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作者在2015年8月发表的一篇旧文，当时我不可能料到有雄安新区，只是闲聊了一把历史。文中我提到：
直隶总督能较为独立地行使职权，不用受朝廷各部院的掣肘；而不算太远的距离又能使朝廷的指令及时到达，不至于影响拱卫京师的最重要职责。可以说，那时候，保定称得上是首都的副中心。
河北保定市直隶总督衙门旧址现存的楹联中，有一副气魄很阔大：
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
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
上联讲的是直隶省所管辖区域非常广阔，及其拱卫首都的重要性；下联讲的是直隶总督身兼地方行政、军务和对外通商等职能，一代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二人都曾做过直隶总督。
曾国藩、李鸿章当直隶总督时都有大学士的衔，清代职官体系没有宰相，有大学士衔的尚书、总督都可尊称为“相”。以“宰相”之尊来做直隶总督，可见这一职位的崇隆地位。
清代直隶省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京津冀（清代后期承德所在的热河地区由热河都统独立管理，只是名义上尚属直隶省）。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对原明朝南北直隶和十三省的管理基本沿用旧制，但做了一些改进，如将南、北直隶（南京和北京周边的府）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各府划归为行省管理，北直隶八府二直隶州组成直隶省。明代派驻性质的总督、巡抚变为数省或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
直隶省的军政首长直隶总督地位最显要，因为首都在其辖区内，被称为“疆臣之首”。
清代能保证“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制度设计是直隶总督的级别比北京、天津两地的行政首长级别高、权力大。直隶总督职位之高、责任之重，基本上使首都北京和洋务运动后地位迅速崛起的天津处在直隶省有效的管辖和规范之内。
以北京所在的顺天府为例。管辖北京城区的大兴、宛平二县和其他二十多个州县归顺天府管，顺天府是国内第一府，地方首长不称知府而叫府尹，为正三品，级别高于其他府知府，和各省的按察使（相当于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品秩相同，可直接向朝廷奏事。——这地位够高的吧？可比起直隶总督还差一截。清代的总督不加兵部尚书衔、左都御史衔的是正二品，加这两个衔的是从一品。如果再加大学士衔或协办大学士衔，那就是“国家领导人”了。
《清朝通典》载，总督的职权是“掌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顺天府所辖的二十余州县由顺天府尹和直隶总督双重管理，这些州县的知州、知县由直隶总督考察，后期才委托顺天府尹代行。顺天府内发生的重大案件由顺天府尹会同直隶总督审判。
而且在直隶总督的驻地上，清代也颇费心思。直隶总督府不在北京城或顺天府境内，而是在保定府城。北京到保定，在交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距离不算近，也不算远，骑马一天内就能到达。如此，直隶总督能较为独立地行使职权，不用受朝廷各部院的掣肘；而不算太远的距离又能使朝廷的指令及时到达，不至于影响拱卫京师的最重要职责。可以说，那时候，保定称得上是首都的副中心。
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沿海开放通商口岸，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天津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港口各国商船云集，外商纷纷落户于天津。同治年间，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从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冬天封河后回到省城保定。
至此，直隶省所辖地区形成了三个中心：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保定是直隶省的政治中心，天津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直隶总督位高权重，对三地都能有效治理，那么就可以统一协调，配置资源，而不会三地相互扯皮。后期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都是有作为之能吏，使北京、保定、天津分工明确，相互优势互补，从而使直隶各地能协同发展。如随着开滦煤矿的开采，冀东的工矿业和天津的商贸、海运相得益彰，迅猛发展。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顺天府和天津府的行政长官级别比直隶省总督还高，直隶总督不但管不了这两地的事务，还要在这两地行政长官面前甘拜下风，那必定使整个直隶地区的资源越来越向这京津两地集中。京津冀怎么可能真正一体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