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提出来之后，解释性的文献汗牛充栋、说法甚多。其中有两个焦点：一个焦点是中国式，一个焦点是现代化。那么,怎么样把中国式和现代化打通？“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影响巨大，历史意义深远，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仅就我所理解的切入视角而言，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一是比较现代化的角度，二是技术大革命的角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端点是对应性的关系，但落脚点在现代化。“中国式”有中国特色，强调自立、自主、自觉；但既然是现代化，则必然要提及自15世纪以来全球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模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发展本身的先后性、深浅性以及现代化发展的典范性和学习性，就必须做出区分。对中国式现代化来说，毫无疑问，我们从历史的过程中知道我们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尽管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也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实现了经济领域现代化的弯道超车，但是，如果要完成规范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显然前路艰难，我们对此要做好心理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想脱离业已呈现的现代化的规范形态，但实际上，现代化规范形态作为理论性的、价值性的和判准性的区别，以及在现代化的现实运动当中所存在的西方式和非西方式现代化的比较，随时随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在我们的基本思路当中，从历史上的后发的、外生的现代化，经过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发展成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使我们的现代化事业稳固向前，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如何围绕现代化谋篇布局，则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现代化仍然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还在路上”。换言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已经基本完成。在某种意义上，从晚期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对现代化呈现出收缩性的认识。什么叫收缩性的认识？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从完整的现代化到制度变革的现代化，最后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而经济现代化，又把这种认识收缩为GDP增长的现代化。我们对现代化的认知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首先扩展我们对现代化的认知。从GDP到经济现代化，从经济现代化到整个制度安排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核心，对于政治、政治传播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规范国家权力，如何让市场能够更好地成长。
通过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怎样反向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共享形态？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放眼各国现代化的基本共性。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明确强调的。我们的个性来自我们对现代化共性的总结和归纳。我们将GDP思维扩展到经济现代化思维，这种扩展够不够？不够。从经济现代化思维扩展到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这种扩展够不够？也不够。要真正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前路漫漫。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需要充分意识到“先进的他者”和“落后的他者”，与“他者”共同承担人类未来的责任。
从“前现代”经过现代转型走向“现代”，而且是一种深度现代，我们对这个过程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把我们的基本思考投向前现代化时期。我最近明确批评中国人关于现代的思考太过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轴心期，我们随时随地想回到历史中寻求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这个基本思路非常错误。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技术大革命的阶段，虽然在AIGC大革命到来之际，我们不断自我鼓舞“人类可以支配技术”，但是不要忘了微软的技术总管在其辞职时所强调的问题，人类的傲慢已经导致人类在技术面前的被动状态，因而他觉得在技术控制人类未来发展的情境下，人类大多数还身陷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维当中去筹划整个技术大革命的当下应对和当下管理。
所谓“硅基生命”替代“碳基生命”的说法也许还比较科幻，但是，人工智能，尤其是从ChatGPT-4到ChatGPT-5，在马斯克的倡议下，全球已有2万多人签名要求延缓这个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