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1925年12月16日，郭沫若在《洪水》半月刊发表《马克斯进文庙》（马克斯即马克思）一文，让马克思和孔子有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和对话。孔子对马克思惊叹：“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对孔子感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郭沫若以历史学家深刻的洞察力和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生动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
100多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前进，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新时代，在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党明确提出并全面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920年，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李大钊还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等课程，通过大学讲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上图为“亢慕义斋”旧址展室（中新社发 赵雅丹/摄），下图为李大钊编写的唯物史观讲义和北大学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试卷。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直至1917年的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和系统介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时代潮流，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识。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得到广泛传播并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呢？根本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同时，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重要文化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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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孙中山曾指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玉章，在谈及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1939年4月，哲学家艾思奇在《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中说，“为什么五四文化运动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契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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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