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劳的反抗：反恐战争导致国家权力增长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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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劳的反抗：反恐战争导致国家权力增长

作者：托马斯·赫格哈默（Thomas Hegghammer）

译者：潘偲毓

在教授有关恐怖主义历史的课程时，我有时会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在欧洲的分支叫什么名字？”这是个有些刁钻的问题，因为伊斯兰国（即ISIS）从未设立过成熟的欧洲分支。该组织自封的哈里发（caliph）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知道最好不要进行这种尝试。到2014年，当伊斯兰国正式从基地组织（al Qaeda）中分裂出来并成为全球萨拉菲吉哈德运动（Salafi-jihadi movement）的主导者时，西方安全部门已经想好了如何使之无法在欧洲或北美建立行动基地。就像此前的基地组织那样，伊斯兰国在西方的势力仅限于分散的小组和同情者。巴格达迪及其党羽明白， 一个拥有正常运作的官僚机构、固定的会议场所以及内部宣传机制的传统恐怖组织在当代西方国家生存的机会如同地狱中的雪球那么渺茫。

实际上，在欧洲及北美，近几十年来运作一个能够发动持续的大规模攻击的主要恐怖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分离主义运动和极右翼民兵也只能进行相对小规模的行动，尽管他们的言论看起来颇具威胁性。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他们杀害的人数较少、从未引起当局的充分关注。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的最后几个恐怖组织，即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ETA）以及北爱尔兰的效忠派与共和派准军事组织在国家的打击措施下于90年代崩溃了。

图为911事件中世贸中心遭到爆炸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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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恐怖袭击后，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改变。当然，过去的二十年间西方的软性目标已经遭到了几次恐怖袭击：2004年马德里的火车站发生爆炸、2015年巴黎的音乐会场馆遭到攻击以及2016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夜店发生袭击都是其中缩影。这些犯罪事件并非由当地的组织所制造，且其中的肇事者没有一个能够发动两次以上的袭击。尽管这些成群出现的联结不甚紧密的袭击者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时不时战胜西方的安全和情报部门，但后者已经适应了这一切并最终占据了上风。

尽管911事件令人惊叹，但其并没有如很多人所恐惧的那样表明强有力的大型恐怖组织已经在西方扎根并威胁到社会秩序的基础。与此同时，对于这一并不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持久恐惧使许多人忽视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趋势， 即技术官僚国家强制权力的稳定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对这一优势的巩固，大规模武装叛乱的威胁至少在发达国家已经变得几乎无法存在。

本世纪初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911事件被广泛认为标志着极端致命的非国家行为者的崛起。许多人相信，他们已经在数十个西方城市拥有装备精良的潜伏小组，武装分子们则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潜入社区并等待发动袭击的命令。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这些潜伏小组存在的证据似乎无处不在：在2001年的九月底十月初，一系列带有炭疽病毒的信件被寄到了美国参议院办公室和新闻机构；同年12月22日，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在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上在试图点燃自己装有塑料炸药的鞋子前被机上乘客制服。络绎不绝的媒体报道表明，圣战分子能够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2年底，政策制定者们被一些智库报告所震惊。这些报告警告称，基地组织计划使用名为“mubtakkar”（源自阿拉伯语中的“发明”一词）的双室装备在纽约地铁内释放氰化物气体。新闻主播们指着美国官方威胁晴雨表上定期闪烁着的象征“严重威胁”的红色表示，所有人已经不再安全。

这种普遍的焦虑情绪在学术与战略思维中以一种低调的形式得到了反映。在极端主义邪教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于1995年对东京地铁发动致命的沙林毒气袭击后，瓦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等学者开始谈论“新恐怖主义”，即一种以宗教狂热、组织分散、致力于造成最大限度伤亡为特点的政治暴力新形式。911事件使这种观点得到了普及，人们开始相信西方社会在这种新型威胁面前极其脆弱。

图为瓦尔特·拉奎尔的著作《新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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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激进主义在90年代确实有所发展，基地组织通过展示非国家行为者能够对一个强大国家造成多大的破坏而大大提高了激进主义的标准。当时，多数西方国家的国安部门都比今天小。由于这些部门对它们所面对的行动者了解较少，对于其最坏的假设很难被推翻。

然而，更大的分析错误并非高估敌人，而是低估富裕的发达国家适应与调动资源应对新型威胁的能力。在911事件后，评论家们经常将这些国家的政府描绘成被轻装上阵的叛乱分子所欺骗的懒散官僚机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充满活力的技术型国家出现了，这些国家拥有雄厚财力和训练有素的调查员及特工。伊斯兰国国库每增加一美元，美国中央银行至少能增加一万美元。基地组织每增加一名炸弹制造者，美国都会增加一千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

事实证明，西方政府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也没有许多人在反恐战争初期所预测的那么严谨。当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临安全威胁时，多数西方国家扭曲或打破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践行其自称的自由主义理想。

战略分析中最普遍的认知偏差之一是将对手的行为理解为被狡猾的战略或物质资源所主导。然而，恐怖主义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战略游戏，反叛者们能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反制措施。简而言之，新的恐怖分子实力强并不重要，因为追捕他们的人实力更强。

要了解其背后的原因，人们便必须思考竞争的基本要素。在西方国家或任何和平且相对稳定的国家，恐怖组织通常只是无法控制任何领土的小派别。他们的实力远逊于国家的综合力量，但他们享有一项关键优势，即匿名性。只要执法部门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与基地，他们便可以实施行动。因此，反恐从根本上是关于信息的：安全部门努力识别和定位嫌疑人，而后者则极力保持隐蔽。恐怖主义运动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恐怖主义者们打赌自己能以超过追逐他们的警察的速度吸引新成员或战胜国家。

通过调查、情报分析和研究，国家对于恐怖主义者们信息的了解逐渐加深。除非恐怖主义者们能以足够快的速度招纳新人并使这些信息不断失效，他们便将在竞争中失败。因此，多数恐怖主义运动遵循着高开低走的活动曲线。由于激进分子往往会在最后竭尽全力试图扭转颓势，有时该曲线会在尾部有所波折。

通信技术也影响着恐怖主义运动。例如，新的加密技术可以帮助恐怖主义者们躲避监测，而新的社交媒体平台则可以帮助他们开展宣传并招募新成员。然而，恐怖主义组织只能在国家开发出解密或监控等反制措施前短暂地享受新技术的果实。例如，在2003年，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成员利用手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政府的监控措施在一年的时间内就使这一手段成为了一种负担。

广义上讲，西方国家发动了两次所谓的反恐战争：一次是本世纪前十年对基地组织的战争，另一场则是2010年代针对伊斯兰国的战争。在两场战争中，新的组织在冲突地区成长。它们在通过跨国袭击使国际社会震惊前基本上未被注意，但其很快就被匆忙的反恐力量所击败。激进分子们在两场战争中都曾在最初因拥有西方政府不知道的行动者与同情者而获利，但后来都在后者对其网络的搜查下失去了这一优势。同样，技术创新一开始能够使恐怖主义者们获益，但在一段时间后则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基地组织最初是由一群参加过80年代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老兵组成的，他们在90年代中期决定对美国发动不对称的战争以结束他们眼中西方帝国主义对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该组织在90年代末通过进入阿富汗领土而发展壮大，并于此训练战士并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发动袭击。穆斯林世界、欧洲以及北美的数百名志愿者在1996到2001年间加入了训练营。由于它们并未被视作对于美国或欧洲本土的重大威胁，西方政府很少关注他们。在911事件中，该组织便受益于其行动人员相对匿名性带来的出其不意的效果。

当西方国家争相绘制基地组织的网络图时，它的势头又持续了另一个五年。于2002年初设立的关塔那摩监狱旨在用于关押重要的基地组织成员，但最终进入监狱的却是低级别成员以及一些与组织毫无关系的人，而这便是早期信息劣势的体现。2002年，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将关塔那摩监狱的被关押者称为“最糟糕的人”。事实上，由于华盛顿当局对该组织的行动及人员知之甚少，美国几乎完全不了解这些被关押者在基地组织中扮演的角色。

图为关塔那摩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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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基地组织本身也在不断壮大，从一个组织转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运动。它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同情者，这是由于911事件的促进作用、线上的圣战宣传以及2003年美国领导的对于伊拉克的入侵在穆斯林中引发的愤怒情绪所共同作用的。在2001年到2006之间，受基地组织训练或启发的小组在欧洲实施了多次袭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4年马德里的袭击事件以及2005年伦敦公交车爆炸案。此外还发生了几十起被挫败的阴谋——例如，一个英国小组曾计划在2006年通过将炸弹成分分装在小容器中带上飞机并在起飞后组装炸弹使数架商用飞机爆炸。（这一阴谋导致乘客们直到今天都不能携带水瓶通过机场安检。）

不过，西方情报部门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在西欧和北美，911事件后从事圣战主义研究的分析人员数量激增。各个国家安全部门设计了收集信号情报并互相交换信息的新系统。许多国家都通过了能够有效降低调查和起诉嫌疑人门槛的法律，这些法律通常都扩大了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将“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后勤支持”也涵盖在了“恐怖主义活动”的范畴中。硬盘内开始储存大量数据，打印机不断打出网络图表，调查人员们则开始研究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细微之处。

2007年左右，形势终于发生了改变。在那一时期，911事件前基地组织在欧洲发展的网络均被围剿，当局也已经找到方法拘留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极端主义神职人员。欧洲的圣战阴谋数量开始下降，线上的基地组织宣传也随之减少。在曾经令用户们觉得可以放心地分享电话号码的圣战线上论坛中，对渗透和监视的恐惧也开始变得明显。基地组织在中东的分支机构也开始减少，其中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尤为明显。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也门裔美国人、萨拉菲圣战传教士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影响，美国在2009年和2010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袭击潮，但这并不足以改变整体形势。到2011年，西方反恐圈子的情绪开始变得谨慎乐观起来。2010年底在阿拉伯世界爆发的群众起义潮（即“阿拉伯之春”）被认为有望结束许多人心目中作为圣战主义根源的独裁主义。在美国海豹突击队员于2011年5月2日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击毙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后，人们有可能认为反恐战争已经行将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