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侯虹斌

最近，《十万份离婚起诉书，告诉你哪里的男人最爱打老婆》一文引起很大反响；这是《广州日报》发布的一份大数据：由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吴杰臻律师应用人工智能系统，统计了从2014年到2016年全国法院公布的一审离婚判决文书94571份。

其涉及的内容还包括，自诉家暴的案件里，有多少最后被认定存在家暴行为？受害者一般寻求何种方式求助？家暴受害人可以得到多少赔偿金？

▲ 《十万份离婚起诉书，告诉你哪里的男人最爱打老婆》一文中的相关数据

▍一

这些数据中，在这近10万件家暴案件当中，99.9996%是男性被指施暴；男性是被家暴受害者的案例极少。

全国涉嫌家暴案件，山东以高达8205件稳坐榜首，河南、湖南分居第二。从最终认定家暴的数量来看，湖南省最多有400件，其次是浙江、湖北、河南、贵州、山东等。

问题是，94571家暴纠纷案件当中，仅有3741件被认定，接近30件只有一件能被认定。在寻求第三方帮助的途径上，报警的案例只有8989件，报警率只有9.5%；在家暴行为的举证上，仅有16632件案件有相关举证，举证率只有17.59%。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8989件报警的家暴案件里，受害人持有报警回执只有3326件，公安机关对受害人或施暴人做调查笔录的仅有2290件，最终出具告诫书的只有77件。

光是这些数据，就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也就是说，这些家暴纠纷案中，能达到告诫书条件的，不足千分之一；更不必说得到惩罚了。

然而，我们知道，以上的数据仍然远远不能代表真实水平。也许有的人虽然饱受家暴，但并没有离婚；有的虽然被家暴却以别的理由离婚；也可能有些家暴数据低的省份，仅仅是因为女性更能忍受家暴和不公，视离婚为畏途……

再告诉你一个数据：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2014年7月在全国反家暴联动机制南宁试点启动仪式上透露的信息，在我国，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

目前，全国约有 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统计）；妇联系统每年受理4到5万件家暴投诉；近 10%的故意杀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每年约有 10 万个家庭因为家暴而解体。

我相信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家暴，在没有出事，没有闹到死亡或重伤之前，都是隐匿的。我以前也不知道，我身边认识的女性，活泼开朗，工作如鱼得水，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居然也是家暴受害者？怎么看不出来？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家暴不仅可能发生在粗鲁的没受过教育的底层家庭里，也会发生在文质彬彬的高知家庭里；而后者，因为讲究“体面”，不管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更擅长于掩饰，更隐蔽。

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就在2016年中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的第5天，重庆就有一位女医生，被前夫家暴重伤之后，喝药自尽。她是个成功的女强人，事业有成，儿女双全；但在被丈夫打断腿之后，仍然对每个人说是自己摔的，小心掩饰伤口。——这样一个独挑经济大梁的女强人，你很难想象她经常会被打得浑身都是伤。

此外，还有很多名流，如李阳、蓝翔校长等，都是家暴“达人”；而很多有名有钱有貌的女明星，同样会成为家暴受害者。

▍二

反家暴这个问题，值得年年讲、月月讲。它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不过，在中国，又增加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才会造成平均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存在家暴行为的普遍现象。

为什么说要对家暴“零容忍”？因为，“家庭暴力不适用调解”，在国外已经渐成共识。调解，只能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平等对象之间，施暴者与受害者一个是狼、一个是羊，你去调解，要求狼和羊共处一室相亲相爱，怎么可能？你要狼许诺不要再咬羊，要羊答应要宽容狼的撕咬，这种“调解”，有意义吗？

家庭暴力危害的潜伏性还体现在“暴力循环”上，一种“冲突—和好—冲突”的循环模式。当施暴者忏悔自己的暴力时，家庭暴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暴力随时会再次出现；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中间间歇性的“和好”，只是一种精神控制，让你产生幻觉，为下一次的施暴助跑。

这种循环多了，受害人就会习得性无助。因为她必须时时警惕，不知道下一次挨打什么时候到来。而且，因为对方根本不可能改变，她不得不反思自己，误以为自己是触发家暴的开关，责任在于自己；从而变得更小心、更听话、更贤惠。然后，被打的时候更加的无力反抗。

社会上也常常有这种看法，认为“有些女人不打不行”“女人就像锣，不打不响”。甚至还有位卖美妆的百万粉丝女大V号召网友们总结那些被家暴女人的过错；当即就有很多女网友检讨自己“以前做得不好，不会看眼色，经常挨打，现在夹起尾巴做人，就被打得少了”。

然而，我们都知道，小羊即便在下游喝水，上游的狼也会骂它污染水源。这跟羊怎么做是没有关系的。教羊怎么做、以便让狼下口不那么狠的，只是狼吃羊的一种策略，他们是一伙的。 ——是的，平等的男女不是狼与羊的关系，但是有人身控制关系的施暴者与受害人，则分属生物链的两端，是不可能教化的。

很多受害女性仍然反复“原谅”施暴者（其实弱者哪有资格原谅强者），而不离开。原因之一，是传统观念是压在女性身上的一重大山；把婚姻看成女人最重要的一件事，为了维持婚姻，不仅可以不要尊严、不怕殴打，有时候甚至可以不要命。举个例子，在一份调查中显示：在家暴问题中，有83.4%的被调查人认为家庭暴力的成因是“施暴者性格”，41.71%的人希望施暴者可以受到批评教育，同时44.13%的人和 58.61%的人认为制止家庭暴力的最好方法分别是“试着改变施暴者的心态”和“依法严惩”（《家庭暴力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见《法制博览》2015年10期）。说明其中一半受害者，不想离婚，不想解决问题，而是指望让施暴者良心发现，忽然由吃荦改为吃素。你被打得半死了都不想改变关系，那可以主宰你命运的得益者，凭啥要改变？

实际上，2016年我国《反家暴法》出台之后，签出的人身保护令，与遭受家暴的人数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并没有预期效果。因为反家暴法草案规定，要申请人身保护令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8.49%的有家暴情况的受众会选择离婚。如果受害人不想离婚，那么人身保护令对其而言就形同虚设。

在中国法律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没有坚决离开的意志，就基本上永远禁锢在终身被家暴的境地之下。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则这样形容家庭暴力中的女性遭遇：“以沉默隐忍暴力，以分手离开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以生命结束暴力。”

▲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三

我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离开施暴者、用法律罚处施暴者，就是这么难？

当事人的软弱与愚昧，固然是一方面，这造成了一部分家暴案件当中，亲戚朋友或警方的介入，都不足以令当事人坚决离开这段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法律的缺失、执法者的轻视，甚至站在施暴一方劝受害人顺从有密切关系。

这种把“家暴”当作“家庭事务”，视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能简单地视为执法者的推诿，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国目前的一种法律精神，希望“家暴”能消弥于无形，大罪化小罪、小罪化无罪。古代的《唐律》中就有所体现，“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由此可见，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暴力，比一般的暴力的处罚轻；殴打妾的处罚比殴打妻的处罚轻，而且处罚的基准是殴伤，重伤才会处罚。妻殴伤丈夫的规定有所不同，妻殴伤丈夫将得到高于凡人的处罚，体现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现代社会也好不到哪里。举一个基层的例子：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一名法官告诉记者，去年她共经手337起离婚案件，其中303起案件的当事人曾有遭受家庭暴力的描述，但这些案件最终都以民事的婚姻纠纷案件办理。（见《观察思考》2016年白阳、罗沙、王存福的《反家暴法治之路，有哪些拦路虎？》）

还有，在一部分案件中，即使有施暴者的保证书、悔过书或当庭承认曾经殴打过配偶，但法官仍然未将这些行为认定为家暴。在《广州日报》列出的《十万份离婚诉讼》的大数据里，就提到了三种情况都不算“发生过家暴”：

（1）保证书、悔过书内容过于含糊，只是大多为保证以后不再打骂老婆之类的表述，无法证明殴打的次数和程度。

（2）当庭承认曾经打老婆，但也未明确殴打次数和程度，甚至成为悔过的表现。

（3）对于这类自认材料，将“施暴次数”和“造成一定损害程度”作为认定家暴的标准；即有相当严重的伤害才算。

在这种法律意识之下，别说对家暴进行惩罚，连受害人想离婚都不允许。

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家暴案件只有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才会作为公诉案件处理。而在现实中，由于施暴者的威胁、恐吓等因素，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常常无力自行起诉。26岁的董珊珊，结婚10个月，8次报警，每次都劝和，她到处逃走，仍被丈夫抓回，活活打死。而丈夫只判了六年，服刑四年半出狱，又再婚。新娘再次被殴打四处逃亡，此事才被媒体曝光。

基本上，被家暴者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就逃出来的话，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法律对此几乎是没有帮助，甚至反而给受害者多加一道枷锁。

我觉得，每一位陷于家暴困境中的人，每一位具体的执法者，都应该一直默念“家暴零容忍”“家暴不调解”，直到这几个字眼成为每个人潜移默化的行为准则。“家暴离婚诉讼书”的出现，不能算一件坏事，至少让人们进一步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多么恐怖的社会当中，更需要去改变它。

本文原标题：《家庭暴力不适用调解，因为狼和羊是无法谈判的》

题图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