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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
7日，马斯克分享了一件他为特斯拉总部委托创作的艺术品，名为《岔路口》。这是一个巨大的餐叉，矗立在三条道路的交汇处——毫不含蓄地展现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岔路口
"。
不到两个月后，2025年1月28日，这座雕塑再次成为头条新闻。
特朗普政府发出了一封主题为"岔路口"的电子邮件，呼应了马斯克此前向推特员工发出的同名邮件，两封邮件都在敦促员工大规模辞职。
据报道，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门（DOGE）是这一用语重现的幕后推手，引起了民众热议。
本
文作者是美国物理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从
科学史的角度，
回顾了20世纪以来，科技精英如何将技术进步塑造为人类文明的生存必然选择。
这种非进步即灭亡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逐渐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将每个时刻都描绘成不得不全力以赴的岔路口。
作者以冷战时期的费米悖论和卡尔达肖夫等级为例，揭示了这种生存主义思维的历史根源。更重要的是，文章提出了两个关键拷问：即便接受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为什么要认定科技巨头掌握着通向未来的钥匙？他们的寡头控制、系统性不平等反而可能加剧生存危机。为什么一定要重复冷战以来的选择，不能拥抱承认多重可能性的未来呢？
原文来源：Charbonneau, R., & Vergano, D. (Ed.). (2025, February 6). Why Elon Musk's 'Fork in the Road' is really a dead end.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elon-musks-fork-in-the-road-is-really-a-dead-end/
马斯克的岔路口
不仅仅是一座雕塑——它象征着科技界对文明存亡的执念，而这执念的根源是对外星智
慧的探索
与这张图片中类似西斯廷教堂天顶画般神圣的餐具不同，马斯克的《岔路口》似乎更像是在刻意曲解历史，而非获取任何神圣灵感。图片来源：Lebazele/Getty Images
"岔路口"这个主题暗示了科技行业的一个趋势：对生存威胁的过度关注，这与冷战时期的思维不谋而合。
在这种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中，人类的未来只能走向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要么是通向地球乃至更远处近乎无限的繁荣，要么是导致全球文明的崩溃和人类的最终灭绝。
这种生存主义思维的支持者认为，不惜一切代价推进特定的技术发展是合理的，他们将未来描绘成一场与灾难赛跑的绝望竞争，而不是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广阔空间。
这种对生存的焦虑在马斯克12月7日的帖子中表露无遗。他在那座雕塑的照片下写道："必须确保文明走上最有可能通过费米大过滤器的道路。"
马斯克提到的"费米大过滤器"结合了两个在科技圈流行的相关概念：
费米悖论
和
生存过滤器
。
这个悖论起源于1950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次午餐谈话。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他的同事们当时正在讨论UFO，可能是因为1947年轰动全国的飞碟热潮仍令他们记忆犹新。考虑到宇宙中可能适合居住的行星数量众多，加上星际通信或旅行等众多可能方式，他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人类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外星文明的证据？
费米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了这个困境："那么，外星人都在哪里？"
这个轶
事已经演变成一个广受欢迎的思想实验。经济学家 Robin Hanson 提出的"大筛选"理论是对外星邻居缺席的一种常见解释——即存在某个重大障碍，阻止文明发展到能够向其他恒星系统发送信息或载人航行的阶段。大筛选可能已经在我们身后，这意味着地球上的生命已经战胜了某种灾难性的考验，使我们的文明得以发展。或者在我们的未来，我们可能还将面临某个难以生存的挑战。虽然这个术语相对较新，但它建立在冷战时期的概念之上，特别是与卡尔达肖夫等级相关的概念——这是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一个推测外星文明如何发展的框
架。
（译者注：大过滤器概念，目前在可观测宇宙中找不到任何地外文明，意味着高阶智慧生命的出现几率很低。这一发现被概念化为“大过滤器”。大过滤器的作用是将可能出现智慧生命的大量场所，减少到实际观察到的能出现具有先进文明的智慧物种（目前发现的只有一个：人类）的极少场所。大过滤器的位置可能位于我们身后（过去）或前方（未来），可能会成为智慧生命进化的障碍，或意味着自我毁灭的几率很高。这一论点的主要结论是：生命越容易进化到我们的阶段，我们未来的机会可能就越渺茫。摘自维基百科）
卡尔达
肖夫等级已成为一些影响技术专家的重要因素。这个等级由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于1964年提出，根据文明的能源使用情况进行分类：一级文明可以利用其母星球上的所有可用能源；二级文明能够获取其恒星的全部能量输出；三级文明则能够掌控整个星系的能量。马斯克过去一年里在 X 平台上多次引用卡尔达肖夫等级，经常将人类的进步置于这个框架之下（他曾写道："任何有自尊的文明都至少应达到卡尔达肖夫二级。"）。这个最初只是思想实验的等级，现在常被视为一个实际的路线图——暗示着一个理想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轨迹，要求我们朝着更大的能源消耗和星际扩张发展
。
冷战时期
孕育了费米悖论和卡尔达肖夫等级，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存在危机感。
核武器带来了人类快速自我毁灭的可能性，科学家们深刻意识到他们在人类潜在灭绝中所扮演的推动角色。这种恐惧深深影响了早期SETI（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的科学家们，塑造了他们对可能在银河系中发现的文明的想象。
科学家们想象中的文明往往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焦虑和抱负
。
卡尔达
肖夫等级将能源消耗作为进步的主要衡量标准，这反映了一种独特的20世纪世界观，这种观点是由多个交织的技术革命塑造而成的。
卡尔达肖夫制定这个等级是为了更广泛地探索超级文明可能的样貌——在某些评估中，这些文明与苏联所追求的目标并无二致，都具有太空探索的野心、帝国统治范围和技术实力。
这个等级最初是作为一个工具，帮助SETI科学家们想象类似文明可能产生的人工信号。
卡尔达肖夫并非先知或预言家；他只是一位生活在铁幕后的30岁天文学家，在希望与恐惧的复杂交织中思考着未来的可能性
。
如今，生存危
机感也正在科技界蔓延。它驱使科技亿万富翁投资太空计划，提倡促进生育的政策以对抗人口崩溃，并推广多行星定居计划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地球困境的出路。
虽然对潜在灾难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尽管我们已经走出冷战，但我们的文明仍面临着诸多生存挑战），但将未来简单地框定为非此即彼的态度是有失偏颇的
。
相反，我们应
该对那些将文明进程描述为单向道路的叙事保持深度怀疑——一条通向预设"进步"概念的唯一道路，任何偏离都将导致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