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政府时代，具有独立发展意识和现代经营理念的国内银行家群体崛起。民国前期，银行家的黄金时代依然延续，他们不仅推动国有银行改革发展，更引发私营银行蓬勃兴起。那个时代的银行家，大多出身中国传统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海内外教育，他们尊书爱书，读书藏书，留下甚多收藏丰赡的藏书楼。颇具影响的就有大清银行安徽督办刘体智的小校经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稽核陈清华的荀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的卷庵，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的凡将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陶湘的涉园。此外，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秘书长叶玉森的藏书也非常可观。
刘体智与小校经阁
小校经阁今貌
漫步上海新闸路和陕西北路路口，可以望见一座八角小楼，掩映在草木葱茏之间，虽不起眼，却是沪上现存唯一一幢私家藏书楼旧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当年储书达10万册之巨，主人便是曾经担任大清银行安徽督办、中国实业银行董事及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刘体智（字晦之）。刘体智的父亲大名赫赫，为李鸿章的心腹、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曾指挥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胜仗——中法镇海战役。
刘家祖上就有藏书传统，在安徽老家有个远碧楼，藏书5万余卷，其中有《远碧楼书目》10卷，郑振铎作过考证，认为远碧楼里精善虽不算太多，但确有一些是外界不经见之书。刘体智继承衣钵，其书目达32卷，著录图书2400余部，版本以明版为多，间亦有十数部宋、元珍籍。至1949年，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建国初期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的考订结果。
因为父亲的缘故，刘体智很小便过继给李鸿章作义子，使他有机会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随李氏子弟一起读书，与李氏门生故吏之间隔代交往。刘体智自幼天资出众，聪慧好学，中西文俱佳，并饱览故家旧族的典籍，这为他日后成为银行家和收藏家均打下了深厚基础。
晚清时，刘体智开始在金融界崭露头角，历任户部郎中和大清银行安徽督办。进入民国，刘体智举家迁至上海，并于1919年出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新官上任三把火，刘体智大刀阔斧推出新举措：首先是树立形象，斥资在北京东路和虎丘路路口盖起中实银行大厦；其次是裁减冗员，节省开支，短时间内使银行恢复元气；再次是振兴业务，吸收存款，在中资银行里首推“特别有奖储蓄”，一时聚集大量游资。刘体智的高调引来了同业的妒忌倾轧，纷纷到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跟前告状，说其扰乱市场秩序。其时宋子文正筹备发行“航空奖券”，生怕刘体智的“特别有奖储蓄”抢了他的生意，于是略施小计，下令对中实银行这项业务予以停牌。法币政策实施后，宋子文再祭整肃金融市场的大旗，像中实银行这样的民办商业银行，只好接受改组，加入官股，政府还委派原中央银行国库局长担任中实银行总经理，这无疑架空了刘体智的权力。刘体智被时局“摆了一道”，心灰意懒，索性辞了银行高管职务，一头钻进小校经阁里。
刘体智“躲进小楼成一统”，开启了一个“惊天计划”，欲以一己之力，创制中国第八部《四库全书》。众所周知，乾隆皇帝时编制的《四库全书》，共有七部抄本，由纪晓岚领衔主编，存放在各地藏书楼里，以规模庞大、版本精美著称，但其中不少属“存目”之书而无原书，并且有些内容被删改，刘体智立志要把《四库全书》所有书目搜罗齐全，恢复其本来面目。为此，他依仗自己从事金融工作积攒的财力和魄力，长年雇用十几名抄书、校书的秀才，成天埋首于故纸堆里，研精极虑，孜孜以求。可惜的是，随着私家产业渐渐坐吃山空，刘体智一度要靠借贷维持生计，这个宏大的梦想无奈付之东流。
捧“银行饭碗”时，刘体智不仅藏书，还喜好收藏文物，尤以龟甲骨片和青铜器见长。民国时期美国传教士“中国通”福开森在《历代吉金目》中记载：“刘体智(晦之)是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的人。”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也说过：“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海内瞩望久矣。”1950年，刘体智将所藏67873册古籍，包括1928部善本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批藏书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几年后又将剩余数万册藏书分批捐出；所藏28000余件龟甲骨片则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大批古墨古砚捐给安徽省博物馆。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
身后不留一石一木、一分一毫，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属凤毛麟角。晚年的刘体智以善斋老人为号，所辑录的著作有《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等，既是对其收藏及过眼文物的研究与记载，更是近代最为权威的金石学著作。
陈清华与荀斋
民国年间，古籍善本收藏大家有“南陈北周”之称，北为天津周叔弢，南为上海陈清华。《中国藏书家通典》一书如是描述：陈清华(字澄中)，祖籍湖南祁阳，早年在上海定居经商，后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稽核，其妻为浙江财阀之女。上世纪3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古籍善本和古碑帖拓本，于古本旧椠爱不释手，所藏宋元刻本既精且富，尤以万金购得海内孤本宋版《荀子》闻名于世。
宋刻本《荀子》
话说宋刻本《荀子》，约刻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刊刻精美，字大如钱，墨光如漆，版式疏朗，纸张系用宋代黄坛纸，保留着北宋国子监刻书的敦厚古朴之气，闻之书香扑鼻，睹之思绪万千，仿佛身临两宋时期工匠雕版印刷书籍的历史场景中。宋版《荀子》的背后，蕴藏着百折千回、柳暗花明的流传经历，从刻本所钤的印章不难看出，从“邹氏子之”、“邹印同心”、“忠公后裔”、“道乡书院”、“勤有堂读书处”、“甲子丙寅韩德钧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等，一直辗转落入银行家陈清华的手里，其间饱经的忧患沧桑，难以一言道尽。当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获知后笑问：“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故此，陈氏书屋取名“荀斋”。
原来如此! 陈清华久居银行高位要职，又系江浙财阀叶琢堂的乘龙快婿，难怪他能一掷万金收买善本，得“南陈北周”之誉。
陈清华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受教于薛仙舟先生，1915年在薛先生的帮助下赴美留学，获得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就职多家银行，操弄算盘账册之余，醉心于古籍收藏，除了《荀子》为其镇库之宝外，还藏有宋版《韩昌黎先生集》40卷，《柳河东先生集》40卷，元陈仁子刻《梦溪笔谈》，明成化五年刻本《铁崖先生古乐府》等，均为世间绝无仅有之物，其藏书之精，质量之高，于江南无有匹敌者。抗战爆发后，陈清华辞去银行“金饭碗”，转入学校教授经济思想史，1949年移居香港，并带走了数十种珍善之本。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清华因家道中落，手头拮据，打算出让一部分古籍，美国、日本以及一些私人藏书家闻讯后都纷纷抛出橄榄枝。为了避免国宝级文物流入境外，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向周恩来总理发去请示报告，准备斥资向其征集。周恩来非常关心此事，尽管时逢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白手起家，经济上捉襟见肘，但还是拨出巨款80万元，分两次从香港收购包括“无价之宝”宋版《荀子》在内的100余部精本，据说这笔花费相当于那时全国大学生一年的伙食费，足见政府对拯救善本古籍的重视程度。作家黄裳在《荀斋小记》中写道：“陈清华两次卖书，使国之瑰宝不流入域外，爱国之心，世所共仰。”如今，这批善本精品藏于国家图书馆，藏书印“陈印清华”、“荀斋”、“祁阳陈澄中藏书记”、“陈澄中收藏印”等清晰可见。
陈氏的收藏路数，甚是另类，他的“收藏经”很有见地，即家有藏品不能超过100件，超过这个数量就会成为包袱和累赘，经常为之牵肠挂肚，寝食难宁。所以，他的藏书倘若逾100件，收进1件必须卖掉1件，吐故纳新，精益求精，始终遵循这一“数量守恒定律”。
叶景葵与卷庵
叶景葵先生
长期与金钱打交道的叶景葵，也是个书香银行家。叶景葵(字揆初) 出生于官宦世家，他20岁中举人，29岁中进士，34岁担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之后他奉旨署理天津造币厂监督，位子还没坐热，又空降大清银行任监督，主张大清银行向中央银行转轨，专以“维持币制，活动金融”为己任。叶景葵与浙江兴业银行渊源颇久，1915年被推选为董事长。上任后，他革故鼎新，稳中求进，浙兴银行市场份额长年稳居私营银行之首，进入全盛时期。
叶景葵笃志藏书，源于1917年藏书家吴昌绶嫁女时挑出所藏40种明刊及旧抄善本，标价千元求售，充当嫁资，叶景葵听闻后慷慨出手，从此引发数十年搜集与整理古籍善本之“癖”。叶景葵所藏，并未停留在秘籍珍玩之层面，而是独辟蹊径，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书为搜罗对象，每得异书，必梳理考订，经他手校古书数百种，圈内获“手稿收藏家”之誉。数十年苦心经营，叶氏倾其积蓄，藏书2800多部，计3万余册，稿本、抄本600余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底本，惠栋《周易本义辩证》手稿，钱大昕《演易》手稿，周雪客《南唐书笺注》抄本等，皆为书之瑰宝。其中最珍贵的稿本，当数从杭州抱经堂购得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叶景葵刚拿到这部被书虫蛀过的“世间孤本”时，可谓一堆故纸，碎烂不堪，为此，他“灯下排目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并请修书高手修补，费时两年，使濒于毁灭的珍品重见天日。
合众图书馆
目睹江浙藏书大量散佚，叶景葵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感言：“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1939年，叶景葵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志同道合者，筹设私立合众图书馆。图书馆创建之初，叶景葵做了几桩事：一是确定发起人，成立图书馆理事会，建章立制，构筑框架；二是购下租界中心地块二亩作为馆舍建筑之地；三是捐款10万元，加募财产10万元，共计20万元作为日常经费，动息不动本，又将私家书斋“卷庵”全部藏书捐出，成为图书馆首批馆藏。1941年长乐路新馆舍落成，当时朋辈响应，捐书日众，至1949年合众图书馆藏书已达30万卷，建国后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今归于上海图书馆。
叶景葵的书斋取名“卷庵”，他生前出版的数本著作均不舍“卷庵”情结：《杭州叶氏卷盒卷庵目录》《卷庵书跋》《卷庵杂著》等。捧读其《卷庵书跋》，多为藏书跋语，或提撷英华，或评议体例，或考订版本，或叙述往事，内涵丰富，见解独到，令后学者获益匪浅。叶氏还常以“书寄生”自居，曾幽默地对人讲：“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夜，叶景葵病逝。好友张元济饱含深情作诗云：“万卷输将尽，豪情亦罕闻。君能成众志，天未丧斯文。”
蒋抑卮与凡将草堂
当叶景葵倡导并筹建合众图书馆之际，他的事业“黄金拍档”、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自然不会作壁上观，他当即捐出明庶农业公司股票5万元作为图书馆购书基金，又率先捐书34000余册。蒋抑卮表示：“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让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终是要靠着互相通假的。”
蒋家善于经商，名头赫赫，独占杭州丝绸业的半壁江山。蒋抑卮 (字一枝) 自幼好学不倦，曾随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和训诂，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初通金融之道。回国后，蒋抑卮躬身参与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筹划与创立，之后接替父亲成为该行董事。经营管理银行之余，蒋抑卮尤好读书藏书，茶余饭后手不释卷，与同仁以道德学问互相砥砺，形成了一种处事严谨沉稳的作风。
1918年，蒋抑卮联手“银行业大咖”李馥荪、张嘉璈、钱新之等合资买下沪西宅地70余亩，兴建别墅区，取名“范园”。蒋家为园中大户，独占644号、646号两幢别墅，蒋抑卮在自家别墅后面建一幢三层楼的藏书楼，以汉代司马相如文字学著作《凡将篇》为自励，得名“凡将草堂”，将多年来千辛万苦购入的图书珍藏于内，达15万卷以上。其中以购得苏州汪柳门万宜楼藏书为基础，陆续增添经、史、子、集各类典籍，特别是收藏了江南一些名门望族的族谱共526卷451册，以明成化和万历年间的抄本或刊本最为珍贵。
1909年，蒋抑卮（后排左三）与鲁迅、许寿裳等人在东京。
除了对合众图书馆鼎力相助，蒋抑卮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与鲁迅先生的一段书缘。1909年2月，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翻译出版 《域外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努力，此举得到了绍兴老乡蒋抑卮的支持，慨然垫出一笔印刷费。周作人《知堂回忆录》有一篇文章题为《蒋抑卮》，对此记述：“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划，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初集印了1000册，二集印了500册，由于销售不佳，卖剩的书籍保存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和上海的凡将草堂藏书楼。对蒋抑卮的这一义举，鲁迅一直心存感激，两人鸿雁往来，联络不辍。有人盘点，从1912年到1928年，鲁迅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蒋抑卮。1936年鲁迅病重，蒋抑卮曾到大陆新村探望，兴奋地表示要为鲁迅办一个从事文学创作30周年纪念会。未料这一次见面竟成永别。追悼会那天，蒋抑卮送去了“文章千古”的挽幛，还找到许广平许诺要资助 《鲁迅全集》的出版。
鲁迅年轻时爱给朋友起绰号。比如称文字学家钱玄同为“爬来爬去”，称日本留学的同学邵明之为“熊”，给蒋抑卮起的绰号，干脆就是一句绍兴闲话“拨伊铜钱”。原来，急公好义的蒋抑卮平常有句口头禅，凡是遇到危急难搞的事情，常说“拨伊铜钱”(即“给他钞票”的意思)，充满了银行家的豪气、底气和义气。蒋抑卮“拨伊铜钱”之名不虚。他早年赞助的《浙江潮》，系上世纪初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闻讯创刊当即掏出100元作为杂志的开办费；他以个人名义设立“凡将草堂小学基金”，以其父母名义设立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并设想捐资设立一个奖励“以研究丝织为专务、著有信誉”的“本国人学术团体”，尽管这一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
谨遵先父遗命，蒋抑卮的几个儿子也热心社会公益，1952年把凡将草堂留存的藏书200余箱1213种，全部捐赠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如今绝大部分珍藏于上海图书馆。蒋抑卮生前在浙江兴业银行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建国后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蒋氏后人拿出其中的3万元在浙江丝绸工学院 (今浙江理工大学)设立“蒋抑卮丝绸奖学基金”，以奖掖优秀学子，振兴民族丝绸工业。
陶湘与涉园
陶湘先生
津门众多的私人藏书家中，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陶湘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藏书多达30万卷，集于自身，又散于自身。纵观其三十余载藏书生涯，正所谓聚也匆匆，散也匆匆。
陶湘(字兰泉)大半生从事实业和金融业，在争逐利场之余暇，寄情于图书，自言“生平于缥缃外，无他嗜”，因而被称为商场俗世之雅人。1926年，他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成为专门鉴定殿本书的专家。
天津的成都道、西安道、山西路合围的三角地，民国时期这里西式洋楼鳞次栉比，然而十年前却被拆成一片临时绿地，惟有一幢洋楼岿然独存，显得有些孤独和无奈。1922年“涉园”主人陶湘由北京迁居天津，便在这栋楼里展卷摩挲，藏书纂述，直至1934年移居上海。为收集宋版精品，陶湘不仅在京津两地书肆访求，而且还向南北方的书贾求购，一旦遇到孤本善本，不惜代价，一律收购珍藏，数年后其收藏宋版精品达40余种，均为罕见珍本。据傅增湘 《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辞》记载，陶湘涉园藏书总数多达30万卷。
与当下收藏圈崇尚“真、精、新”如出一辙，陶氏藏书亦有三个特点：一是品性真，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搜求的大宗；二是品质精，嗜好毛氏汲古阁刻本、闵氏套印本、武英殿本、开化纸本等，所藏皆为海内一时之冠；三是品相新，藏书讲究完美无缺，尤其重视装帧精美，书籍入藏之前，他总要亲自检查整理，如稍有破损，必购旧纸，觅良工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整旧如旧，还亲自设计月牙式四合书套，选工极严，被书林誉为“陶氏书套”。
丰富的藏书为陶湘校勘创造了条件，而精于校勘是保证刻书质量的关键因素。刻书不仅可以保存古籍，传承文化，还可以弥补存世之不足。经他校勘的书籍，几乎红笔圈遍，用心剖析其中的疑义错谬；而经他刻印的古籍，校订优良，纸墨优美，行款装订均为佳妙，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中享有盛誉。自1921年至1931年，涉园校勘、刻印的古籍均为当时所罕见。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中评价陶湘刻书成果：“以类求书书不同，巧于弃取绍陶公，藏书岂若传书久，欲散家赀养刻工。”陶湘由藏书转入刻书，足见其目光如炬，志向高远。
“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明清思想家黄宗羲道出了典籍聚散的甘苦。陶湘虽为银行家，却不善理财，寓于沪上后，夫人撒手人寰，家务无人照料，又专事刻印古籍，入不敷出，难以供养子女读大学，家境每况愈下。于是他开始出售藏书，同时继续刊刻古籍，以维持生计。涉园藏书，海内外知名，大都争相购买，日本侵华后，陶湘不受利诱，拒绝与日伪合作。因刻书之业无后人继承，陶湘生前就有将遗留藏书及书版交国家保存之夙愿，他在遗嘱中教育后人，不论有无回报，也应“公藏世守，万勿弃置”。陶湘临终前，珍藏大部分散去，而利债陆续还清，所剩万余册精本图书及若干碑帖仿宋书板约40箱，寄存在天津交通银行保管箱库房里。新中国成立后，陶氏子女遵照父亲遗愿，将40箱藏书悉数捐献给国家，使陶湘毕生所聚集的最后一批珍藏化私为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涉园藏书的散佚，恰与时局动荡休戚相关，正如陶湘在《清代殿版书始末记》 中所言：“国力之孱弱而文物相与以俱衰。”别具慧眼识典籍，无奈聚散两匆匆。在浩瀚藏书历史长河里，陶湘宛若一颗流星，30万卷典籍瞬间即逝，却在书界留下绚丽夺目的光耀。
叶玉森与五凤研斋
叶玉森先生
一个人，通晓中西文化，涉猎多门学术，洞悉世情百态，既攻诗词文赋，谙熟外文翻译，亦善书画篆刻，考释甲骨文字，还涉足音乐教学，解析代数几何微积分难题，如此多面手便是曾任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秘书长的叶玉森。
1880年，叶玉森(字荭渔)出生在江苏镇江九如巷，小小街巷人杰地灵，方圆一两里内，“盛产”文化名人，诸如“京江画派”代表人物张夕庵，《铁云藏龟》作者刘鹗，《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图书馆学大师、书法家柳诒徵，楹联学家赵曾望等等。叶玉森从小天资颖异，16岁考取秀才，29岁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攻读法律。叶氏多才多艺，担任音乐教员，编著《手风琴唱歌》一书，攻克数学难题，出版《筹尘》算稿一册，潜心文学创作，发表小说《阿娜恨史》《皇帝借债》《牛女怨》等，至于信手拈来的诗词楹联丹青治印更是不计其数。甚为难得的是，他还翻译引进了不少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且风骚、乐府各体兼备，如雪莱的《云之自质》用骚体翻译，邓尼生的《战死者之蠕与孤》 用乐府诗翻译，朗费罗的《矢与歌》用汉魏乐府体翻译，引领当时诗坛风气之先。
宦海浮沉，仕途坎坷。回国后叶玉森混迹于家乡政界，先后担任议会议员、政府知事、法院推事兼检察庭长等职，郁郁不得志，卸任来到上海闯荡，在同乡好友、南社同道的扶助下，进入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任秘书长，谋一枝之栖。
叶玉森的五凤研斋，取自他收藏的“汉五凤二年砖砚”，极为珍罕，故而砖砚被叶氏视作书斋长物。跻身银行、案牍劳形之余，叶玉森埋首于五凤研斋，博览群书，潜心著述，特别在金文、甲骨文领域多有心得，朝夕摹写，对古文字的形体与笔法谙熟于心。他斥资购进甲骨1300片，研究其结体和章法，“以毛笔为刀笔”，致力于甲骨文的书法创作。他的篆书不拘于字形，从用笔到结体随意念而行，生动婉转，精致细腻，富有书卷气息。他还是“在印坛上用甲骨文刻章开先河者之一”，并撰写《说契》及《研契枝谭》各一卷，奠定了其在甲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补白大王郑逸梅说：“海内擅甲骨文者，罗振玉外，当推丹徒叶荭渔(玉森)。”
天妒英才，叶玉森长期焚膏继晷，废寝忘食，“每于子夜深，揽卷一灯爇，……勒披眼欲昏，冥索脑乃热”，终于积劳成疾，得了肺气肿，在贫病交迫中溘然长往，享年54岁。叶玉森早年虽在家乡为官，但洁身自好，两袖清风，家无田产房产，又不善打理家政，一家老小及弟妹生活费用均由他负担，仅靠银行职员的收入难以维持开支，以致债台高筑，辞世时家徒四壁，丧葬费只好由上海交通银行解决。
叶玉森生前完成的最重要著作《殷墟书契前编集释》，经上海中南银行总银文书主任兼总务课长秦更年、四行储蓄会襄理吴静庵等热心人士组成的“叶荭渔(玉森)遗著整理同仁会”的鼎力相助，于1934年10月由上海大东书局石印面世。令人扼腕的是，其《殷墟书契后编集释》亦已脱稿，书稿却被佣人偷卖至扬州书肆，至今不知下落。叶氏五凤研斋遗书数万卷，被他的小儿媳称斤论两卖给了镇江图书馆。至今，镇江图书馆古籍部还收藏有他的数十种著作手稿，是国内收藏叶玉森文献最多的机构。
来源：《文汇报》4月14日，《文汇学人·学林》
编辑：百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