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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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师生经常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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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国学大师刘文典逃命途中,在防空洞中碰到了文学大师沈从文,愤然说道:我跑警报,是为了活着讲庄子,你这么没用,跑了做什么?
这则趣闻虽然至今没法证实,但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一同被津津乐道的还有更多联大师生师生的段子。现在在百度上搜索“西南联大趣闻”这个关键词,还能搜到392000个结果。比如闻一多上课抽烟,华罗庚初中文凭当教授等等。
这一方面是大家对民国风度的仰慕,更多的是他们背后那所传奇大学——西南联大的念念不忘。
它成立于抗战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顶尖高校合并组成。建校8年,累计毕业生3800多名,却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等两位诺尔贝奖获得者;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更有汪曾祺、许渊冲等100多位人文大师,以及170多位院士。
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2013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公开说道:
西南联大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
但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毕业于80年前的联大学子已经大多凋零在历史中:
2021年6月17日,联大1938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去世;
2022年4月19日,联大1944级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去世;
……
即使健在者,也大多百岁高龄。
著名记者丁元元从2014年开始,就以近乎侦探的方式,通过新闻报道、历史档案、联大校友录等,寻访联大在世校友,进行抢救式采访。他们的口述,最后形成了这本《最后的西南联大》。
就在他采访、写作过程中,这批最后的联大学子也在不断逝去。这让本书很可能成为最后一份,以亲历者集体口述形式保存联大教育细节的珍贵资料。
20位联大学子的课堂细节
过去谈到联大教育,历来会先提到教授云集的盛况。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教授文学;陈寅恪教授历史;华罗庚教授数学等等,但少有从学子视角,也就是联大教育的真正受益者角度去观察,好的教育如何具体作用于人的成长。
《最后的西南联大》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以20个学子的课堂细节,揭示了联大精英教育的本质。
首先是手工作坊式的小班教学。
在采访联大政治系毕业生,汪曾祺好友吴德鋐时,作者曾做了一个计算:联大政治学系共招生9届,但总共只有153人,平均每届17人。对比当今动辄三四十人的本科班级,联大的教育近乎奢侈。相当于本科生的学位,研究生级别的培养待遇。
也正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的作坊式教学,让学生跟教授建立更亲密的培养关系,在课堂内外能进行更充分的互动。
吴德宏的好友、汪曾祺就曾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联大逻辑学教授金岳霖上符号逻辑课时,每讲到重点地方,都会问讲台下的一个学生王浩,说:王浩,你以为如何?
王浩就站起来跟金教授侃侃而谈。
汪曾祺说,这堂课简直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逻辑学家。
还有另一个更加有趣的例子。
著名国学教授,就是那个以贬低沈从文知名,擅长讲解《庄子》的刘文典教授,有次上课一半,突然宣布提前下课。
学生有些疑惑,因为刘文典教授曾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教授甩了甩因为长久没洗而油腻的长发:“剩下的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
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正是圆月当空。
校园土操场上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就着一轮皓月大讲南朝文学家谢庄的《月赋》。当时月色如水,学生如痴如醉。
在联大,师生一起上课,挨饿、跑警报。形成了一个同舟共济、相互支撑的高知社群。这成为联大学子一生的滋养。
然后是通识教育。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是国内最早提倡通识教育,并且将其落实到联大课程设置中的人。他曾提到:通识之授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
所谓通识教育,区别于聚焦某个具体技能的专业教育,强调教授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都应该学习的共同内容,比如语言、历史、国文、政治、哲学、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