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季羡林（1911-2011年），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民盟成员。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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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山东大学教授，曾任《文史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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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寿彭书法作品
季羡林作为山大校友，知名度非常高。而王寿彭这个名字，在今天的山东大学，恐怕是很陌生的，就连有的教师也不一定知道他了。而在上世纪10-20年代末，他却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不仅仅是清末状元，而且担任过翰林院修撰、湖北提学使、藩司（布政使）、湖北代理巡抚，差一点担任都督。1905年与载泽、端方五大臣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实业、教育，撰写《考察录》，强调重视教育和实业。1906年6月，清政府设立编译图书局，作为编纂各级各类学堂教科书的专职机构，首任局长袁嘉谷集中博学多才之士，杨兆麟、夏寿田、王寿彭、王国维都是重要成员，此时王寿彭和王国维成为同事。后来在民国时期是袁世凯、黎元洪总统府内史、秘书，负责起草重要文告和咨文，获得过三等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一等大绶嘉禾章，被授为上大夫加少卿衔，徐世昌任命为秘书府第三科秘书。1913年9月曲阜召开孔教大会盛典，王寿彭是重要参与者，其身份有两个，一个是内务府秘书，和山东省教育司长雷光宇合作，一个是清政府内务部代表，在大会全程中是主要的组织者。
天津《益世报》1919年12月24日
天津《益世报》1922年4月24日
《申报》1926年9月2日
接着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到1926年，受张宗昌之邀出任合并山东省六个专科学校而创立的山东大学校长。而季羡林则是山东大学附中的第一届学生。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鲁塞，笔名窘羊。最新发现的季羡林名字，还有在德国留学时
自名的“
虞洲
”
，
自号的“癞虾蟆”。
季羡林晚年的一件憾事，是想写一本《恩师谱》而未能完成，而在《恩师谱》里，山大校长王寿彭赫然在列。
季羡林自认自己的一生遇到很多好老师，山大校长王寿彭是其中之一。季羡林自1926年秋季开始在山大附中读书，当时的山大校长王寿彭也管附中。对山大的这段历史，以前还有很多不明晰的地方，尤其对校长王寿彭，褒贬不一。这次我趁着增订《季羡林年谱长编》之际，搜罗了很多王寿彭长山大的史实和有关材料，和大家分享。
1926年季羡林15岁，春天在正谊中学初中毕业，接着没有经过考试直接读该校高中；在正谊中学读过一段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今天的北园白鹤庄，即今天北园大街364号的济南明湖中学），受到鞠思敏、王崑玉、王寿彭、祈蕴璞、完颜祥卿、尤桐、大清国先生、刘老师等众多恩师的垂青，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受到王崑玉老师的赞赏，从此“荣誉感”作“美”，学习四个学期甲等第一名，号称“四连冠”，得到王寿彭书法珍品的奖励。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在这里开始买英文书，读冯友兰的《人生哲学》。
而其中的恩师校长王寿彭曾经遭非议，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有的人认为他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因为自己的名字讨慈禧太后的喜欢而中状元的。其二，认为他反对孙中山革命，思想上是一个保守派、顽固派。事实确有论者所说的一方面。然而还有另一方面：王寿彭绝非等闲之辈。
王寿彭，字次篯，号眉轩。另外号仲钱（仅一见：《大公报》（天津）1903年6月30日北京《鼎甲履历》：此次状元王寿彭，号仲钱。山东潍县寒士也。与前曹竹铭殿撰鸿勋同居潍县城内）。他1874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南关(今潍坊市寒亭区)，这个地方在清代光绪二年(1876年)已经出过一个状元曹鸿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寿彭参加会试，时值慈禧太后的68岁生日前后。坊间流传的说法，是读卷官一看王寿彭的名字有利用价值，为讨慈禧太后的欢心，把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的试卷调到第一名进呈。慈禧太后一眼看到这个名字十分吉祥，征兆自己（王）寿如彭祖。彭祖本是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活了800岁，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寿星。王寿彭这三个字居然能巧合到象征慈禧太后长寿，她内心的喜欢自然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她点王寿彭为状元，并对读卷官恩赏有加。
那时宣布殿试结果叫传胪，在天安门举行。状元、榜眼、探花从天安门中道出宫。长安左门外，临时用芦席搭起“龙棚”，黄榜出自长安左门，张挂在龙棚里。封建王朝按照五行的原理，东方属青龙，西方属白龙，所以长安左门被称为青龙门，长安右门被称为向龙门。根据民间传说，中状元叫跳龙门，就是指从长安左右门出入。这一天是5月24日，光绪在干清官召见一甲十名进士，王寿彭在其列。他当时站在乾清门外，猛然听到读卷官首先点到他的名字，王寿彭简直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同乡官员机灵，代他答应：“在此！”给他解了围。这位同乡帮他整理衣冠，为他佩带忠孝带、荷包，督促他进乾清官拜见光绪帝。第二天，顺天府尹在长安左门外照例为他披上大红带，佩上大红花，献上喜酒，最后扶他跨上骅骝马，接受满街文武官员的祝贺。据天津《大公报》1903年6月26日报道：
五月二十八日，新状元赴琼林宴后归第，有顺天府亲兵排洋操队护送。此亦庚子后之新法也，又闻新状元王寿彭年三十四岁，身短而肥，此次得大魁，实出其意料之外。其实在王寿彭和曹典初两位考生之间，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据《申报》1903年7月18日披露：本届殿试读卷官张冡宰百熙第一裕大司马德第二张冡宰分得卷子，王寿彭与曹典初写作俱不相上下，商之裕大司马以左霈卷书法尤佳，宜置第一，又商之读卷大臣陆凤石总宪、刘阁学永亨、陈少司农邦瑞，刘、陈皆以曹典初为胜，而陆总宪则曰：王寿彭有工夫。刘、陈俱陆门下，于是从陆而绌刘陈，裕大司马大不为然，不得已，自一至八，按官职先后定甲第名次，而曹遂列于第九，此中殆亦有数存乎？
据《申报》1903年7月18日报道这次殿试还有一个小插曲：本届殿试策题，有晋张褧（一写作斐）注律表上之谓“非至精不能极其理”，既而读卷大臣张埜秋冡宰等奏称，刊刻题纸“昔”字误作“晋”字，自行检举。但张褧实系晋人，作晋张褧固无不可，大约因钦命题纸写作昔字，故不能不自请议处也。本届殿试状元王寿彭写大卷，极有工夫，十年于兹，未尝稍闲，闻此次从山东来路上，尚写试策六本，殊可奇也。此次策题虽略变旧套，其实仍以书法为重，对策不在详明，亦对不尽许多也。
我们现在看到
邓洪波、龚抗云编著的《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88-2093页），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找到了王寿彭的状元卷，试卷和王寿彭的卷子都录齐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殿试策问》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以藐藐之躬,临亿兆之上,揽艰难之时局,廑怵惕于宫廷。回銮以来,勤求治理,思以答昊苍之默佑,绍列圣之诒谋。恭秉慈谟,旁求俊乂,临轩发策,用集嘉猷。
设官分职,为《周官》致治之本原。周制,公孤兼冢宰,统百官,任至重矣。自汉而后,制度屡更,试陈得失。古者,六官以外无卿名,汉置九卿,渐更古制。唐宋以降,建设滋繁,朱子深讥之,谓徒多劳扰。能言其裁并之便利欤？三代无谏官之职,然《左传》、《国语》所载,询采綦宏。谏官专设,肇于何时？宋王安石谓非先王以贵洽贱之意,然欤？唐初设翰林,其制奚若？开元中始有学士之名,沿及后代,选用益重。职司所在,考之古制若何?藩镇弊唐,而李纲谓宋之边患,由无藩镇。时势不同,理或然欤？
明刑弼教,为经世大政。虞舜象刑,《周官》三典。汉董仲舒作《春秋决狱》。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创造删除,果能合刑罚之中欤？《唐律》因隋之旧,高宗诏撰《律疏》,试举其要旨？张裴《注律》表上之,谓非至精不能极其理。而宋神宗设律学,司马光谓为士者果能知道,自与法律暗合。折衷群言,宜遵何说？方今东西各国,法学皆设专科,能旁采译书,以备参考欤？
生财之道，《大学》所称，王制又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与《周官》之月要、岁会，异同何若？汉之桑(桑弘羊)孔(孔仅)，唐之刘晏，皆以理财著闻，而议者辄非之，欲益上而不损下，厥道奚由？宋置三司使，始于何时？未置以前，州郡之弊若何?太宗略变官制,名异实同,十道财赋,较之乾德时所入有赢欤?立国之道,先富而后可强,开源节流,其术安在？
环球交通,法令繁密。柔远之道,寓于通商,而实富强之本也。两国交涉,若者为公法,若者为私法,试为区别。使节往来,梯航四集。辖治之权,或属于人,或属于地,试实指其事,分析言之。商律一门,尤为当务之急,能言其要领欤？厘订税则,内关财政,外系邦交,而于国民生计,至为切要,其利弊能悉陈之欤？工商盛衰,事属相反,顾考之各国,有不尽然,其理安在？将欲振兴工商之业,应以何者为先？
凡此四端。皆经国之大猷,保邦之要务也。多士学于古训,通知时事,其胪列见闻,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王寿彭的殿试答卷如下（网上另外两个版本与此不同，不知何所本）：
臣对:臣闻董仲舒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自古圣王治天下，所为固洪业、规亿载者,其道无他，惟是官得其人，刑持其平，财以裕国，德以怀远，监于成宪，斟酌时宜，故能渊默黼扆而响应四表也。
《国语》曰，先王于民，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淮南子》曰,圣人一度循轨，曲因其当。《管子》曰，能摩新道故道，定国家然后化时。故为立法计，在乎守经；为救时计，在乎行权。行权而仍不离乎经，则措施咸宜，阴阳交和，远迩宾服。以朴皇质而雕唐文，此道得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法天健,德励日新,而又酌古准今,整纲饬纪,于以新民而止于至善之归。固已庶政毕举,合中外胪欢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举任官、明刑、理财、柔远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
如臣梼昧,奚足以承大对。然观唐李翰序杜佑《通典》曰: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曩尝有志于此,欲陈而未有路也,今尚匿而不献刍荛耶?
伏读制策有曰,设官分职,为周官致治之本原。而因详究历代官制之沿革。此诚简贤辅治之要务也。臣谨案;周制,公孤兼冢,宰统百官,任至重矣。自汉而后,制度屡更。古者,六官以外无卿名,汉置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卿,而古制渐为变更矣。唐宋以降,建设滋繁。其弊也,官浮于事,多一官徒多一扰,宜乎朱子深讥之也。惟酌为裁并,而后上可省廉俸之费,下亦免供应之烦。
谏官者,人主之耳目也。三代时,虽无专官,然《左传》《国语》所载,询采綦宏。盖其时师箴矇，诵士传言，商旅市议,人人皆有言责也。谏官专设,自汉置谏议大夫始而宋王安石谓非先王以贵治贱之意,充其说将使言路壅塞,人君不得闻过失,朝廷不复有是非,而后可也,岂不谬哉？翰林为今之清班美授,唐初设翰林,开元中,始有学士之名。其制,乘舆所在,取文词经学之士以备顾问,犹未尝有一定之品秩也。自时厥后,或置集贤院学士,或置学士承旨,选用益重,职司愈专,朝夕入对,参议政事,制诰书敕,皆得与闻,直与古之师保疑丞相颉颃矣。唐之弊在于藩镇,而李纲谓宋之边患由无藩镇。盖唐之世患在外重在内轻,外重则有尾大不掉之势。宋之世患在孤立,时势不同,理固然也。皇上孜孜求治,澄叙官方,畴敢不实事求是,以期于有为也哉。
制策又以明刑弼教，为经世大政。此又明德慎罚之至意也。臣案:虞舜象刑,《周官》三典为古来言刑之祖。汉董仲舒作《春秋决狱》,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盖自汉祖入关,约法三章以除秦苛。孝武以降,禁网亦稍密矣。创造删除,以蕲合刑罚之中,意甚美也。《唐律》因隋之旧,高宗诏撰《律疏》。昔张褧注《律表》,谓非至精,不能极其理。而宋神宗置律学,司马光谓,为士者果能知道,自与法律暗合。夫张褧之言,杜渐防微之意也。以律为至微极奥之事,而后执法者不敢矜武断之能,论罪者必酌其情理之当。司马光之言,正本清源之论也。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苟置律学,是使为土者日习法律也,恐性情因以刻薄,益非斯民之福矣。司马光与张裴各有所见,两存其说可也。方今东西各国,法学皆设专科,凡其刑官皆由律士出身,采译书所言参酌行之,亦足补中律所不及。皇上仁育义正,刑期无刑,所由沦肌浃髓,庶民游熙皞之天也。
制策又以生财之道,《大学》所称,因求开源节流之方。臣考《工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与《周官》之岁会、月要,均为理财善政在今日,则西国豫算、决算之法,意颇近之。汉之桑、孔,唐之刘晏,皆以理财著闻,而议者辄非之,谓其损下以益上也。夫裕国之要,在于理财,而理财之本,在于富民,于民食留其有余,而国用自无不足。生众食寡,为疾用舒是为大道,桑、孔、刘晏,何足语此?宋置三司,使以莞财政,未置以前,州郡之弊已甚,太宗略变官制,名异实同,十道财赋较之乾德时所入有赢。自古立国之道,先富而后可强。欲开财源必自农商始,欲节财流必自节俭始。昔者,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遂以中兴。汉文帝惜中人之产,罢露台之役,故其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钱贯朽而不可校。不然,虽置均输、征盐铁以求财之足,恐终不可得已。皇上酌盈剂虚,节用爱人,何难物阜财丰,俾海内同歌乐利耶!
制策又以环球交通,法令繁密。柔远之道,寓于通商,而实富强之本,思有以安内而攘外。臣惟两国交涉,有公法,有便法,有私法。公法者,万国之公理也;便法者,就两国之形势随时处置者也;而私法,则本国治内之法也。自海禁大开,使节往来,梯航四集,辖治之权,或属于人,或属于地,不深悉其故,则一保护之端,一画界之事,动形棘手矣。泰西各国商务最盛,而其当务为急者尤在《商律》。盖《商律》既定,则货物不敢有欺伪,银行不虑其倒闭,故曰欲保商必先译《商律》。至若税则,为商务兴衰之关键,为今日计,莫若更为厘订,出口之税,不妨稍轻,入口之税,务从其重,则内既有益于财政,外亦无张大碍于邦交,且于国民生计大有裨益焉。夫工商盛衰,事属相及,然工者商之体，商者工之用，不有工则货无所出，商亦无能为役，故振兴商务必自开工厂始，皇上治迈往古，内政外交，时措咸宜，维新景象，遐哉弗可及已。
夫是四者,皆富国之良图,自强之至计。变而通之,推而行之,立政之本原在是矣。然孔子对哀公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故法则犹是而往往有弊者,皆群臣奉行不力之过。臣尤伏愿皇上烛照万里,慎简群僚于兼容并包之中,行信赏必罚之志以任庶职,则贤无不升也,以理庶狱,则法无不行也,以裕财源,则利无不兴也,以慎邦交,则令无不信也。德泽周乎万物,威灵震乎八埏。得人而理,富加于庶,弱转为强,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这个卷子的含金量并不低，对策问的很多问题都有精到的简介。“
裕国之要,在于理财,而理财之本,在于富民
”，至今仍然有极高的价值。所以王寿彭在中状元后，被授翰林院修撰。过去曾经以为王寿彭在官场并不得志，其实也不是。
王寿彭实际上有不少包括学术在内的贡献。1903年王寿彭批校了《韩非子》30卷，1905年，王寿彭奉慈禧太后之命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到日本考察访问，撰写《考察录》一书，倡导改良教育，兴办实业。1910年，王寿彭出任湖北提学使，以创办两湖优级师范而知名，对优级师范的管理相当严格，亲自检查毕业学生试卷，不合格者降级补习。
他
提学使
在任期间，鉴于学生每多玩视学业争尙奇异，以致学风日坏不可收拾，特订定规则七条令各堂遵守，其畧如下：(一)不可无故请假致荒学业；（二）不得三五成羣，游行街市；(三)剪发尚未蓄辫者，均须暂戴假辫；(四)各堂学生出入常服，均须遵照部章所定春夏秋冬四季服制，不准洋帽洋鞋及奇异服装；(五)剪发学生须由各堂监督堂长于三日内取具蓄发，保证其有不肯具结或具结而仍不蓄留者，即行斥除管敎，各员亦难辞咎；(六)各堂敎员有初归国尙未蓄辫者，须从速蓄留以为学生表率；(七)此次査报学生截止后，须由各堂管敎员严加禁止，违者即行开除。由于政绩突出，
1911年9月他在湖北提学使的位置上，被升授藩司布政使，并一度兼任代理巡抚，是清末行省大臣
，地方要员。
《时事新报》1911年6月2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慕其名欲推他为都督，参加革命，但他惧怕革命，为此弃职，革命军遂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1911年10月16日先躲避在武昌谦祥益绸缎庄（山东人开办），后到青岛躲避，12月14日应黎元洪之邀到北京，1912年任总统府秘书。后任山东都督府和巡按使署秘书，1914年任山东省教育司司长，出任山东巴拿马展览会的筹办委员。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王寿彭1916年担任过宣慰使、内史，袁世凯每逢颁示重要的春联牌匾，要找的是刘春霖和王寿彭。到1916年袁世凯病重时，因为数位法国医生无能为力，既然西医诊治无效，袁世凯就让
徐世昌四弟
徐世襄和内史王寿彭负责，当时他们两个人对袁世凯诊断的病象是：夜不能眠，日不思食，喘咳焦闷，胸膈不利等症状。其病源系抑郁愤闷所致，因之形容甚为憔悴。（《袁氏病状近讯》，《时事新报》1916年6月2日，《民国日报》同天的报道是《皇帝痨之症候》文字略微不同）徐世襄和王寿彭也无力让袁世凯回春了。
王寿彭守护在袁世凯的宅邸，据刘成禺说：袁世凯的起居处是：
居仁堂，堂为西式，即大总统起居处也，今上居之。堂左偏有小房，一壁悬张九龄《千秋金鉴》，内史臣王寿彭、郑沅等奉敕恭书者。其下层内楹有联云：“雉尾烟明，三宵扬丽旭；螭头香动，万字篆祥云。”其上层外楹有联云：“水木清华开福地，星云糺绶丽中天。”后于墙端钳以“千栾交绮”四字，据地之雄，钩心斗角，其现象或如所云耳。又堂西有楼曰高芬远映堂，东有廊曰水木清华。
由廊而东，出宝华门后，穿园林而北，则中海俨然在望矣。中海形长，随堤造景，台榭鲜明，亦称胜地，惟比之南海，不无稍逊矣。背海而西进宝光门，转北为景福门，有一联云：“瑞协珠躔，琼宫辉紫气；祥凝玉陛，璇极拱丹书。”进门即怀仁堂，大总统会客处也。内分三厅，悬有联云：“松栋焕云霞，瑞图修景；蓬灵开日月，仙境年长。”又云：“旭日光临，锦原开百福；彩云辉映，金镜烛三台。”东厅额曰“绮兰晨露"，有联云：“凤苑驻花光，春涵湛露；龙池迎柳色，晴获祥云。西厅额曰“光绚春华”，亦有联曰：“五色云英，瑶阶滋秀草；千年露实，玉簋献蟠桃。”
（刘成禺著、宁志荣点校《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9页）
作为总统府的秘书，王寿彭出入这些地方，身份身份显赫，深得袁世凯信任。
王寿彭1915年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嘉禾三等章（授予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的人，授予等级按授予对象的功勋大小及职位高低酌定），袁世凯准备登极使用的大总统辞职书也是出于王寿彭之手，据《申报》《时事新报》两家大报同一天的报导（1915.12.27）：
总统仍须辞职。
国体虽已决定，公文表面亦已废除大总统字样，然对于国民，对于列国，究不可无正式辞职之一举，闻目前登极之期未能预定，但已敕令内史处预备辞职书，以便将来登极之前宣布，刻下此辞职书业已草就，闻系出于内史王寿彭之手云。
袁世凯筹备登极大典的人选是内史处的，其中就有沈小沂、夏午诏、郑叔进、陈友白、刘润琴、刘襄孙、沈吕生、王古愚、闵葆之、董冰鹄、王次篯（王寿彭）、吴僻畺、张干若、张欢、张叙墀。
他们和大典筹备处处长朱启钤、副处长梁士诒密切合作，各献计谋。
这些人除去政治不正确的因素，都是非等闲之辈。
王寿彭1916年后由内史改任总统府秘书多年。
王寿彭由内史转为为首席秘书。
袁世凯1916年病重临死之前，其身边的要人一个是徐世昌的四弟徐世襄，一个就是首席秘书王寿彭。
他们两人在西医医治无效之后，为袁世凯治病，给出过的病像为夜不能眠，日不思食，喘咳焦闷，胸膈不利，病因是抑郁愤闷所致，因之形容甚为憔悴。
曹锟时期，总统府秘书长王毓芝聘任王寿彭、马吉樟、丁传靖、闵尔昌沈、祖宪、陈燕昌、吴璆、吴闿生、陆增帏、郑沅、孙润宇、黄辕，都是重要人物。
1917年1月获黎元洪因王寿彭公府秘书任事最久，颁发大总统二等大绶章，1918年得二等宝光禾嘉勋章，1922年8月21日，黎元洪委派王寿彭代表他会见北京八校教职员
代表尹炎武等十人
。
《民国日报》1922年8月25日
8月21日，尹炎武领衔与北京国立各校校长呈北京政府大总统文，云：“为无术维持仍恳派员接替事：窃校长等前呈辞职，请另任贤能，以便接替，蒙派秘书王寿彭慰留，复将辞呈退回，具征尊重教育之诚意，无任感谢。惟校长等为国服务，自信无他，乃至疲精劳神，而横遭侮辱，似此恋栈，人格何存！且开学在即，不名一钱，积欠五月以上，要求最少发给三个月，至今亦未有着落。匪特新生入学试验，业已登报停止，即教职员欠薪及商店欠款，纷纷催索，亦无法应付。为此迫不获已，除将原呈附呈外，仍恳派员接替，以专责成，毋任屏营待命之至。”(《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8月26日)
8月21日下午，由车务、工务，机务及员司四，五百人参加的请愿队伍，在车务工人同人会的组织下，高举两面书有“京绥铁路同人救国护路请愿团”的大旗，举行示威游行。8月22日上午，京绥铁路请愿团直奔总统府，到了总统府，黎元洪因会客特派秘书王寿彭出面接见了工人代表。
8月24日，蔡元培领衔与北京国立各校校长致北京政府大总统函，云：“敬启者；校长等前日晋谒，面承训诲，恳切周详，两次辞呈，未蒙批准，并屡由王秘书传示钧意，谆谆以爱护学生相勉，仰见大总统维护教育之盛情，无任感佩。惟校长等不得已而辞职之原因，业于两次辞呈中，缕缕陈述困难情形，谅荷洞鉴。溯自十七El校长及教职员代表等在交通部横受侮辱以来，已愈七日，国务院及教育部竟成无人负责之状况，不独对于交通部之举动，不闻有何处分，而对于事前校长等所要求最小限度，所谓开学以前发给三个月经费者，亦仍毫不理会。校长等既无唾面自干之大度，尤缺无米为炊之能力，虽期期不愿方大总统之命，而事实如此，义难返顾。方今各校招生之举，业已停顿，数千来京应试之学生，顿起恐慌。即各校旧生，亦以开学无期，非常失望。大总统紊以爱护学生为怀，谅不忍其长此迁延，废时失学，敢请俯纳校长等辞职之请，早日派员接替，以专责成，而图进行。谨再上前两次辞呈，敬祈批准。”(《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9月2日)
10月12日黎元洪大总统颁给二等文虎勋章（授予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的人，授予等级按授予对象的功勋大小及职位高低酌定），1923年得一等大授嘉禾章，10月任总统府首席秘书。1924年，山东济宁人熊炳琦任山东省长时，因为和国务院代表山东蓬莱人高恩洪发生内斗，曹锟派王寿彭去调停。山东省从熊炳琦主政时，1924年就酝酿创办山东大学，因为原来的山东大学堂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1923年熊炳琦对设立山东大学事即有计划，熊炳琦设立筹备处，以教育厅长于元芳兼筹备处长，只以经费无出，停顿经年，十二年度预算案，相差太多、十三年度预算仍列入五万圆，合计亦仅十万。熊之计划，将各专门学校地址，改组大学，而农专工专两校，各就本校地址，改为大学之农科工科、法商医各科，则归并法专内，就法专校址，作为大学本部，不另建大学校舍，以期节省费用，易于成立。日昨已训令教育厅，令其组设筹备处。但就实际上言之，既名为大学，程度既高，设备一亦须完善，关于教授人材，尤当设法搜罗，延聘此项人材，需款已多。另外一说，当时熊炳琦拟聘山东黄县人，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的丁世峄担任筹备山东大学，成立后委任他为首任校长，但是由于支持曹锟贿选失败，熊炳琦辞去山东省长职务，此事就化为泡影。1926年5月拟议王寿彭任教育部次长，未果。
1925年4月，绰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督鲁。这位将军真正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以“三不知”闻名于世：不知自己手下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但在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省份，他又不甘心被文化人瞧不起，于是他要附庸风雅。为了标榜自己敬重文化人，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他邀请
1926年出任教育部次长的王寿彭，
力邀王寿彭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并拜他为师。他把民愤大的，刚刚接替于元芳教育厅长的
于恩波撤职，委任王寿彭为厅长。在王寿彭任内举行过一次盛大的祭孔典礼。而且因为王寿彭馆阁体书法好，张宗昌还经常召王寿彭到督署缮写公文，王寿彭当然不敢不去。张宗昌虽说是文盲，可还愿意挑毛病。有一次王寿彭缮写的公文张宗昌不满意，居然让他重写。王寿彭出来后对人说“这个差事真不好干”（《尘梦录》，《南京晚报》1947年6月29日）
张宗昌为主祭人，事先由王寿彭等遵古炮制，预作安排。于一九二五午八月上丁日前三天，张经姚村去曲阜。张宗昌坦言：我的祝辞和讲稿，全是王状元作的，已印出来，准备每人发给你们一张，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地念念，好好地想想，将来就好好地去做。
他纳王寿彭之言，办山大的旧事重提。张宗昌就在厅长之外又委任王寿彭操办创建山东大学，出任校长一职。代省长林宪祖是张宗昌的掖县老乡，张宗昌的意见，当然不会反对，遂由林宪祖代省长下文委任。1926年6月14日的报纸报道，林宪祖筹办山东大学，1926年7月1日以前把设学大纲拟好，教育厅批复，并且提出修改的地方。
1925年12月10日，張宗昌正式就任山东保安总司令职，对山东政局大权在握。1926年4月17日，山东各校学生对北京三一八惨案久欲有所表示，惟因在军事时期，一再延宕，未克举行。刻以联军占领京津，大局已吿平定，遂于十七号晚间，在北园师范，召集各校代表，开秘密会议，讨论表示办法，并顺便在该校开一大规模正式之追悼会，决定十八号举行大示威运动，再另定日期，在北园开一大规模追悼会以慰问北京惨死同胞亡魂。事被戒严司令部闻知，以学生此种运动，含有赤化性质，当即预备派人前往捉拿为首之人，幸为敎育厅长
王寿彭
闻知，一面劝阻军警，一面驰赴该校令学生散会，不准有轨外行动。当即并将各校学生所印之传单，一律带至厅中销毁。又传谕各校校长，令将参加会议之学生代表均行除名，以儆效尤。自昨日起王寿彭厅长毎天躬赴各校视察一周、以免学生再有轨外行动。王寿彭密切配合张宗昌的部署，深得张宗昌赞许。张宗昌旋即聘请王寿彭兼任山大校长。
王寿彭1926年7月3日就山东大学校长职，张宗昌还拟聘辜鸿铭就任教务长，但是被辜鸿铭拒绝。1926年12月，在就任山大校长5个月的时候，山大学生王毓坦因为宣传“赤化”问题被警备司令部发现，牵连到齐鲁大学和正谊中学的两个学生，王寿彭对此觉得是个棘手的事情，决定以最宽的方法处理，在和当年
4月获张宗昌保荐为
山东
代
省长的林
宪祖
请示之后，建议万勿就此兴狱，林
宪祖也认为
认为王毓坦本人因为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处世不深，按情节该处以极刑，但是应该从宽，交其家长管束，对其他两个人，也不深究。这是王寿彭明智的处理。
为了把自己变成文化人，张宗昌拜王寿彭为师，学习诗文。但一个文盲要成为诗人，谈何容易！学了半天，只能写一些歪诗。他居然有胆量把这些歪诗编成《效坤诗钞》，印装精美，内容却是糟糠。他把诗集赠送到哪里，哪里就留下狗肉将军的臭名。比如诗集中有一首模仿刘邦《大风歌》的诗，名为《俺也写个大风的歌》，诸君不妨奇文共欣赏，权当添一点笑料。诗曰：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这样的“诗作”和韩复榘的“咏”趵突泉的诗作是齐名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季羡林于1926年15岁的时候，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山大的校长就是刚上任不久的王寿彭。
据《山东大学开学纪》：济南快信云：
山东大学9月1日上午十时，举行开学典礼，代理省长林芷香，督办代表赵先谦、教育厅长兼大学校长王寿彭、省议会议长宋传典，及各厅道、各机关均到，统计学生及来宾共有一千余人，礼堂系在校内院中搭盖之席棚，职员、来宾、学生各有专席，并备有茶点等物。振铃开会后，首由省长林芷香统率职员及学生，向孔子行一跪四拜礼，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向来宾行一鞠躬礼。继由校长王寿彭报告成立经过，略谓“山东自光绪年间开办学堂，迄今已逾二十余年，惟迄无大学之设，殊为憾事。幸今督、省两长，毅然将各专门学校合并，改组山东大学，敎育前途之幸福，实未可限量。现在大学各科地址已分别规定，学生共分四十班，统计一千另六十四人，寿彭才学浅薄，谬蒙两长委充大学校长之职，今日开学又承各界到校指导，无任感激，务乞诸君时赐敎言，以匡不逮”云云。继又由督办代表赵先谦及省长林芷香致训词（均系派人代读）。六十五师师长赵亨宝之代表杨良翰致祝词，最后又由何春江、宋传典等相继演说，至十二时余始冒雨摄影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