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下“壳公司” 租下两个银行对公账户
这起案件的核心“作案工具”是一种叫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其原理简而言之为：当A公司向有生意往来的B公司支付一笔钱款，但又不能或不愿立即支付现金时，在取得B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签发一张商业承兑汇票。这张汇票上，要注明到期兑付日，一般不超过六个月。
收到这张汇票的B公司，如果急于变现，可将其折价后，转让让给其他公司或者银行，这叫“贴现”。实际操作中，一张汇票可能在多个公司，或多家银行间流转，“层层贴现”。汇票的最终持有者在到期日可持票向开票的A公司兑付款项。
在这样的业务模式上，也由此诞生了一批专门从事寻找票据、联系贴现业务的票据中介及中介公司，从中收取中介费用。
“浙江杭州是票据中介集中的一个大本营，他们的力量，经常可以左右票据市场的定价，包括盈利与否。”从事票据业务的人士，向本文作者介绍。
生于1982年，家住杭州的浙江金华人季铭铭，就是这样一个票据中介。
知情者介绍，2015年4月，季铭铭、展猛以仅仅5万多元的代价，从王加明、黄泉永手中受让了杭州汉康公司的全部股权，其中季铭铭占股20%，展猛占股80%。
而从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汉康公司纳税总额仅有1200余元，并且自季铭铭接手之后，再无任何纳税。
“季铭铭收购汉康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票据的生意”。上述知情人士称。
盘下“空壳公司”，只是季铭铭等人谋划的第一步。
两家位于偏远边陲之地的村镇银行——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的从江明月村镇银行（下称从江村镇银行），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的库车国民村镇银行（下称库车村镇银行），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两家银行均在其他银行开设了自己的对公账户。
季铭铭分别租下了这两家银行的对公账户，价格均为每月200万元。
2017年6月26日，本文作者向从江村镇银行及库车村镇银行，发去了问询邮件，但未获回复。
而知情人士介绍，与季铭铭共同谋划，租下这两家银行账户的，还有一位他的“合作伙伴”——孙占新。
孙占新，1978年生，河北张家口人。
2015年3月，孙占新独资注册成立了杭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下称杭厦国际），并任法定代表人，季铭铭为公司的监事。
搞定民生银行内部人——资金中转在此完成
在季铭铭、孙占新之外，还有一位银行内部人士，也成为他们的重要“合作伙伴”——那就是生于1981年，时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票据部副总经理的姚东。
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2013年9月，获得银监部门批准开业。
如后所述，这两起总涉案11亿元的票据案，在其资金的周转过程中，核心中转站即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
2015年7月1日，杭州汉康公司签发了6张金额均为1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收款人是中航国运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航国运贸易公司）。杭州汉康公司为这6亿元票据的承兑人，其开户银行是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票据到兑付期日均为2016年1月1日。
中航国运贸易公司于2014年8月被万春贺买下。此外，万春贺也与孙占新一道，每人持股50%，成立了北京中航国运科贸有限公司（下称中航国运科贸公司）。
知情人介绍，无论是中航国运贸易公司，还是中航国运科贸公司，其实都是孙占新用来“倒票”（买卖票据）的公司。
这6亿元票据签发之后，开始了连环的“背书”转让，最后落入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不过，后来，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又将其中的3亿元票据，“背书”转让回了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见下图）
于是，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成了这6亿元票据的最后“背书”者，两者分别持有3亿元。
所谓“背书”，《票据法》界定为“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并规定，“背书人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银行界人士称，“合乎监管规定”的交易，理应这么进行：交易环节中的后手从前手那里拿到票的同时，应将票面款项扣除“过桥费”（即手续费、利润等）后支付给前手。
然而，交易记录显示，在这个交易中的前面环节，层层“倒票”并没有真实的现金流转，只是到了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这两个最终的持票人手中时，才向各自的前手——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扣除“过桥费”后分别支付了对应3亿元票据的资金。
交易记录亦显示：这一系列涉及到八九个环节的票据“背书转让”行为，都发生在2015年7月1日同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