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梭｜节选自《社会契约论》何兆武 译/ 商务印书馆 / 2003
建筑师在建造一座大厦之前要先勘测和检查地基，看它是否能承受大厦的重量。同样的，一个有智慧的立法者也不会一开始就制订一部本身不错的法律，而是要首先弄清楚这部法律的统治对象能不能接受并支持它。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柏拉图拒绝为阿卡迪亚人（Arcadian）和昔兰尼人（Cyrenian）制订法律，因为他深知这两个民族都同样富有，是不会接受平等的法律的。
克莱特（Crete）就是一个拥有着好的法律和坏的人民的民族的例子，米诺王曾经试图训导的是一些被邪恶所支配的臣民。
世界上曾经存在过上千个显赫的民族，但他们并不能遵从好的法律，即使是那些能够接受好法律的民族也只是在其历史上某段短暂的时期具有这种接受的能力。这时的民族就如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是适合教育的，也愿意接受新的事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便越来越顽固和僵化了。一旦这个民族形成了某种习俗，或者某种偏见一旦生根，任何改革都成为冒险且徒劳的事情。一个民族是不会容忍别人触碰它的缺点的，哪怕是别人出于好心想消除这个缺点。这就如同那些愚蠢懦弱的病人往往讳疾忌医，见到医生就发抖。
就如同某些疾病可以扰乱病人的大脑，从而使他失去对过去的记忆，有时国家的历史中也会出现某些动乱时期对整个民族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如同重病对病人的影响。这时，人们不是对忘记过去感到恐怖，而是恐慌于对过去的回忆。一个国家只有不忘记过去，才能够在饱经战火的洗礼后重新获得新生，也就是说，能够跳出死亡的拥抱而重获青春。莱克古斯时期的斯巴达，塔尔干王朝之后的罗马，就有着类似的经历，现代社会的荷兰和瑞士在驱逐暴君后也同样重获新生。
但这种事例并不常见，它们只是些特殊的例子，这需要从相关国家特殊的制度或历史环境来解释。这些事例甚至不可能在同一个民族中重复发生两次。一个民族的人民追求自由，只有在其未开化之时，当社会的元气耗费殆尽，人民只会在动乱中流离失所，革命也无力挽回这种局面。因为人民身上的锁链一旦被打破，他们就被分解成单独的个体，人民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善于统治的主人而不是解放者。自由的人啊，请你们记住这一句格言：
自由可以获得，但绝不可失而复得。
和人的成长一样，一个民族也要经历一个成熟期，这时它才有可能接受法律的制约。但这种成熟期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要想识别它并非易事，过早地实施法制往往只会导致失败。
民族与民族也不相同，有的民族从诞生时就能接受法律，而有的民族就是等上十个世纪也未必可以。俄罗斯人从未实现过有效的治理，因为他们过早地进行了这种尝试。彼得大帝可以被称为一个极具模仿能力的人，却不能被称为天才。
真正的天才具有创造性，能凭空创造一些新的事物。他所做的某些改革是合理的，但更多的是举措失当，他仅看到他治下的人民尚未开化，却未看到他们还没准备好接受政府的治理；此时他要做的只是需要训练他的臣民以使他们成熟，他却要试图使他们成为文明人；他试图将他的臣民改造成德国人或英国人而非俄罗斯人；他强迫他的臣民成为他们本不应该是的样子，却无法成为他们本应该是的样子。
这就如同有的法国教师所采取的教育方法，把在童年时期的孩童教得很显赫，在孩子长大后却会一事无成。沙皇俄国企图征服欧洲，最终却发现自己被欧洲征服了。鞑靼人作为它的臣民和邻居将成为它的主人，也是我们的主人：
这种革命在我看来已无可避免，欧洲所有的君主都在同心协力地加速这种革命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