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戊戌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年以戊戌变法为人们所熟悉。戊戌变法的直接起因是甲午之败，持续百年的中日之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苦难。两甲子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再看中日两国的成败，又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恰逢春节假期，在一个世纪以前，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日两国都依循旧历年计算着岁月和秩序。今天的中国人是过春节的，中国人的春节是在1914年由袁项城所订立，这是中国人的第104个春节，而当代日本人是没有春节这个概念的。当面对十九世纪西方文明带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时，日本选择了最大限度的西化，迫不及待的脱亚入欧，日本的新年就是一月一日。而中国人选择了折中的方式，让出元旦之名，而将旧历年以春节之名保存。
作为岛国和老大帝国，两国在压倒性的实力差距面前，都不得不走上现代化的道理，一定程度上也都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式的决绝被认为是更加正确的道路，直到最近的十年，我们才慢慢认识到，从长远来看，也许中国式的道路更有前景。
今天就稍稍回顾一点百年来的片段。关于日本近现代的神话很多，概而言之，虽然明治维新一代人不乏人杰，但日本的崛起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力量的引导，这里主要说的是英国。当然，日本自身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当中日的第一次对决1895年的甲午战争到来的时候，中日的差距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当时的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清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大致持平，都在8000万两平库银左右，但日本已经拥有近代化的财政收入体系，不算1.5亿的临时战争拨款，仅国内战争债券发行就达到了1亿日元就相当于七千万两白银，而清王朝开战一年四处搜刮并大举外债也仅仅得到六千多万白银。至少在甲午年，日本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打败了大而无当的清王朝，哪怕从财政上看，日本也是必然要获得胜利的。
甲午无论海战陆战，其实清军将士都有不少亮点可言，陆战聂士成、马玉崑、宋庆等将官不能说不用命，老湘军最后出关，牛庄一战虽然全军覆没，生气凛凛，以封建时代军队的标准来看，已经是无愧江东父老。清军在甲午中的表现其实很有后来抗战中中国军队的一些特点，优秀的指挥官和基层士兵的热情有时候能打出顽强的战斗，但整体的战略和制度完全是落后的。
聂士成，左宝贵无疑是甲午表现杰出的将领，清军主将宋庆已经年过古稀，在太平山之战中三易战马，三次战马被火炮击毙，马玉崑几如常山赵子龙两次杀透日军重围，血染征袍。但是这些局部的勇敢都不能掩盖军事整体的无能，五次海城之战集中表现了清军战役组织能力的低下。而甲午海战，至今仍然是人们叹息不已的话题，中国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拼尽了全力，最终全军覆没。但如果战争延迟到一年以后，日本订购的针对两远的两艘具有压倒性火力和速度优势的富士级战列舰到位 ，那么北洋舰队就真的陷入跑不过，打不赢的窘境，连甲午的战况都尚且不如了。不如说甲午确实是北洋舰队所能拥有的最后舞台了。
总的说，当19世纪结束的时候，日本低开高走，实实在在的领先于中国，这种领先甚至要持续将近一个世纪。19世纪末，也是日本的鹿鸣馆时代，一切都走向西化，走向开化，武士刀要让位给手枪，今天很多人一提到日本就想到保存良好的所谓传统，其实在十九世纪恰恰是日本尽力破旧迎新，恨不得连人种都换成白人的时代。清王朝的戊戌变法试图以日本为蓝本，推行全面的西化，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现代化。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所提供的经验正是现代化等于西化。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戊戌变法站在台面上的一些人确实谈不上合格的官僚，甚至有些人有不少奇谈怪论。比如谭嗣同就有过以西域二万万里交换数亿白银作为变法经费的神论，康南海的经费是打算出卖国内矿权路权来获得的，戊戌变法急不可耐的以一日上百件的法令下达，就注定了躁进无成的结果。但是维新背后的推手当然不是康南海为首的举人新进士，是有着清王朝经历甲午之败后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思。这方面国内的研究茅海建老师有许多新的发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茅海建是比较早结合第一手历史资料和外部史料来研究近现代的学者，他对近现代史的一系列研究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都非常值得一看。
应该承认，日本的崛起确实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决定的是日本通过战胜清王朝获得了英国在亚洲代理人的位置，成为英国在亚洲压制俄国的防波堤，这是日本赢得日俄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乃木第三军的尸山血海不是胜利之本，伦敦债券市场顺利发行的日本战争债券才是胜利之本。当然这种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日本急不可耐的冲进了英国人为他设计好的剧本里，进入了西方文明的体系里，一个由欧洲人决定的全球体系。日本应该说不愧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老师，结束了日俄战争，也意味着鹿鸣馆时代的终了，明治时代终将结束。随着日英同盟的解体，日本的民族意识才开始逐步回升，某些人经常提及的日本国粹很多都是这个时代重新改造出来的。
无疑，日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处于优势地位，这取决于秩序的决定者来自欧洲大陆。但是日本也很快就感受到了那块天花板的存在，英国不但设计好了它作为亚洲防波堤的角色，当然也设定好了这个角色的活动范围，永远的二流角色。和日本不同，戊戌变法虽然失败，清王朝或者说中国也不得不走上改良之路，清王朝虽然崩溃了，中国依旧在道路的探索中前进。日本有一个亚洲雁形阵的理论，日本是亚洲的领头雁。这虽然是战后日本经济繁荣时代的理论，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其实和原来的大东亚共荣没有太大区别。亚洲的领导者只有一个，在中日之间产生。
二十世纪的日本国策以大陆政策为根本，既是中国最凶残的敌人，也是中国最好的老师，日后中国许多的问题都可以从之前的日本身上看到。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抗日战争，这是一场重新塑造了中日格局的战争，重新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战争。国民政府的军队表现的很难说比清军更好，但至少近代化的国民政府比封建王朝的清政府强得多。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无论31年的九一八，还是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很多时候都是以新兵打老兵，甚至一度是以旧装备打新装备。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恰恰是日本经历了大正裁军，军队最苦难，人员装备最低谷的时候。到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恰恰是日本因为新兵役制度导致后备兵青黄不接，老兵极度缺乏，大量新兵充斥部队的时候，这种状况要持续到抗日相持阶段的1939年。日本军队对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完全是现代化军队对近代化乃至封建军队的全面胜利。
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较量，不妨看看余戈老师最新出版的新书《1944，龙陵会战》，这是滇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应该说，从不成熟的《松山战役笔记》到《腾冲之围》一直到这部《龙陵会战》，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严谨，对这场中日较量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剖面。在绝对兵力火力优势下，和1比25伤亡比的松山腾冲会战相比，虽然一样让日军进退自如，龙陵能达到1比6的伤亡比已经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有时候你分不清是国民政府还是日军让中国人流了更多的鲜血。整个三十年代，中国一片血雨的时候，中国唯一现代化的组织是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权。这种先进性的组织虽然脱胎自苏共的架构，但在毛泽东等人经历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之纳入了更多中国化成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现代化和中国结合在一起，这是最宝贵的，中日发展以后分歧就在这里。
中日发展的分歧，从那个低开高走的开局，日本一路领先开始，要一直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完成中国革命探索开始才有了真正的分歧点。日本是在全面西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只有到日本实现了现代化后才回过头发现日本的特点在那里。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始终不脱离中国化的尝试。
从根子上来说，日本始终都是打算成为一个西化国家的，这不是日本化能掩饰的，只不过这种努力最终连日本都发现是不能成功的，根源上说日本在东亚而不是东欧，这是改变不了的。当日本意识到它的先天不足时，破局就在所难免。日本那个注定失败的大陆政策也许是唯一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做法，也就是日本要代替中国成为亚洲的领导者，然后以整个亚洲的资源来支撑日本帝国，从而使日本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抗衡西方文明的东方文明体系的代表。
我们今天回头再去看，中国没有成为土耳其，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割裂自己的历史，而是顺利完成了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结合，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成就之一。
虽然直到新世纪初，日本仍然占据了亚洲领跑的地位，但是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日本的破局从1945年战败之后就已经失败了。战后日本的腾飞终究是跛脚的鸭子，他的根源是麦克阿瑟元帅和他的占领军司令部对日本的社会的全面改革和美国在亚洲的资源投入。但这种外来力量带来的腾飞使日本只能生存在美国架构好的体系里，不能逾规矩一步。我们可以直接说，广场协议不是日本能够拒绝的，美国什么时候想要日本吐出贸易逆差，那么日本就需要吐出来。脱亚入欧在一百年后还是尴尬的展示了它的现代化困局。作为一个东方文明终究无法彻底的融入西方，即使是日本这样成功的学生也不能。而作为岛国的自闭和先发优势带来的优越感，又使日本难以回归亚洲，至少日本是不能接受中国回归亚洲领导者这个位置的。
应该说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志探索出一条中国的现代化革命之路之前，中国的答卷交的一直都不好，但是现在来看，全面西化，打他人的旗帜对中国来说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中国作为老大帝国，可以实现现代化，但是无法实现西化。中日之间的抉择很有些欲做幸福的配角还是辛劳的主角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