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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魏振瀛在家中笔耕不辍（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北京大学法学院提供）
这是一段听起来有点费劲的录音，但是希望读者能够静下心来，听听一位在病榻上的老者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他关心的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这位老者是魏振瀛先生，作为一名为中国民法奉献了一生的法律学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人能够拥有自己的民法典，但他已无法看到这一幕了。
录音的提供者是魏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他回忆说，那天是2016年6月4日，也许导师感觉到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所以特意把他和另一位学生叫到医院，大约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受疾病折磨的魏老师连说话都有些吃力了。
“然而说到民法典的话题，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在讲台上精神饱满、儒雅谦和的魏老师，说完这些话后，他似乎用尽了所有力气。”王成说。
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魏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
3月8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中国编纂民法典的“第一步”已经迈出。
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的一幢居民楼里，刚过完80岁生日的李瑞珍老人，打开家中电视，收看两会新闻。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李瑞珍的丈夫——中国著名法学家魏振瀛因病去世。这位为中国民法典编纂奋斗一生的学者，未能看到今天的这一幕。
“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清明节了，我希望去祭拜时，可以告诉他一声。”李瑞珍轻轻地说。
“敬爱的魏振瀛老师，今天上午7点45分走了。魏老师为当代中国民法学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病榻上的三个月中，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民法典……
”面对记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葛云松打开手机，翻出了2016年9月5日那天发出的微信，一脸往事如烟。
1933年出生的魏振瀛是河北省威县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担任过教授，长期致力于民法领域研究。
魏振瀛生前在一次民法典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北京大学法学院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起草过民法，魏振瀛和佟柔、王家福、江平三位学者一起，参与了民法通则草案的起草。“民法通则的诞生，结束了中国没有系统的民事立法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民法典起草，魏振瀛再入起草组。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魏振瀛已是耄耋之年，仍积极献言。
“直到弥留之际，先生惦念的都是民法典。进入重症监护室前，他说话就已非常困难。每次去探望，他谈的全是民法典，讲话困难，他就让我们多谈。”魏振瀛的学生、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说，“先生听得很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王轶最后一次去看望魏振瀛时说：“魏老师，您要坚持住，坚持到民法典出台！”魏振瀛艰难地点点头，紧紧攥住王轶的手，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走出病房，王轶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明楼一楼的离退休教工休息室，标着魏振瀛名字的报箱出现在最高一排。“这里的报箱设置是按身高设立的，魏老师个子高，因此就在最上一排。”工作人员说。
魏振瀛的同事和学生都记得，这位身高近1米8的老人腰板笔直。他常常下班很晚才回家，行走院中，银发在夕阳中散发着光泽。
“为了钻研民法，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培养学生，他常常忘了自己。”李瑞珍说。上世纪60年代初，祖籍广东梅州的李瑞珍，作为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经介绍认识了留校任教的魏振瀛。她记得，结婚当天，魏振瀛就跑到学生那里去了，很晚才回来。
魏振瀛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时，常常把学生带到家中。晚上加班时，李瑞珍给他准备的点心、鸡蛋，都被他拿到了教学楼和学生宿舍。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潘剑锋说，
魏振瀛对学生很严格，也很亲切。他只喜欢谈民法，甚至不耻下问，面对学生，也常常言必称“请教”。
“20多年前，我有一次碰见魏老师，他表扬了我在报纸上发的一篇豆腐块文章，勉励我继续加油。”潘剑锋说，“那时魏老师已是法学大家，我刚刚参加工作，这一鼓励让我很长时间都热血沸腾。”
由于多次参与立法工作，加之重视教学，还长期兼任行政管理工作，魏振瀛著书立作不太多。退休后，他才开始把自己的研讨诉诸文字。为方便写作，他开始自学电脑。
“他原来写材料都让我来誊抄，从不麻烦别人。没想到快70岁了，竟然把电脑学会了，而且打字很快，让我很惊讶！”李瑞珍记得，有的学生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来看望魏振瀛时，魏振瀛就对孩子说：“小朋友，你会用电脑吗？如果会的话，你现在就是我的老师，快来教教我！”
李瑞珍说，魏振瀛有自己的原则，凡写书或搞研究，必定亲自执笔。他一直坚持：出书要思考成熟，质量为要，绝不可应付，否则宁可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