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慕尼黑“堕落艺术展”展览重构｜节选

编者按｜

1937年纳粹德国慕尼黑“堕落艺术展”代表了纳粹毁谤现代艺术的顶峰，而展览现场是理解这次行动的重要历史空间。本文节选自 马里奥- 安德烈亚斯·冯·卢第西奥的文章，《1937慕尼黑“堕落艺术展”——展览重构》（EntarteteKunst, Munich 1937——A Reconstruction），根据历史材料分析展览过程并对其进行图表式的重构。此次翻译节选了其中对1937年慕尼黑“堕落艺术展”二楼分展厅的介绍性文字，并删减了部分史料分析。 院外此后还将推送完整版以及相关材料。

文 ｜ 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初 译｜ 舒星    校订 ｜立群 责编｜BAU

1937慕尼黑“堕落艺术展”展览重构 ｜ 节选｜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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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展厅

展览开始于二楼，观众需要通过一条狭窄的楼梯。 缘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路德维希·吉斯（Ludwig Gies）的《基督受难像》（Kruzifixus）。 这尊雕塑尺寸比真人更大，主宰了整个二楼平台。 其背后墙面上覆盖着红布，整体布置极具戏剧性，使得雕塑具有一种压迫感。 雕塑矗立在布包的底座上，上面钉着吕贝克大教堂的内景照片。 照片显示了1921年这件雕塑刚放置好的样子。 由于后来发生了公众抗议，艺术家担心雕像可能会受损，便将其借调到了吕贝克博物馆。

第一展厅展出的是宗教主题的作品。在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的纪念性雕塑《基督的一生》（Leben Christi）下方题写着嘲弄性的评论，“中心派原则下的渎神”。这段评论是对艺术与博物馆双方同时进行的控诉。

图1 | 基督受难像 | 路德维希·吉斯

第二展厅

第二展厅比第一展厅面积小很多，里面只包含犹太艺术家的作品，譬如杨科尔·阿德勒（Jankel Adler），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还有拉萨尔·塞加尔（Lasar Segall）。 所有作品都不论主题混置在一起 ，放在“对犹太种族灵魂的揭露”这一标题下。 这间小房间尽头的墙面上大段引用了希特勒与罗森贝格的言论。 这些引用斩钉截铁地宣告了元首及其“文化战士”领袖的决心： 从“运动”的开始，他们就将对“无能者和江湖骗子”、“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这些展出作品的作者，绝不留情。 在展出画作的对面，即房间的南墙墙面上，张贴着一系列评论、引用、名单和照片。 这其中包括了一张题为“文化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命令”的名单，其中包括许多名人、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姓名。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附有解释性的注释，比如犹太人、建筑师、包豪斯教师等等。 展览方恶意引用了1933年以前的帝国艺术专员埃德温·斯洛布（Edwin Redslob），乔治·格罗茨（George Grosz），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这些艺术史家的言论，和 A. 奥多（A.Udo）的“布尔什维克行动宣言”，以此来揭露所谓的“德国文化的对手和破坏者”的思想。 此外，鲁道夫·贝林（Rudolf Belling），马克思·佩希施泰因（Max Pechstein）和莫里兹·梅尔泽（Moritz Melzer）的照片都被钉到了墙上。 这些照片至今都没有被找到。

图2 | 基督的一生 | 埃米尔·诺尔德

第三展厅

第三展厅里，南墙被从中打断，突出了一块较宽的隔墙（可能是为了掩藏幕布后面的石膏像《胜利女神》（The Nike of Samothrace））。临时墙面上半部分有一排特大号字体的声明，制造了一种按图像学或者主题顺序分类的观感。由卡尔·霍费尔（Karl Hofer），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保罗·克莱因（Paul Kleinschmidt）和奥托·穆勒（Otto Mueller）制作的裸像被冠以“对德国女性的（？）”与“理想型——白痴和妓女"之名。更多的此类标语，如“对国防的蓄意破坏”，被用来介绍基希纳的《作为一个军人的自画像》（Selbstporträt als Soldat）。并且主办方为了追求煽动性而将其改名为：《士兵与妓女》（Soldat mit Dirne)。此外，“对德国伟大战争英雄的侮辱”被用来描述奥托·迪克斯（OttoDix）对战争恐怖的控诉之作，《伤兵瘸子》（Kriegskrüppel）和《战壕》（Der Schützengraben）。在一种刻意编造下，基希纳，佩希施泰因和卡尔施密特的作品在“犹太人眼中的德国农民”的标题下被展示。穆勒、诺尔德、佩希施泰因的另一组作品受到的批判则有些令人费解。评论写道，"犹太人对混乱的渴望反映了其自身——在德国的黑人成为了堕落艺术的种族理想。”同一叙述脉络下的更多评论，尤其是希特勒和戈贝尔的见解，占据了墙面上的4个部分，为纳粹反现代主义运动的逻辑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希特勒对现代艺术的“战斗”中，希特勒对达达及其圈子给予了特别关注。 在1934年的纽伦堡党集会中，他如此怒斥，“所有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还有诸如此类的废话，不论在种族层面亦或国家层面上都是不可忍受的。 ”他的这一段评论就展示在“达达墙”的正对面，可见主办方对其极大的重视。 格罗茨（Grosz）的宣言，“要严肃对待达达！ 这是值得的。 ”横跨于墙，嘲讽之意溢于言表。 其下涂绘着放大过的瓦西里·康定斯基作品的局部。 康定斯基被离谱地归为了达达派，与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的《红心教堂图》（Merzbild）和《戒指图》（Ringbild），保罗·克利的《沼泽传说》（Sumpflegende），两册期刊《达达》（Der Dada），还有李察·海兹曼（RichardHaizmann）未命名的大理石雕塑混在一起凑齐了全套。 主办方大概打算表明任谁都能创作达达艺术或者是康定斯基的构成艺术，并据此推断这种作品毫无价值。 有一张预展时希特勒、齐格勒、维尔利希（Willrich）、汉森（Hansen）、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等人在达达墙上前面留影的照片。 照片内容显示，施维特斯、康定斯基和克利的作品本来是被歪歪扭扭地悬挂在墙上。 但后来的照片证明最终展览时布展安排不再如此，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意图过于明显。

图3 |第三展厅南墙陈设及达达墙

第四展厅

第四展厅中，作品没有按照主题或者艺术家分类，墙上填满讽刺性标语、评论或者元首关于现代艺术的演讲语录。 在这里，主办方将其行动限制于说明艺术家、题目、博物馆还有收购价。 从墙上各分区的照片看，这种描述不算是脱离了这里的语境——这里的展示方式更加“冷静”，更少煽动性。 此处展示的作品大都属于青骑士画派——埃里希·黑克尔（Erich Heckel）、基希纳、诺尔德、佩希施泰因、施密特·罗特卢夫（Schmidt-Rottluff），还有克里斯蒂安·罗尔夫斯（Christian Rohlfs）。 这个展厅还有另外两件著名的绘画，贝克曼的《海滩》（DerStrand）和科柯施卡的《暴风雨》（Die Windsbraut）。

图4 | 第四展厅

第六展厅与第七展厅

二楼最后两个展厅的内容和布置在展览开幕后不久就改变了，所以无法还原其细节。

第六展厅中的作品没有题目。 只有很少几件展品向观众提供了作品信息。 整个系列也没有附上展签。 而关于展品之前的收藏历史，主办方强调的重点是齐格勒和委员会没收展品时的情况： “1937从慕尼黑国家画廊陈列移除”，“1936从汉堡艺术馆陈列移除”。 有趣的是，诸如“1936交换获得，柏林国家画廊”或者“1934科隆获得”等内容表现出这些博物馆即使在1933年纳粹上台，且在违抗纳粹党会议上宣布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情况下依然在收集当代艺术。

在西墙上的是一幅著名的作品，马克的《蓝马之塔》（Turm der blauen Pferde）。 旁边标签写到，“从陈列中移除，1936，柏林，太子宫”。 从霍尔辛格与汉夫施丹格尔的通信以及勒夫在7月21日与22日参观展览后的笔记中，可以了解这个作品在展览开始头几天的遭遇。 这幅画在“德国军官联合会”向“德国文化战斗联盟”提出抗议以后被撤出展览。 抗议中指出马克在大战中为第三帝国的服役有着卓绝的表现并被授予铁十字勋章、一等衔，并且在凡尔登战役中牺牲； 不应与如此丑恶的展览有所牵连。 （马克的其他四件作品，在开幕后很快从第七展厅挪到了第六展厅，继续展出。 ）

空旷的墙面被展览的增补展品，柯林斯和诺尔德的两幅画作所填补。 曾经悬挂于同一展室东墙的霍弗的《带蔬菜的静物》（Stilleben mit Gemüse），也被撤出了展览。 同一面墙上，沃纳·舒尔茨（Werner Scholz）的三联画与沃尔（Voll）的一件木刻同样在展览结束前被撤出展览。

图5 |  大型的屈膝女子 | 威廉·勒姆布吕克

在第七展厅的大门上方是如下文字： “他们有4年时间”——这是对希特勒发言的引用。 希特勒在1933年2月1日上台时的发言中总结到： “现在，德国人民，只给我们4年时间，然后就将评判我们。 ”这个展厅中展出的是学院派教授的作品。 这些教授由于作品引起纳粹的不快而失去职位，有些甚至早在1933年就已经发生。 不幸的是，目前为止只有一张第七展厅的照片，所以不可能有更为详细的展览复原。 “这就是教育德国青年的教师”的标语写在这样一群人的作品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