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是之
明天高考，安徽毛坦中学又火了。昨天早晨 7 点半，毛坦中学考生集体出征。
为了有一个好彩头，首辆送考大巴的车牌号为91666，谐音「就要666」。
而且开车的师傅姓马，也属马，自然是「马到成功」之意。
这样的安排，给考生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用心不可谓不深。
毛坦中学声名远扬，很多家长远道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更有甚者，租房打工陪孩子奋战三年，就为了孩子将来能有出息。
虽然「读书无用论」的声音，偶尔会有出现，但总体上人们还是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知识是通往上层空间的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愿意付出更多的等待时间，吸收更多的知识用作厚积薄发的积累，这背后其实也反映出人们看好未来的经济预期。
只有看好未来中国经济，对她有一个稳定的增长和预期，人们才会愿意进行各种长期投资，其中当然也包括教育投资。
看好归看好，但这其中也包含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从教育角度来看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除了培养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专业型人才，最重要的莫过于它对人们观念的塑造和影响。
这种影响也许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考评数据，但却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动选择。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培养出正儿八经的经济学出来。
但那个时候到处充满着生机，各种创造财富的机会层出不穷，但凡有点能力的人都不会甘于满足眼前那点收入，都会想方设法寻找更多的机会。
虽然那个时候一个国家、一个省的 GDP 还不是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但整体上中国经济的增速是有目共睹的。
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说，那就是实际增速远超官方所公布的数字。
在中国经济所谓野蛮生长、高速增长的阶段，经济学家其实并没有发挥具体的实践指导作用。
如果说真正的作用的话，那应该是经济学家通过各种途径，力劝政府权力的后退，给了市场更多的空间。
比如长期从事农业经济事务研究的杜润生，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参与。
在八十年代初意识形态之争还是一个严重问题的时候，他们既要使得市场发挥作用，又要想办法团结大多数人。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文件都是对市场自发行为合法性的追认，也就是周其仁教授后来总结的，「
改革就是让不合法的东西合法化」。
再比如张维迎教授早年还在读书时期就提出的「双轨制改革方案」，也是提出向市场靠拢，逐步由市场力量替代行政力量的方向性研究和探索。
随着九十年代国门的进一步开放，外出留学人员的增多，逐渐地我们也开始接触到了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又以凯恩斯学派为主流，萨缪尔森的畅销教科书《经济学》在苏联解体前曾连续几个版本为其点赞，直到后来苏联解体，他才悄悄把这段「黑历史」删除了事。
当这些走出国门留学的精英们学成归来，一同带来的，既有西方经济学系统的教育训练，也有其中哪些凯恩斯主义的糟粕。
只是莘莘学子、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光环，将这些错误掩盖了起来。
在他们逐渐走上越来越重要的岗位之后，这也成为了越来越大的隐患。
中国经济腾飞自然有成功的地方，「海归派」的经济学家们总要总结一下过去成功的经验吧。
他们学习的是主流经济学，得到的是各种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看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对市场的干预政策，同时欧美国家在他们留学的时候跟中国比，又是云泥之别，天上地下。
于是他们无论是从教科书，还是从自己的经验认知上，都得出结论，政府一定要对经济有所作为，才能够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过高，需要软着陆，防止硬着陆等等论调就出来了，但速度多高是高、高了有什么危害，以及为什么要让它着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含糊其辞的。
但这些新鲜词语又显得那么专业，还是从海归留学的经济学家那里说出来的，就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说的都对。
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下，对经济的干预之手逐渐开始伸出来，延伸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这些干预，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了立法之中，比如新的《劳动合同法》，再再比如后来的《反垄断法》，以及后来
各种产业政策、补贴的出台。
经济学家开始从探索真理的科学家，堕落成为产业政策论证家、政策背书人。
自己忙着数钱去了，哪里还顾得上真理。
最后马云都看不下去了，说「假如企业家要去听经济学家的，这些企业家一半已经死掉了。」
马云说对了一半，现在的形势是经济学家号召出台的那些产业政策，已经快将另一半的企业家搞死了。
需要论证政策合理性的需求太多，经济学家也快不够用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如果用的不好、用的不对，那就真有可能变成「知识越多越反动」。
当然，这个反动是对市场的反动，它所带来的危害，有时候丝毫不比政权动荡带来的危害小，甚至可能会更大。
要想培养出不那么反市场的社会精英，经济学的普及当然是越早越好。
经济学其实和历史学同等重要，没有经济逻辑的历史跟小说差不多，有了经济逻辑再看历史，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历史学进入教科书，作为高考的一个选项已经多年。
但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只是隐藏在政治中一个非常小的角落里。
像毛坦中学的这些孩子们，如果将来不是学习经济学专业，那么接触经济学的机会非常渺茫，接触到正确的经济学更是难上加上。
如果经济学能够成为高考的一部分，也许可以让同学早一点对经济学感兴趣，早一点接触到更正确的经济学。
文章昨天晚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原来是给邓老师写的一篇约稿，但没法使用，我就再多写几句。
以现在目前的形式来看，经济学进高考当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即便是进了高考，教材的选取、老师的配备，恐怕难免同样沦为凯恩斯和 Marx 经济学的的竞技场，而与纯粹市场派的经济学无缘。
张五常教授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负责香港高考的经济学考试三十年，考过考生约四十万人。在刚开始接手这个工作时跟教育局、考试局的人吵了起来，后来又给中学教师补了三年的课，才逐渐把这事坚持下来。
抛开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方法论之争，张教授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大陆，对经济学的普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尊重。
指望经济学进高考来普及经济学，我是相当悲观的。
不过好在，还有很多人以不同的形式在传播经济学常识，比如禅心云起的翻译，菁城子老师的文章，吴主任的理性乐观派，还有米塞斯广州研究所的咆哮体，等等吧。
有时候一篇文章就能转变一个人的观念，彻底抛弃那些错误的灌输。
所以还是要坚持走下去，相信正确的经济学蕴含着内生的逻辑力量，相信有人能够点亮这个经济学的黑暗时代。
2019年06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