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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时常有人上门查户口。现在是早已没有了。来人按照户口簿逐个与你的家人对号。对于外来人员，一定是要严加盘查的。如果遇到拉家带口的外地人，甚至要带回去审查。极有可能被收容和遣返。那时管那些人叫“盲流子”。这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那个年代它对于一些人是十分可怖的梦魇。
据记载，1953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四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9年3月，由于极左路线盛行，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产生问题较多地区的外逃饥饿农民，被地方政府以“盲流”名义堵截、收容，部分人员饿死在收容站。这应该是时代的无奈国家的悲哀。
但人总是要生存下去的。“文革”期间，在山村小镇免渡河西北角三公里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盲流子们竟聚成了一个散落、荒芜的村落。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一群乞讨者，在这里掘地而居。在陋如蚁丘般的一地窨子里落地生根，就此结束了漂泊羁旅。于是又呼亲唤友，仿佛找到了天堂之所。
这就是“红道山”脚下的盲流屯——后来的免西大队。一片肥美的草地上，一盘盘掘地如丘的地窨子。
大兴安岭，峰峦如积，绵延千里，林木葳蕤，相互轩邈；山下砥原远隰，奔腾不息的免渡河犹如玉带蜿蜒向西，划开那片雨露丰沛而肥沃的草场，与滨洲线铁路交叠在桌山脚下。得耳布尔的模范场，麦浪滚滚.......在那个年代，无论山上山下，这里都是遍地黄金。
“盲流屯”就这么突然凭空飘来！这里居住的都是“盲流子！”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十一个省。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首苍凉、悲悯的歌。这歌让人动容、让人心酸、让人思量......
（一）
那年，我对未来信心满满，毫不犹豫地报名下乡，去了盲流屯。我坚信，是雄鹰就要翱翔在篮天上。那一年我十七岁，我刚刚把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读完。
青春的热血在沸腾，理想就仿佛炉火中的钢花璀璨而美丽。上大学、去当兵、去工厂当工人的远大前程就在盲流屯的终南捷径上。它顺理成章，光明耀眼.......那时对理想的憧憬热切、纯真而美好。理想又总能插上想象的翅膀。
两驾戴了大红花的马车，把我们二十四个知青从动员大会上直接拉到了盲流屯。在乡土气息浓郁的队部里，我们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一张张朴实憨厚的笑脸、一声声南腔北调的声音，处处表现出对我们的亲热。
大队部是一栋坐西向东而建的土坯房。里屋是大队主任、会计、出纳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盘有一铺大火炕（这是为了冬季取暖而建）。队部房前是一片菜地。房后是水园子，再往后是马号和仓库。周围散落的便是几栋低矮的土房，混杂其间是星罗棋布的地窨子。有的屋顶仅仅高出地面几十公分，抬腿就可以迈上屋顶。在和地平线一齐的地方勉强安装了一小块玻璃。初生的太阳就把那缕光线，象奢侈品一样投进屋里。
那时，路线教育工作队还在，生产队里的事都由路教队做主。路教队的队长陆家常是旗里文化馆的馆长。一个温文儒雅、和蔼善良的小老头。但盲流屯里的刺儿头们却有些怵他，暗地里盼着他们早点撤离。也有些人希望路教队能长期留在免西。
大队书记张生年，是一个面庞黝黑、精力充沛又有些驼背的车轴汉子。社员们背地里叫他张黑子。他常自嘲自己是黑三郎。当时正评《水浒》批宋江。盲流屯里党员极少，他是路教队培养起来的年轻人。他是个好人，只是软了些，有点胆小怕事。人们都说他撑不起这么大个家！
好在路教队还在！会计邢海四十多岁，瘦高个儿白净脸儿，梳分头，冬天戴一顶很好看的狐狸皮帽子，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我去过他家，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媳妇中等身材白净脸，一只眼睛有点斜。说话很明事理的样子。
他家土房低矮，没有什么家具，但屋里屋外拾掇得利利索索，屋里虽然是土地但没有一点杂物和纸屑。书记张生年不太喜欢他，背地里对我说邢海是只老狐狸。我看看他的样子，没有看出来那里像狐狸；但我也就渐渐不喜欢他了。后来，有人把他漂亮的二女儿介绍给我当对象，我当然也就没有同意。
出纳员王燕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小女人，脸上有少许的麻子，人挺和善的。她的丈夫焦凤祥和她形成很大的反差。焦凤祥中等身材，大脑袋，大眼睛，大嘴岔，说话声音也大。张张罗罗地办事，总带些夸张的声音和表情！他是辽西人，据说还是被铁路部门开除的干部。具体原因人们都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英雄不问出处，这里忌讳打听别人的底细。但是路教队没有重用他。
代理农业队长的是张国华，一个五十多岁瘦高个子的老头，说话慢条斯理，风趣幽默，有时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他梧桐色的脸上满是褶皱，我以为他是标准的贫下中农。为提拔他当队长，路教队的副队长和一名知青去做他的外调。结果却查出他上学时参加了三青团。我们在心里上立刻对他有了提防。形象也就都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容置疑地把他列入到农村坏人的行列中，开始讨厌他那斯斯文文的声音和他傲慢的尖笑。三青团的事，本来已经明白确凿。可不久事情却来了一个大逆转。路教队还是任命张国华当了队长。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为什么路教队一定要任命一个三青团员当队长呢？这对于我们一直是个谜。而去外调的知青却失去了路教队的信任。据说是提前泄露了调查结果。反正盲流屯的事云波诡谲暗流汹涌，我们这帮小毛孩根本摸不着龙潭的深浅。
“盲流屯”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能忘记的有失意的"大学生"唐云，人称唐麻子。他是不是真的上过大学，我们不得而知。他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那男孩一脸雀斑。唐云神神秘秘地偷偷給人看相、批八字。他说自己谙熟《易经》，通晓三教九流，医卜星相，甚至他懂得置蛊。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但终究弄不懂他这么精明的人自己缘何沦落至此？
在盲流屯里，很多人话里话外还都仰慕一个邋邋遢遢的逍遥人，这人就是赌王袁大苟（袁大狗）。他大高个、大长脸，驼背腰。自从落户在这里就真龙见首不见尾，但他在这里的名气好大好响的。他妻子死了，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地主家的儿子宋宝山。女儿当家，一家过得还算和睦。他便无牵无挂，常年在外四处游荡，他善赌，不缺钱又逍遥，在屯子里让人羡慕。
还有会做买卖的生意人韩枫、还有讲故事唱二人转的张绪良两口子以及他家截去半只胳膊的漂亮女孩、还有那个大名鼎鼎（大明顶顶）的张秃子.....他们有那么多的传奇和神秘。有些人和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二）
我们刚下乡那阵正是伏天，天天铲地。三伏天铲地真是一个要命的活。当天两只手上就都打满了血泡，腰也像要折了一样酸疼难忍。打头的（也就是领我们铲地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妇女主任陈桂香。浓眉大眼，中等身材，壮实的农村妇女。她比我们大概能大个四五岁的样子。她苗红根正，爸爸是饲养员老陈头。她干农活真是一把好手！刚一下地，就手起锄落，板结的土地瞬间翻出了浪花。龙背垄沟、苗间苗根、眼到锄到寸草不留，斩草除根。而且一下地就嗖、嗖、嗖地窜出十几米，我们这些知青，都看傻了。怎么赶也是跟不上呀。
炎热的天气也和我们作对，太阳早早地就挂在天上，火辣辣地显示着威力，汗水顺着脸颊流向脖子。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口中干渴难耐。望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垄心里生出无尽的茫然和惆怅。被农民伯伯推荐上大学、进工厂、当兵的理想是那么丰满，现实让它变得骨感而渺茫。
妇女主任陈桂香一会就从前面绕到我们的身后。她扯着嗓门大喊大叫：“看看这是谁铲的，这草都没锄下来，还在喊救命呢！这还带草帽呢！（指苗根部周围的土和草没有被铲到）哎呀，哎呀！看看这是谁铲的，把苗都铲掉了！可别怪我晚上扣工分！”真是让人难堪。
我咬紧牙关向前冲，心里想着“跟上、跟上”但还是被远远地落在后面。后来在我前面不远处，经常有五六米、五六米的地方被人铲过。这一下减轻了我的压力，使我有了喘息一下的机会，而且也避免了落在后面的丢脸与尴尬。
后来我看到。一个个子不高，身材单薄，长着圆圆脸颊的小姑娘在帮着我。她的脸同样被太阳晒得红红的挂着汗珠。那一刻我心存感激，深感羞愧。后来我有意避开了这个小姑娘，不和它相邻。此时此刻难为情！我的自尊让我离开她的帮助。
另一个打头的便是唐云唐大学。背地里人们都叫他唐麻子。一个中等身材，黝黑的脸膛上长有很多麻点和黑症子的中年人，他是盲流屯的文化人之一。路教队长陆家常对文化人惺惺相惜，特别关照，所以唐云在盲流屯是被另眼相看的。据说唐麻子在东北读过大学，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当面大家都叫他唐大学！他嘿嘿笑着，得体的答应。
和唐云在一起铲地，就轻松了许多。
他不会把你拉下一大截，他也不会在你的后面大喊大叫地检查。用他的话说是压住阵脚。他不准别人超越他，这是规矩。每到地头大家去喝水，他便席地而坐，抽一颗卷烟。那时社员们都抽自己卷的旱烟，每到地头便卷一支抽。知青抽烟的不多，但为了多休息一会，男生后来渐渐的就都学会了吸烟。
唐云爱听人们的奉承，也爱表现自己。因为在地头讲过故事，那段时间每到地头，我们便围上他，殷勤地递烟、递水，摆出要听他讲故事的架势。他就笑眯眯的点上烟，然后开讲。讲着讲着往往就超时了，这也是我们所盼着的。有时他把烟往地上一捻说道：“来，再干一会儿”，往往还没赶到地头，太阳就下山了。
那时最爱看的是即将落山的那轮又大又红的太阳，它代表着一天的劳作即将结束！它标志着可以毛毛草草的铲地，栖栖遑遑地奔到地头收工回家。后来到了秋季，唐云就不当打头的了。那时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来参加秋收。在北方广袤的土地上劳作一天，全身仿佛要散了架子般的疲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