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深圳，入住酒店不久，就看到了师姐的微信：“居然到深圳了！要不要回学校做个讲座？”师姐说的学校，就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她定居深圳多年，是那里的教授。人说近乡情怯，我是有点近校情怯了。
十二年前，我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兼法律硕士班主任，被派到了深圳研究生院。因为那几年北大的法律硕士全在深圳学习两年再回本部，于是我跟高艳东博士就千里迢迢跟随学生从北京到了深圳。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一年多。
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所处的西丽镇，在深圳南山区，在繁华的深圳属于偏远，去市区我们都戏称为“进城”。不过，因人迹罕至，鸟语花香，曲径通幽，仿若世外桃源。据说，附近的麒麟山庄，是“长者”每年冬天来疗养的地方，可见环境之好。
当时大学城有四所高校的研究生院，分别是北大、清华、南开和哈工大。因抗战时有几所名校西迁成立西南联大的美谈，我们偶尔自娱，说这是南迁的新联大。当年的联大，可是大师云集，我们的深研院，虽谈不上大师，也算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深研院基本上不招本地的专任教师，出自嫡系的师姐除外。北大法学院本部的教授们轮流来深研院上课，每位教授少则待上一两个月，多则待上一年半载。苏力院长也亲自来过，犹记得我跟他在食堂吃饭时争论法治的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梁根林教授更是长期坐镇，他的温和、敦厚、儒雅，让我们倍感亲切。薛军博士当时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在深研院待的时间很久，最用功，那时还是讲师，十年不到他就成了北大法学院副院长。
北大法学院的名师，基本上都来过深研院，相比援疆的石河子大学，这里简直是度假胜地，很适合静心做学问。有一次，张五常先生到访，顺便做了个讲座，让我当时痴迷《经济解释》。我也曾作为访问学者，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呆了三个多月，回来后台湾普通话音难改，曾被误认为是台湾学者。不过，台北地检署的张熙怀检察官倒是经我引荐，在北大清华人大和西政巡回演讲，还在北大法学院设立了奖学金。
中立者为我和张熙怀先生
我那时年轻气盛，敢于在北大深研院和清华深研院同时开设《证据法》课程，并以上世纪20年代杨兆龙博士曾在上海法政和东吴大学开设此课自勉。记得第一次在阶梯教室上课，选修我课的学生爆满，还有很多人搬了凳子坐在过道上，目测大约有近三百人。更难得的是，几乎绝大部分学生热情不减，坚持听到期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据说，那是北大第一次开设证据法专业课。
因为毗邻香港，那时我们跟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流还是很多的，甚至也有澳门科技大学或台湾大学的教授来讲课。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和清华深圳研究生院更是师资共享。在特殊的政策下，学生可以同时修北大的法律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的法律硕士学位，毕业拿双证。据说几年后成立的国际法学院，引进了很多海归学者，全英文授课，可见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之高。
学校给我配了套一居室，一个客厅一间卧室，简单又实用。每位老师都有独立的办公室，崭新的办公楼，有图书馆，也有阅览室，还有教工休息室，里面有梁院长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咖啡，而且是免费的。吃饭就在食堂，有学生餐厅和教工餐厅，伙食不错。法学院的老师不多，但相处非常融洽，像一个大家庭，有好文章互相分享，有好东西也一起吃，过得简单而又开心。
宿舍、食堂、办公室，三点一线的生活，却给了我很自由的科研时间，2006年一年，我就发表了十篇核心期刊文章，后来回到帝都，再也没有那么心无旁骛的高产了。研究，有时需要好的环境和心境，安静而怡人的校园，大家都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身处其中，耳濡目染，自然浮躁之气渐除，杂念全无。周末有空，我还会写一点书法，与友切磋。现在，近乎十年没怎么练字了。
我办公室隔壁是高艳东博士，山东人，长得人高马大，还一表人才。此君很会冷幽默，讲一个刑法案例，看似一本正经，都能产生笑点。后来去了浙大法学院，讲课的搞笑视频被疯传，成为网红教授，此乃后话。我作为班主任的那个班，我还记得班长名叫王恶（他哥哥名叫王歹），但是非但不歹恶，还很有才华。后来王恶当选了学生会主席，被笑称为深研院法律硕士的“恶时代”。
我在深研院还组建过辩论队，跟清华大学法律硕士搞挑战赛，妄想办成剑桥牛津的皮艇赛事一样搞成经典。第一届是我领队，我们杀进了决赛，后来拿了冠军，第二届我是评委。我们还发起了南燕法学论坛，每次都是由一位老师上去讲最新研究的成果，其他人来评论，其中不乏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同事之间，讨论最多的是学术，连走路，吃饭都在谈。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至今让我怀念。
那时我才27岁，我的学生基本上也比我小几岁而已。玩得好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把我当老师，我也不把他们当学生。记得超女比赛时，他们在食堂门口的草地上席地而坐，看超市搬出来的大彩电直播，无聊的我也跟他们一起看，他们有的支持李宇春，有的支持周笔畅，有的支持纪敏佳，可惜我喜欢的张靓颖只拿了季军。我说，只有成熟的男人，才是“凉粉”，但我们内敛而不张扬，不会给粉丝投票，更不会刷票。
偶尔，也放电影，学校里有一个大礼堂，除了开学典礼，也经常举办活动，元旦的时候，学生们还精心排练了节目，给我们很多惊喜。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却迸发出旺盛的创作力，我也是从晚会上，发现自己的学生原来这么有才。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来自不同的本科专业，却在深圳相聚了，他们的青春注定和这座年轻的城市结缘。在最美好的年华，没有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只有图书馆通宵不灭的灯，以及满天星空下围坐在草坪上歌声。
没有课的日子，我们难得去海边，梁老师曾经带我们几位老师出海捕鱼。租一艘大船，拖一张渔网，在海上漂两个小时，结果什么鱼也没捕到，最后捕上来七八十斤皮皮虾。在海边的一家餐馆，我们让老板火速做了最新鲜的鲜虾大餐，点了一瓶水井坊，每人都来一点。那就是我吃过的最新鲜的海鲜了。最后还剩下大约五十斤虾，回去搁冰箱再煮，就没有那么美的味道了。于是，我的记忆中永远有那活蹦乱跳的皮皮虾。
深圳是一个看不到雪的城市，当2006年的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也要跟它说再见了。走之前，我在熟悉的校园留连。北大有“一塌糊涂”，深研院也有。塔，是很远就能看到“北京大学”霓虹闪烁的观景塔，湖，是我们宿舍楼下浅到脚背的人工湖，图是深研院的图书馆。在这个精神家园里，我们安静地读书，写作，讨论中国的未来。那些年，我们从没有放弃过思考。在遥远的南国，北大自由并包的精神一直在。
当年学校周边房价五千，现在五万不止。十年间，深圳乃至中国，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全民痴狂的经济大潮中，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安静的书桌？这次，我没有再回深研院看，怕自己触景生情，因为那些日子，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