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了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行政法令，引发了西方主流舆论的强烈反对。姑且不论特朗普此项命令背后的居心，单单从西方社会在该次事件中呈现出的一切以道德论是非的政治氛围，已然表明出这个曾经伟大的文明行将步入衰亡。
特朗普的禁穆令遭到西方知识分子的强烈抨击，德国明镜周刊，将特朗普此举比喻为杀死西方文明的罪犯
被特朗普禁止入境的七个国家，除了伊朗以外，大多饱受战乱之苦，是国际极端宗教势力孕育的温床，基地组织（苏丹）和ISIS皆崛起于这些国家，近年来西方恐袭发动者大多受训于这些国家，比如巴黎恐袭发动者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奥德——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此令在反恐问题上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强大文明走向衰亡的征兆，不仅仅展现在他物质力量的枯竭，更体现在他意识形态的僵化。17世纪初，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朝廷在宗教狂热的推动下，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剥夺境内新教徒的财产，最终使得自身在连绵的战火中近乎崩溃；明朝末年，社会舆论出于对儒家大义的狂热推崇，力阻明廷与后金议和，最终使得崇祯政权在虏寇交攻下走向毁灭。
虔诚的天主教徒、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者费迪南二世，起初通过枭雄瓦伦斯坦的帮助打垮了新教徒的反抗，却在宗教狂热的推动下，于1629年颁布了争议性极大的归还教产敕令。根据该敕令，自1552年以来被世俗（新教徒）挪用的所有天主教会财产都须无条件归还，这迫使新教徒不惜一切也要反抗到底，掀开了哈布斯堡黄金时代走向了崩解的序幕。
明末大臣陈新甲，力主对后金议和，以集中力量消灭境内的农民起义军，摆脱明政府两线作战的窘境。这一努力却在和议事泄后，遭到朝臣和舆论的猛烈抨击，最终被崇祯当做替罪羊处死——南明著名抵抗者夏允彝回溯崇祯朝事时，对朝议挟持政策杀死陈新甲的作为极其反感，对于此事的后果，他叹道：“我之兵力每以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卒之二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南明弘光年间，内阁大臣史可法因坚守大义人伦，拒绝土匪出身的军头高杰之子认其为义父，最终使得这支军队在高杰死后投靠清廷，江北四镇一朝瓦解——事实上，明朝末年的意识形态极为僵化，这就使得决策者严重脱离现实，并缺乏灵活性
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一旦道德标准取代了现实考量，成为政治家决策的基准，也就意味着政治决策机制丧失了对现实变化的调整能力。基辛格博士作为现实主义者，始终难以理解于一点——1629年的费迪南二世和他的廷臣为何无法意识到《归还教产敕令》的背后孕育着致命的灾难；当南明臣子夏允彝追忆崇祯往事的时候，也终究难以明白当年朝廷为何无视现实困境，非要杀死主张与后金议和的陈新甲——此举断绝了国家幸存的最后指望。
毫无疑问，1629年的哈布斯堡帝国和崇祯时期的明朝，都拥有强大的物质优势，然而，意识形态的僵化，却使得其决策者丧失了政治纠偏能力，在脱离实际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走向灾难。
伊斯兰今天在西方所取得的扩张成就，并非她自身的谬误，因为这是一个伟大宗教与生俱来的本能
今天貌似强大的西方文明在伊斯兰问题上也同样类似。
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剧增到该国总人口的至少10%（25岁以下年轻人中穆斯林比例更高），考虑到悬殊的生育率对比，原本稳定的该国人口结构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走向倾塌。西欧其他地区的人口结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美国学者Mark.Steyn认为荷兰鹿特丹市的穆斯林实际比例已经超过40%；早在201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结果就显示，仅东伦敦地区的穆斯林比例已达到了35%，这近乎十年之前的两倍。
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正在以可见的速度扩张，他们的规模将在不远的将来挤压本地的白人
人口结构的变异和宗教聚居区的形成，严重加剧了西方国家的宗教冲突和治安恶化。巴黎恐袭的主犯们皆来自比利时穆斯林聚居区莫伦比克，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恐袭案的作案者同样来源于此地，是清真寺的阿訇而非政府在该地区实施统治，而比利时的警察事实上对此无能为力；在法国的马赛，由于大量超出法律管束之外的宗教聚居区存在，整座城市已经成为宗教势力的天堂；英国罗瑟勒姆镇，由于处在宗教人口的聚居区，强大的宗教势力使得执法部门不敢施行法律，以致于这个仅有25万人口的小镇竟有1500名少女被同一团伙的犯罪分子强奸，而宗教领袖则成为城镇事实上的主宰者。
英国罗瑟勒姆镇的宗教狂热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那里的真正统治者，他们将懦弱的英国警察和百姓视若无物，将镇上的白人少女当做战利品肆意享用（这只是英国人口结构剧变灾难下的冰山一角）
三名中东难民强奸瑞典女孩，并将作案过程上传在其朋友圈炫耀，显示出中东地区的社会观念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类似的事情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欧洲频频发生
更糟糕的是，如果穆斯林人口比例继续增加，西方将无法维持自身文明的生存。英国每日电讯报调查显示，61%英国穆斯林希望英国生活在伊斯兰教教法的统治（Sharia）之下，40％的英国穆斯林赞成《古兰经》在穆斯林的区域优先来适用；在法国、瑞典和德国的伊斯兰聚居区，清真寺阿訇的伊斯兰教法，在当地民意的支持下，取代了政府的世俗法律，维系着聚居区社会秩序。
西方宗教狂热分子已经开始试图实行沙利亚教法统治
事实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西方文明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利比亚前领导人、虔诚的穆斯林卡扎菲曾得意洋洋地表示，“已有很多迹象显示，真主将引领伊斯兰在欧洲获得胜利——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也不用征伐；在未来几十年，五千万穆斯林进入欧洲，并把它变成伊斯兰的洲际大陆”；同样，那些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怀有类似的看法：西方著名伊斯兰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著有《历史上的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史》）认为，如果西方不做出改变，那么在21世纪结束之前，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被伊斯兰世界所征服。
“从未被历史验证过的多元文化论（诞生于20世纪初）告诉我，伊斯兰与西方将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但1400的历史事实却反证了这一点”。——亨廷顿
“我从历史的隧道中看到的是黑暗，这片曾诞生过伏尔泰、黑格尔和爱因斯坦的土地（欧洲），终将在傲慢之中迈向罗马的覆辙。”——多明尼克·瓦内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多明尼克·瓦内，2013年5月因抗议奥朗德左翼政府加剧法国伊斯兰化的婚姻、教育、移民和宗教政策，而在巴黎圣母院吞枪自杀——临死前，这位历史学家在他的个人博客中留下这样的诉求：“世界需要一个殉道的壮举去唤醒那些可怜的梦游者，并把文明带出自我毁灭的深渊！”“真正热爱文明者，必然敢于去保卫她！”
对于西方的未来，西方主张多元文化的政治领袖们事实上也心知肚明。据维基解密爆料，美国著名左翼政客希拉里这样评价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对欧洲的长远危害将超过希特勒”；2016年10月，法国记者出书表示，法国左翼领袖奥朗德私下曾表示，伊斯兰问题乃是法国面临的巨大威胁；即便是实施难民政策的默克尔本人，在2015年也曾表示，德国必须要有严格的准入政策，否则国家将陷入混乱
事实上，伊斯兰人口剧增对于欧洲未来的影响，并非源于伊斯兰自身。人口结构的变迁导致文明的兴衰，在历史上早有先例。
罗马帝国崩溃前夕形势图，形成聚居区的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分别在罗马帝国的腹地构建了自己的自治体——新国家的雏形
匈牙利政府出台的欧洲治安警示图，图中显示欧洲人口密集的宗教聚居区已然形成了自治框架——如同罗马帝国崩溃前夕所看到的那样
1835年，托克维尔曾就美国清教徒大举迁入墨西哥北部地区做出这样的预言，“得克萨斯地方目前仍属墨西哥管辖，但不久便会没有墨西哥人居住于其上。凡是英裔美国人与不同种族接触的地方，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他的这一论断，正在当前的西方和美国逆向出现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社会过于狂热的意识形态追求，使其丧失了面对这一现实问题的能力。
当“道德上的正确”变得远远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时，也就使得西方决策者在处理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时，极度缺乏现实灵活性，而这也是西方近十年来积累沉疴却无解的关键原因——仿佛明末满脑道学的公卿一般，在各自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被僵化的道德标杆所挟持，并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灾难。
在道德至上的压力下，西方主流政治家们摒弃政治家的责任，选择以完美的道德表演来攫取自身的政治胜利，以赢得政治家的声誉：为了支持率，他们可以在最琐碎事情上斗志昂扬，于镜头前争执得面红耳赤，可是在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面前，他们却逃避责任，重复永不错误的废话，以寄希望于自己任上苟安无事。
就像事实所呈现的那样，在僵化狂热的意识形态氛围下，西方政治已经沦为不择不扣的空谈政治。
面对不可持续的巨额福利支出，西方社会毫不羞愧地选择了寅吃卯粮，将负债交给子孙；在日益恶化的人口结构，西方政治家却选择了熟视无睹，把祸患留给未来。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西方社会举债度日，及时行乐，醉生梦死。
如此僵硬消极的政治生态，仿佛惶惶混世的”贾门二十四友“，犹如五胡乱华前的西晋朝堂，当年王夷甫、刘伯伦等清谈家们，平日高谈老庄玄学，互相标榜为管仲乐毅，面对危机时却撒手不管，逃避责任，直到五胡蜂起，中原涂炭而神州陆沉。而现在的西方国家政治家们，又何其类似——默克尔酿成了巨大的难民危机，却被纽约时报标榜吹捧为”杰出领袖“；奥巴马制造了中东的政治灾难和债务破产，却被舆论界认为是“伟大总统”——恰似当年魏晋人士名士互夸的再现。
无视社会问题的实际存在，空谈道德的政治生态，从来都是灾难和毁灭的开始，因为问题和危机从来不会因为你不愿意面对，不愿意解决而不存在，它只会在熟视无睹的纵容之下愈演愈烈，直到不可收拾，比如五胡乱华——西晋时期，江统目睹五胡流入内地，杂居成群，羁绊日盛，上徙戎论，指出中原板荡的巨大危机，然而晋室不用。结果不到十年，五胡乱华，流血漂橹
谁能想到，曾经征服全球、以凶暴狡诈著称的西方，如今的政治生活中竟然只剩下了道德高论的呻吟。
皮萨罗征服南美洲，现代西方文明的开创者将他们的背信弃义和勇猛残忍展现得淋漓尽致
回想起16世纪西方列强的祖先，披荆斩棘，茹毛饮血，开土劈疆：他们的屠刀杀光了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大炮覆灭了澳洲的土著，他们的火枪征服了非洲的黑人，他们的旗帜威慑了远东的帝王，他们的马靴蹂躏了穆斯林的苏丹，他们的铁蹄践踏了印度的城邦，他们让西方的荣耀光照万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刚强，他们的质朴，他们的贪婪，他们的野蛮，他们的残忍汇聚在一起，用敌人的血和泪书写着现代化文明的力量——如朝阳般刚健质朴，如旭日般煌煌堂堂，他们用残酷的竞争尽情释放着进化的本能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上亿年不变的真理，这是一切生物永恒的本能。
这是天道，这是真理，这是正义。
天道有常，不因尧存，不以桀亡。
万物的进化不会因为达尔文而产生，也不会因为霍勒斯（提出多元文化）而消亡。它将以绝对独裁者的残酷，无情地消灭一切不能适应它的存在。文明可能让他变得温情，但文明绝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否则，伟大的波斯波利斯的古波斯遗迹，辉煌的古罗马的建筑残存，巍峨的古埃及狮身人面像，破碎的巴米扬巨佛，将用无数尸骨和血泪，无声地告诉后人一个真理——”没有文明的野蛮，就没有野蛮的文明。“
政治正确主导的西方文明，
她已违背天道，
她也必将灭亡。
大自然从来就没有“强者生存”，“优者生存”或者“文明者生存”，大自然只有“适者生存”
美轮美奂的伟大波斯文明毁灭于伊斯兰的扩张，她的残迹默默地告诉每个热爱文明的人，一个文明不管曾经多么高贵威严，如果失去捍卫自己的勇气，那么她就必然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