羽毛”[10]的二向箔，外表比水滴更加柔弱无害，却拥有无休止二维化这样的强大技术，能够对整个宇宙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人类的战舰到三体的水滴，再到歌者的二向箔，作家用技术的先进与否作为文明层级的判断标准，竞速的价值逻辑颇为清晰。

贝尔纳·斯蒂格勒从技术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技术作为一种“代具”，“决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了人类进化的现实”[11]。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技术“利用了人的各种聪明才智，实现了人的大部分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和社会心理的潜能”[12]。不难看出，他们认为人在技术活动中应有的存在状态是不断完善自身，更好地探索、认识和改造世界，彰显主体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以竞速为价值取向的技术逻辑下，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使斯蒂格勒和芒福德所说的人在技术活动中应有的存在状态越来越难以实现。马克思将“工具机”作为工业革命的起点，明确了工业革命与之前手工业生产的不同，在于机器作为一种新型技术形态，不再需要个人“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才能发挥作用。当机器生产机器成为可能，作为“人的有机体的工具”就转变成了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13]。热动力革命以来，新一代人类出现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突飞猛进的技术及技术物迭代的速度，人逐渐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很难与技术保持互构共进的关系。技术远离了经验形态，也成为外在于人的、无法捉摸的奇异性存在。

因此，崇高与怪诞成为科幻小说最经常发生的两种审美经验。戴维·奈在《美国的技术崇高》一书里指出，美国人热情地接受“技术崇高”（technological sublime），赞叹工厂、摩天大楼、尖端战争武器以及种种电气化的景观，是因为这些技术无论范围还是复杂性方面，都“似乎超越了任何已知的法规汇编，变得难以形容，难于理解”[14]。科幻理论家小西塞尔·罗尼在《科幻七美》中认为，技术崇高是读者遭遇极具震撼力的科幻想象时的阅读反应。当文本中的技术想象大大超越读者的认知和理解范畴，读者的自我意识会经历从畏惧、退缩到接受的复杂变化，这便是技术崇高的情绪体验[15]。而技术怪诞的审美发生与技术崇高不同，它来自作家将现实变形处理后，创造出的混沌、失序景观，并使读者产生不安、恐惧和担忧等情绪。两者都基于文本技术想象，且同样具有超经验和超认知的美学特征。

在西方科幻小说里，以怪诞为美学特征的技术想象的数量远超崇高。如果说科幻小说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以科学家试图造人却造出怪物的悲剧故事，棒喝式地预警人无法把控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那么从19世纪至20世纪，随着蒸汽、电力、信息革命的飞速推进和交替完成，人们逐渐发现《弗兰肯斯坦》中怪物的阴影已然洇入现实。除少数由技术乐观主义主导的时段，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20世纪中期美苏太空军备竞赛等，欧美科幻文学出现了不少崇高美学风格的作品，其他时段绝大多数小说均从技术批判和反思出发，多呈现为怪诞美学风格。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技术乐观主义以及由此而生的技术崇高诗学，构成了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主调。这既源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及诉诸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因为面向青少年读者普及科技知识、传播科学精神的创作需求，更由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非线性的现代技术发展历程。相比西方科幻小说，参观、游历、探险等题材在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里更为常见。现代科学小说中，那些乘坐陌生人的飞艇、气球或羽翼兴奋地四处游历，被新奇机器超凡的速度、力量惊骇得目瞪口呆，为未来中国的发达景象激动得血脉偾张的成年人；偷开飞船到太空历险，被太空、海底和各种农林牧渔种植基地的超级产品激荡了心灵，点燃了“向科学进军”豪情的青少年，无不是作家用来向读者展示技术景观之“奇”的他者之眼。当这些文本内的观众充满激情却不明所以地描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时，不仅技术景观因他们不明真相的转述变得更加奇异，而且他们的情绪也会传递、感染给读者，激起读者更多的崇高美学体验。这种因技术与人的间离发生的崇高体验，让我们看到的是大写的技术，而不是大写的“技术的人”。科幻小说家张扬技术崇高的方式，往往是将技术及技术物的持有者，设定为外星生物。这使得技术彻底脱离了人，成为高悬于人类之上的异质性存在。《三体》里的三体武器水滴、歌者文明的二向箔，《梦之海》里低温艺术家吸海取冰的技术等，无不超越了人的理解力和认知力，使读者获得了极其陌生的美学体验。

技术被他者化，进而神圣化的想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崇高诗学，反映出人与现代技术在竞速的价值逻辑下极为悖论的关系：一方面，人是现代技术的主体，现代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人改造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各种程序操作交给机器代管的技术趋势，使得技术不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解蔽方式”[16]（人经由技术的“解蔽”，理解世界“因果性的原初意义”[17]以及真理的本质）。人既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又作为技术的持存物[18]，被技术裹挟着飞速前行。在竞速的怪圈中，人既主动又被动，既崇高又渺小。一旦体认到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主体悖谬，作家就很难在技术想象中建构起“技术的人”的主体崇高了。

这或可解释，为何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主人公追求的往往不是求精、求新的技术精神，而是为国、为民的伦理精神，或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譬如《电世界》里为建“大同帝国”，消除偏见与战争而造电世界的“电王”黄震球，《十年后的中国》里为了不让国人受洋人欺侮发明强倍光发射器的“我”，《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人类和平的科学家陈天虹，以及《火星建设者》《关妖精的瓶子》《昔日玫瑰》等作品里大胆实证、努力创新、为科学献身的诸多科学家。虽然科学精神内蕴于技术精神，是后者的有机组成，技术精神中也缺不了伦理向度，但科学精神、伦理精神都不能等同于技术精神，“技术的人”也不等同于“科学的人”“道德的人”。技术精神形成于人运用技术探索、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是从技术劳动中概括、抽象出的精神气质，这决定了技术与人的同步互构，是大写的“技术的人”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在竞速的技术现代性价值逻辑下，当科幻小说家意识到人可能在竞速中落后时，往往会通过技术改造人的身体，或制造类人机器来加快人的发展，以期使人与技术的发展同步。于是，半人半机械的赛博格和人形AI成为20世纪以来科幻小说最重要的两类“新人”想象。西方科幻小说家对这样的想象，从一开始就是忧大于喜，尽管有态度乐观的赛博格英雄和AI友伴想象，如《火星上的夜盲者》《X射线眼的人》《小机》等，但更多的是危机预演，且类型各异，如《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我没有嘴，但必须呐喊》等作品想象未来出现人机大战，《超标准人》《智能侵略》等小说表达了对身体机械化后人性丧失的担忧，而《神经漫游者》《雪崩》《副本》等作品则对贫富冲突极端化的赛博格社会展开想象。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在赛博格和人形AI想象上保持了一贯的乐观主义态度，但进入新世纪后，危机想象的数量开始迅速攀升。究其原因，或与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并迅速被卷进加速的现代性逻辑体系，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现实问题不无关联。但总体而言，相较西方科幻小说，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乐观想象仍旧更多。之所以会如此，除了前文所述的多重原因，或许还在于中国传统技术文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为中国科幻作家解决技术竞速带来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生发想象的思想之源。

20世纪以来，虽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断从技术理性与人的异化、晚期现代性的符号政治及数字大他者等问题入手，批判、反思技术理性下的竞速压力，但没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来破除技术竞速逻辑[19]。或许是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切试图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加速方案必然流于破产”[20]，一些学者开始将他山之石视为突破的可能途径之一。如沃尔夫冈·恩斯特、许煜等技术哲学家认为，中国未经历过19世纪工业化的技术进程，或许可以为解决西方技术话语面临的困境，提供另一种向度的思考。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许煜提出“宇宙技术”概念，尝试追溯古代中国技术哲学中道家传统的“道”与“器”，以调和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超越希腊技术或现代技术的二分法[21]。沃尔夫冈·恩斯特则从技术媒介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要对技术发展进行非线性的考古，发现非西方文化对基本在欧洲和西方思想中发明与发展的技术“进行大幅修改，甚至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取代‘技术’的概念”[22]的可能，从而突破西方技术逻各斯的瓶颈。

2024年发表于《科幻世界》的短篇小说《层流》，讲述了主人公F在维也纳的游历以及与他人的思想交流。作者用《苏菲的世界》般的科普手法，向读者介绍了逻辑斯蒂、结构主义、实证主义与历史的终结等哲学命题[23]。之所以提及这篇作品，原因是作者借F之口质疑逻辑斯蒂，从极为宏观和抽象的层面表达了超越逻辑斯蒂的整体意识。而这似乎正成为目前越来越多中国青年科幻小说家打破技术竞速逻辑，重构技术形态、人技关系，并进而重建技术精神的共同出发点。思考的着眼点不同，寻找的思想资源不同，决定了这些小说家想象人与技术的整体模式各异。概观之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技道合一”“超技术身体”与“双主体”。

先看“技道合一”型。这是王诺诺、慕明等人接续中国古代技术哲学传统，用技术考古的方式想象竞速现代性之外，人与技术的另一种关系模式。王诺诺《春天来临的方式》将《山海经》《庄子》等古代典籍中用神力运行万物、更替四时的神仙，重塑为与天地日月一道流转循环的手工艺人。慕明《铸梦》和《宛转环》也采用类似的故事新编手法。《铸梦》所取的“一点因由”来自《列子·汤问篇》。同样是造木偶人，小说侧重展示商阳用重罚轻赏之法，迫使工匠臻熟技术，与用顺应天地秩序的周礼来精进技术这两种技术观之间的差别。通过屈原后裔屈弗忌和公输般后裔公输平在后一种技术观的指引下，合力造就与真人几无二致的偶人的故事，表达了周礼之技比法家之技更具有和谐的诗性之美的技艺理念。《宛转环》以明末造园大师祁彪佳为原型，讲述他以向心、互否和互含三法造园，抵达“大千世界圈圈相套、重重相摄的实在景象”[24]的故事。通过祁女茞儿眼中的园林景观及父亲为其讲解的造园艺术原理，作者细致描绘出中国传统技艺如何将技术物的创造，融入与天地万物的相处之道，以及人如何由此实现内在的心灵超越，进入天人合一的圆融状态。慕明的另一篇作品《假手于人》则将古代技术精神植入当代人的生活美学中。如果说主人公唐师傅编制竹篾时的忘我与自在，直接联通了《庄子》中庖丁解牛的“人技合一”境界，那么为唐师傅开刀的医生用虚拟现实技术操作机械手，自由游走于大脑皮层间的手术描写，让我们看到，人也可以运用现代技术，达至“技进乎道”的超然境界。类似的作品还有目羽《捏脸师》、沈璎璎《屠龙》等。

不难看出，上述作品试图返归更古老的自然哲学，用强调事物之间相互联系、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思维，重建天、技、人合一的观念。故事中的技术不再是让人难以把控的存在，而是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存的规律之一。追求知时守节、进退有序的动态平衡以及同情交感、一体俱化的圆融和谐，而非以效率为关键词、以目标为导向的加速，是这种被许煜称之为“宇宙技术”的技术价值立场。《春天来临的方式》里人与鱼的相互转化，人驱使大鱼扳转地轴将春天带回大地等画面，无不让人联想到“生生之谓易”[25]的绵延与恒常之道。《假手于人》里纯熟如入化境的现代医学技艺，更是以合目的的善与合规律的真，呈现出“至美至乐”的“天和”之美。这种相信“天地间的一切是一个共同体，所有的部分都可以互相沟通，甚至互相转化”，“重视、维护这种联结”[26]的祖先智慧，正好契合了人类/动物/机械、自然/文化、有机/人工、身体/非身体之间边界坍塌的现实。而社会现实与人类规范不断被打破、重构的后人类时代的价值需求，让我们看到技术与人之间除了竞速之外的另一种共处形态，也让中国技艺传统和宇宙哲学思想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这种“在世之在（In⁃der⁃Welt⁃Sein）的共鸣方式”[27]，让处于流动、不确定状态的人始终葆有一颗恒常、静稳的诗心。此外，对中国读者而言，立足当下，整合了现代技术思考的神话、历史故事重述，还复活了隐藏在心灵深处的集体文化经验。它与这个时代的同频共振，不仅疗愈了国人因竞速导致的焦虑与创伤，还强化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和自信。而从科幻小说的创作发展来看，相比之前从服化道等外在形式或仁爱、道义等道德文化伦理来“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致力“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科学幻想小说的流派”[28]的同类创作相比，这些以中国传统技艺思想为基础的创作，能更好地从科技文化价值层面彰显中国科幻小说的中国性。

除了回归中国传统的技术哲学，想象“超技术身体”亦是作家整合技术、人与世界的方式之一。“超技术身体”想象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想象语言是具有物理力量的技术性存在，二是超自然力的“金手指”想象。

对语言的技术想象常常表现为书写语言准确对应符号背后的含义，或将语言符号丰富化、多义化。贾岛、孟郊的苦吟，《沧浪诗话·诗辩》中的“言有尽而意无穷”[29]，福楼拜的“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唯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30]，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经常成为作家书写语言的技术想象的理论资源。想象语言字面力量实体化的超技术形态，用反隐喻/去隐喻的语言解构语言作为表意工具的隐喻功能，是科幻小说独有的。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此类想象很少，美国黑人作家撒缪尔·迪兰尼的《通天塔-17》是难得的佳作。主人公瑞佳用各种语言表述数学概念“圆”，由此在太空中推算出自己飞船的方位，脱离险境。小说将某一概念所有能指全部固定到所指，语词的功能便由抽象、精神性的，转变为实体、物质性的，成为直接作用于物理世界的技术工具。《通天塔-17》借用结构语言学理论，又抽离了其内涵和价值体系，建构起独属于科幻想象世界的语言技术属性，使技术更为彻底地植入人的身体。

近年来，或许因为AI语言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了作家的相关思考，这类作品的数量明显增多。值得一提的创作来自美籍华裔作家匡灵秀和中国作家夏笳、昼温等人。在匡灵秀《巴别塔》中，被称为“银术”的翻译魔法可以吸收、储存翻译过程中丢失的语义，并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出强大的能量，语言俨然成为高能技术武器。夏笳《倾城一笑》里的“言者”掌握着创造世界的最高语言，他们按照别人提供的剧本，“一字不差地用那种至高无上的语言讲述出来”[31]，使之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讲述故事成为使现实从虚空中显现、成形的方法。昼温《白虫》中的语言思维与暗物质世界发生作用，形成靠人的记忆定位并击穿一切阻碍的杀人武器；《沉默的音节》《致命失言》《埃塞俄比亚凤凰》等小说的主人公作为掌握了世界上所有发音的“千语者”，能发出使物体或人体燃烧的致命音节，拥有强大的毁灭性力量。

一方面，作家将技术想象联结到神话或魔法一端，将语言作为在本原上与世界合一的“逻各斯”，是超验的神性存在；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的超级力量是人类可以学习和掌握的，只不过有着极高的技能要求。小说里的人物不能像神那样轻松地说出“要有光”就有了光，而是需要不断地摸索、练习和实践，才能熟稔语言的技术，让说出的语言具有改变现实的动能。如《通天塔-17》里的瑞佳，要通过千百次尝试才能用“圆”的发音使飞船的方位显现；《巴别塔》里翻译学院的学生要付出比其他学生更多的努力，才能将语言之间的翻译差异转化为物理能量；《倾城一笑》里的“言者”使用语言时，更是如踩钢丝般小心翼翼，以防言语不慎导致神迹指数参量不稳定。《沉默的音节》《落光》《失语之爱》等亦是如此。通过反复练习，人的身体终于与神的技术融合为一，人成为神的代言人。

想象人掌握语言的技术，释放语言字面意义的物理力量，产生的诗学效果或让人联想起“第三代诗人”“诗到语言为止”的主张，尽管二者的创作出发点存在本质不同。就像柏桦评价“非非主义”诗歌时指出的，非非的诗让“语言恢复了最初的新鲜”，“非非变成了传达原语言的信息行为”[32]。当语言的技术不再服务于准确表义、释义或制造多重意蕴，而是让语言具有可被观测、可度量的现实动能，关于语言技术的文本想象就有了颠覆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的新鲜感和惊异感。这正体现了“科幻小说是由认知逻辑所确证的一种虚构的‘新奇性’（新颖性、创新性）的叙事宰制”[33]的文类特质。

相比之下，美籍华裔作家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想象另一种时间维度的技术，更加远离竞速逻辑。故事中的外星生物七肢桶不是像人类那样以线性思维感知时空，而是能够同时感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结构出一体化的时空立方态。以共时性语言思维的目的律作为基本定律，七肢桶发展出远高于人类的技术文明。通过这样的类比，作者试图向读者表明，以线性语言思维为基础的技术形态，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绝对先进的。祛除了线性箭头式的发展模式，竞速也就失去了意义。

拥有超自然力的“金手指”是近年来网络科幻小说中常见的超身体技术想象，尤以“废土流”“末日流”为多。最近十余年，持加速主义论的西方学者将技术加速到极限后的崩溃与社会重建，视为突破技术竞速逻辑，进而摆脱由这一逻辑主导的技术-资本主义的方式之一[34]。这样的预演实验在科幻小说中早已有之。西方科幻小说多以此批判技术-资本主义，或揭露人性的丑恶与阴暗，高扬个人英雄主义。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也多流露个人英雄主义的气质，但其英雄的伟力往往彰显于超自然的技术身体。

草根/废柴/宅男在末日降临后突然获得某种超能力，由此率领民众求生于废土荒野，是《废土》《吞天食地系统》《废土求生录》《末日：现代科技下的修仙文明》等小说所采用的叙事模式。由于超能力多体现为身体机能的几何倍数增强，主人公从废宅到废土“超人”的画风突变又往往迅疾得让读者错愕惊诧，因此在网上常被戏称为“金手指”。美国哲学家布莱恩·阿瑟指出，所有的技术都建立在组合利用自然现象的基础上。人能够组合利用自然现象来发展技术，是因为自然规律之于人是可解的[35]。此外，科学界也承认自然界存在人类还未认识和把握的现象，这些现象因无法用科学理性阐释，被看作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点石成金”的“金手指”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当上述科幻小说里主人公的“金手指”不但大多于突然降临的末日灾难中获得，且进化升级常需要上古秘法、灵元灵神、奇异法宝/能量石等玄奇事物的帮助和加持时，就更加神秘难解了。

在竞速逻辑下建构起来的理性技术，遭遇这样的非理性技术，宛如动画片中孙猴子的金箍棒戳到如来佛的手掌般，无论这根棒子怎样向前延伸，也探不到如来佛的指端。何况在上述网络科幻小说里，金箍棒是失去了向前延伸的能力的。由于时空设定基本为末日降临之后，技术也停废甚至倒退。因此，超自然技能不断进化的主人公对抗已经停止进化的技术怪物，需要做的只是完成升级任务，从小怪物打到大怪物，从少数怪物打到大群怪物。在这种备受诟病的模式化的“游戏叙事”里，好莱坞灾难片成为作家想象的重要资源。技术失控带来的丧尸、基因突变的巨兽/杀人植物、毒气沼泽/酸雨等结构起末日景观。废土“超人”运用神秘的超能力，“暴打”现代科技生产的技术怪物，以此升级超能力，再去征服更危险、狂暴的废土世界，竞速的技术逻辑在这样的狂欢化诗学景观中崩解。而人工智能的缺失或奴仆化处理，或许表明作家不愿将这一拥有自动迭代和加速升级能力的科技作为废土“超人”的对立面，以免陷入二者之间的进化之争。

无论是重溯古老的技道哲学，还是回归身体技术、神秘技术的力量之源，上述小说都尝试重返本原，将人与技术从现代竞速理性主导下的追赶/被追赶、控制/被控制的关系模式中抽离出来。这让读者获得了新的视角，提供了重新思考人技关系的价值参考，但人的技术活动始终随着技术变革而变化，使我们无法将这些思考直接用于重建当代社会的人技关系。

基于此，一些聚焦AI、信息技术革命来想象另一种融合式人技关系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AI内置的嵌合体想象，如杨晚晴《玩偶之家》、陈楸帆《双雀》等；二是元宇宙以及半机械体/机甲想象，如陈楸帆《神圣车手》《赢家圣地》《人生算法》、王侃瑜《消防员》以及灰狐《拳之心》等。在第一类作品中，《玩偶之家》里的父亲为车祸中失明的安妮设计了外形为泰迪小熊的外置式增强视觉元件，“通过SWP无线协议与安妮植入生物解调器的大脑双向交流，解译和输出视频信号”[36]，使女儿重见光明。《双雀》里，患阿斯伯格症的银雀借助AI伙伴索拉里斯提供的全方位虚拟现实技术，得以顺畅地与世界沟通。乍看起来，这些用技术弥补人类缺陷或疾病的想象，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类题材的儿童科幻小说没有多大区别。但细读之下便会发现，儿童科幻小说中的技术只是辅助和增强人体器官、肢体功能的工具，而《玩偶之家》《双雀》等中的技术物想象，不再是工具性客体，而是与人类建立深刻精神联系的事物。《玩偶之家》里，与安妮的大脑实现双向数据传输的外部脑区泰迪小熊，因拥有安妮的长期记忆，发展出与安妮完全同步的知觉反馈和情感映射。由于拥有主体意识，泰迪既会在安妮结婚时落寞寡欢，也会在她归来时欣喜若狂。安妮没有像很多赛博格题材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失去原有的人性，相反，她的情感因与AI伙伴的深度交流而变得更加丰富。小说用黏附在“灵魂之上”“一片灵魂”[37]等语句，生动地表现出安妮与泰迪之间的相互依赖。类似的还有《双雀》。银雀的AI伙伴索拉里斯为银雀量身制定从艺术维度探索自我的方案，帮助他突破沟通障碍，理解了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打开了与天地万物相连的感知通道。而索拉里斯亦从帮助银雀创作的过程中，摆脱了AI“以强化竞争为导向的反馈循环”[38]，进化出新的逻辑。与孩子一同成长的AI伙伴，成为如孩子灵魂镜像般的存在。

这些小说用想象搭建出一种新的互助共建式人机关系的可能。海德格尔指出，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区别，在于现代技术隔绝了天、地、神、人，使“一切在场者都按照存料中的存料部件的持存性方式而在场”[39]。原始真理展现在那些愿意“放弃人的自我意志”，为真理冥思苦想的人类面前。《玩偶之家》《双雀》中的安妮、银雀之所以能与自己的AI结成共同成长的主体-类主体关系，或许是因为疾病使得主人公部分丧失了自我意志。自我意志被动的部分放弃，使AI的类主体意志正好可以填补进来。跟随人类的成长而成长，决定了这些AI的意志始终停留在类主体的限定性自由层面，以与人类保持同步的速率前行，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竞速的焦虑。

与AI内嵌的共生体想象一样，第二类作品中元宇宙、半机械体/机甲想象里的技术与技术物，也都是帮助人类强化主体意志，实现大写的“我”的功能性存在。只不过这些想象中的技术物往往不具备主体意识，是某种工具化的存在。如《神圣车手》里的鬼魂车手，用虚拟景观、感官拟真等技术操控现实车辆，以此驯服大脑，祛除恐惧心理；《赢家圣地》中的吴谓借助虚拟现实潜入女儿的精神世界，同时转换视角重新认识自己；《人生算法》里的韩小华，在计算机安排的“轮回舱”中一遍遍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终于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些作品里，虚拟现实技术帮助人类跨越了生活中不可逾越的障碍，优化了人生选择，使人重新认知自我，完成主体精神的升华。半机械体/机甲的想象也是如此。《消防员》里的芬妮失去身体后，只有将意识搭载到人形消防机器人上，继续完成灭火任务，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拳之心》里的小个子张非，同样也是在操控机器人散打的时刻，才获得存在的意义。虽然在这些小说中，技术物的特定价值不如AI共生小说那么强，但它们在主人公张扬主体意志方面，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楸帆在访谈中提到，人造物“可能比我们自己更能理解人类所有的显性的或者隐性的情感结构”[40]。上述作品无不聚焦技术如何深层次地作用于人类个体的心灵世界，使人类发展出新的自我，彰显出与原生身体迥然不同的主体精神。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塑造着人，影响着人，又根据人的需求，不断重塑和发展自身，如此循环往复，结构起与人的深度交互和共生关系。这一崭新关系不同于“道”的哲学体系里，天、地、人、技皆纳入“道”中，成为混沌了一切的圆融，亦不同于传统人文主义观念里，技术使人彼此间离与对立。在这种关系中，技术以人为本位，服务于人的主体价值与自我实现。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预言，后信息时代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实现，使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深度认知个人需求，并基于这种认知，对信息进行精准识别和筛取，由此帮助人类个体与所处的各种环境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41]。近年来，已有论者指出，“信息时代，人工智能创造物已不仅仅是技术化的工具，而是越来越具有类似于人类思维的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超越人类思维的能力”，与人类之间构成了“一种主体与类主体之间的关系”[42]。在这样的人技关系下，人不再是标准化、模式化大工业生产实践的群体性受众，技术/技术物根据个体的不同需求调整匹配，帮助人实现个体自由与主体解放，使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充盈、自足。看起来，如果我们不考虑个体所谓的自由选择背后的资本操纵与控制，不再追问个体对自我实现的差异性理解及其思想来源，亦不复自省这种需要倚靠技术/技术物的辅助才能完成的人的“大写”，究竟是唤起了人的主体自信，还是暴露了人本身的主体缺失等问题，那么竞速的焦虑就不复存在了。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3]。恩格斯从适应和遗传引起机体变异出发，指出劳动使古猿手脚分工，直立行走，发展出语言这一内在的身体技术，制造并使用外在于身体的工具，从而完成了由猿到人的生命进化，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4]。唐娜·哈拉维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念，将技术尤其是赛博格技术，作为引发社会关系变革以及人的身份变革的重要因素[45]。贝尔纳·斯蒂格勒更是将技术作为不断为无本质的人提供替补，使之充盈的代具[46]。将人与技术视为统一的整体，以平等、共生的态度看待人与技术物、自然物的关系，也是实现列斐伏尔所期待的将人看作“与所有生物共命运”的存在，从“掌握整个人的现象”出发理解人、研究人[47]。

相比于担忧技术资本化，用恶托邦预警竞速灾难为主流的西方科幻小说，近年来中国青年科幻小说家更倾向于从中国技术哲学传统、当代中国技术文化和后人类技术哲学体系中觅取思想资源，将技术作为人发展、完善自我的原生/再造资本，从整体、共速的观念出发重塑人技关系，进而重构人的本质。这种对待技术、人与资本之间关系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中国科幻创作运用东方的技术哲学，积极参与全球技术哲学界关于“还原论”带来的人类困境及全球性灾难的讨论，表现出关注当下社会前沿问题的现实意识。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上述创作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少小说中的技术想象排除了技术与人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导致小说只呈现出简单化的社会图景。此外，因超技术身体而具有超出常人力量的想象，其实并没有真正跳脱技术竞速的逻辑，且容易让读者陷入一种虚幻的满足。但总体而言，这些小说保持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技术乐观主义主调，由此形成单纯、明朗、积极向上的诗学调性以及理想主义色彩，成为20世纪末至今，在世界科幻创作普遍出现疲软的局面下[48]，掀起一轮新浪潮的独特存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技术想象及其问题研究”（批准号：23BZW165）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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