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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我在数学系的日子

算法与数学之美  · 公众号  · 算法  · 2017-02-23 22:11

正文

李源潮,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源潮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77届,李源潮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组织部长期间,以此文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源潮

我1978年进入复旦学习,83年离开。在这6年中,4年是学生,2年是老师。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4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

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

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

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十年。十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四所大学最有名:北大、复旦、清华、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

为什么报考数学系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我刚到复旦的第一印象,觉得和想象里的复旦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象中的这么一个庄严学府。我在中学里就喜欢去图书馆,所以我从大门进去后,先去看了图书馆,觉得它很不错,接着就拐到了数学楼。数学楼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是复旦最老的楼之一,我很喜欢。

我去数学系报到,很激动,负责报到的老师也很高兴、很激动,对我们很热情。接着我来报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子,脸红红的,穿个娃娃衫,才15岁,是应届生。她比我们小十几岁,我的学生的年纪都比她大。所以,我心里头是一片沧桑啊。

但是,和这些小孩一起学习反倒激励了我们,要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十年之后再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不是一种外在的动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不会觉得四年时间太长,而是觉得时间太短。最好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当白天用。

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的不易。这是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代人的思想。

尽管后来知道中国的高考就此开了闸门,但当时78级有没有还不知道呢。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以大家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学习。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开始的时候是晚上10点半熄灯。大家吵着说,10点半怎么行呢?功课做不完,怎么办?难道让大家都打电筒啊?

我当时还作为学生代表,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把这个事情和他说了。苏校长说,来日方长,既要学习,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后来还是把熄灯时间延迟了一点,教室10点半熄灯,寝室11点熄灯。

11点钟熄灯以后,一、二号楼前面的路灯下面全是人,都是数学系的。我们大部队都在路灯底下,大家读外语什么的,学习非常勤奋。晚上夜深人静,容易集中精神,问题是早上起不来。我记得当时每天早上我们寝室里面都要睡懒觉,全部睡到最后一分钟。

但是又不能不吃早饭。所以,每天早上派一个人去食堂里买馒头,一人一个。离上课还差五分钟的时候,打第一遍铃,大家起来,拿着馒头往教室跑。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不吃早饭,至今还是这个习惯。

我现在外语也还可以,人家都以为我出去留学过。后来,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那个时候学外语很难,最难的就是单词记不住。不过也好,一旦把它记住了,就比较牢固,过了几十年还能用。

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

当时教数学分析的老师,一位是李贤平老师,一位是欧阳光中老师。欧阳老师教课教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听。他讲课清晰,吸引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讲出来了。他的课,那不叫讲课,是讲课艺术。李贤平老师、教概率论的汪嘉冈老师,还有很多老师,课也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的老师中,有的也很让我们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师。夏道行老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师。他教实变函数,课讲得很好,但考试特难。考试前他不给大家复习,也不说要复习什么,就说不难不难。

到考试的时候却不得了,一共只考一个半题目,叫你证明一个定理,还有半个题目大概是送分的。他叫我们证明一个类似书上的定理,书上用了二十多页来证明。我记得实变函数是很厚的一本书,是夏老师自己写的,一共就学三个定理,一个定理要讲好多次,从这个引理引到那个引理,引来引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考试考到两个小时,大家谁也不交卷,都没考出来。

夏道行老师虽然题目出得很难,但人很随和,便说“好,你们不交,那你们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饭,“十二点都过了,你们还是交吧。”最后,大家都交了,求着说“夏先生,这个太难了,你把我们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别害怕,我让你们都及格。”过去二三十年了,这门课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师的风格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进校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千万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这东西害人的。你们现在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东西。等你们四年毕业,有你们研究的。”我们都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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