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决胜脱贫攻坚收官战！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 《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作者 |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贺立龙

图片 | 网络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但存在一些结构性的不平衡与短板。 一是深度贫困的异质性与错杂性。 高寒藏区海拔高、气候恶劣、灾害多发，彝区幅员辽阔、村落分散，内部基建及公共服务供给的难度大、成本高。 二是精神贫困与福利陷阱的存续。 超常规的扶贫战略、精准到户的政策帮扶，加快了脱贫进程，也使得一些家庭陷入帮扶依赖。 三是帮扶力量不均衡及悬崖效应。 边缘村户与贫困村户之间，不同部门（干部）帮扶的村户之间，在帮扶待遇上存在“悬崖效应”。对贫困户兜底过多容易削弱生产脱贫的内生动能，对边缘村户缺乏政策支持可能产生对贫困的逆向激励——即宁愿当贫困户被兜底，不愿在贫困线上忙于生计。藏区和彝区深度贫困呈现“面板化”特征，贫困与非贫困村户的贫困边界模糊，更易产生悬崖效应，加剧边缘户的剥夺感与心理落差；帮扶部门（干部）的扶贫投入与能力的不平衡，造成乡村建设及脱贫效果的村际差异。

脱贫稳定性与质量有待检验，“三保障”与用水安全存在薄弱环节，生计赋能与乡村产业振兴融入不足。 一是“三保障”个体成效不尽一致，安全饮水不达标问题突出。 “两不愁三保障”尽管做到政策全覆盖，但成效受到贫困户个体因素的影响，如主动辍学、因病失学、就医转诊难、建房负债等隐性问题。在地势高的丘陵村和高山村，普遍存在水质不达标问题。 二是脱贫的产业支撑与经济动能较弱。 外出务工是全劳动力家庭脱贫的主要生计，大部分乡村还未形成益贫效应显著的乡村产业链，贫困农户通过产业经营而实现脱贫奔康的比例较少。三是贫困脆弱性与脱贫稳定性需要关注。

有几类隐性贫困人口（现象），亟待重点关注与精准识别。 一是“嵌隐”在非贫困户或脱贫户家庭内部的隐性贫困人口。 一些农户的家庭支柱长期在外务工，难以照顾留守儿童或空巢老人，或不愿赡养老人，使之陷入“失养、失依”的事实贫困。 二是临界（边缘）贫困户。 这一类家庭收入未达建档立卡标准但处于贫困边缘，多是半、弱劳动力家庭，一旦家庭支柱遭遇变故将“落入”绝对贫困。 三是“踩线”脱贫或“低质量”脱贫家庭。 有些收入刚达标的家庭，缺乏稳定增收的生计渠道，或在“三保障”或用水安全上存在隐患，构成了“低质量”脱贫群体。 四是“精神贫困、动力贫困”待精准甄别与破解，各种返贫风险，需精准预判、综合防控与系统应对。 基于人力资本及其生计行为差异，识别不同家庭或人口的动力贫困，给予有效破解，是精准扶贫进入决胜期的一个难点问题。

扶贫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经济效率有提升空间。 一是扶贫瞄准有待调整与优化。 在藏区和彝区，基建与公共服供给的经济成本高，瞄准“一村一户”，追求“毛细血管”式的交通物流建设，资源投入存在规模不经济；以村为单位的帮扶机构及干部配置，存在非均衡性，一些省市部门或领导帮扶资源多、能力强，一些帮扶能力弱，造成村际之间帮扶成效差异。 二是一些地区扶贫方式粗放，出现形象工程。 三是帮扶资源“余缺并存”，帮扶干部“忙闲不均”。如在每个村镇都设卫生室（院），但一些村镇人口少，接诊率低，医疗设备闲置（甚至未拆封）。

一些新的贫困问题、风险逐渐显现。 一是贫困退出后的村户产业动力重构问题。 由政策扶持、选育的乡村产业，能否实现市场化、规模化、可持续发展，能否承受市场风险，还有待检验。家庭种养业，受制于资金短缺、技术限制或虫害疫病，大多陷入“规模小—市场受限—软硬件不足”的恶性循环。 二是乡村产业开发与快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 如藏区农牧民在政策支持下扩大牦牛养殖，对天然草场形成一定破坏作用。易地搬迁之后的居住原址生态修复的滞后。人情支出与非生产活动对资源的过度占用。厚葬薄养、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亟待重视应对。 三是贫困性质变化衍生的新问题。 2020年之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结构转换，绝对贫困的再生风险；贫困的空间演化风险与城乡双向传导，以及城市贫困问题的衍生与管控。 四是脱贫攻坚的教育、文化功能发挥问题。 包括，如何推动党建与脱贫攻坚的实效融合，巩固社会主义在乡村的经济基础；如何发挥脱贫攻坚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如何塑造中国减贫形象，倡导反贫困人类命运共同体，争夺在民生与人权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突出脱贫的多维质量导向，精准识别各种隐性贫困，分类破解与生计赋能，巩固发展减贫与精准扶贫的综合施策成果。

攻克藏区彝区等深度贫困堡垒，除了合理规划内部基建网络，也要 瞄准“三保障”短板，综合施策，破解多维贫困 。针对边缘贫困村户、低质量脱贫农户、隐性贫困家庭成员、高返贫风险村户，进行双向动态识别与精准长效施策，实现分类瞄准、综合施策与动态管控。隐性贫困识别难度大，可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双向、动态”识别机制设计：官方提供申报程序与标准，由潜在贫困户自下而上主动申报，构建“不诚信”申报约束机制；扶贫管理机构也可由上而下识别贫困户。识别后进行靶向施策、生计赋能：对边缘村户进行技能培训、产业引导等赋能型支持；对低质量脱贫户补齐生计短板，增加经营性收入；对留守儿童和失养老人，引导家庭关系重塑。

突出贫困的长期防控理念，精准研判贫困性质演化，做好制度、政策、科技预案，有序应对2020年之后的城乡相对贫困问题。

2020年之后绝对贫困会有局部反复性 。坚持城乡贫困长期防控理念，精准研判贫困的时空与城乡演化，从发展减贫、精准干预、社会保障等多方面，构建长期贫困动态、综合应对之策。

当务之急是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一是应从“三区三州”扶贫资源的空间配置最优出发，统筹搬迁脱贫与基建网络建设，提升基建的经济性与效率。二是加快藏区彝区普通话培训进程，解决技能培训和进城务工的语言难题，实施二次“精神脱贫”行动。强化学前教育，深化感恩教育，坚决遏制极端宗教势力和不良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三是在易地搬迁或生态移民后，重视对居住原址的生态修复，加强这些区域的退耕还林还草论证与实施工作。

推动脱贫农户在乡村振兴中的产业链、供应链融入， 实现脱贫户与合作社、现代公司的经济利益联结，非贫困村、边缘贫困户的统筹扶持与“次生贫困”预防。控制贫困城乡双向传染风险，防控城市贫困。

突出党建的政治引领作用，精准配置帮扶接续力量，强化村组干部正向激励，系统营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政治生态。

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定政治方向。

在“三区三州”乡村，党建与法治建设结合。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建与三农发展疏离的深度贫困乡村，将党建考核与三农发展评价全面挂钩，切实改变党建形式主义、扭转庸政、懒政、怠政的政治生态、发挥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领导核心与战斗堡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