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十大隐蔽反科学现象（下） | 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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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参见：当今十大隐蔽反科学现象（上） | 郑军；当今十大隐蔽反科学现象（中） | 郑军

极端动物保护运动

在英国情报部门的恐怖组织名单上，除了ISIS这些众所周知的名字，还有一些极端动物保护组织。他们在英国国内袭击企业、医学科研机构，释放实验动物，已经构成了安全威胁。在美国，“动物解放阵线”也已经被列为恐怖组织。

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保护动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各国为此制定了大量法律，禁止随意捕杀，还投入巨资建设自然保护区。科学家也在不断发明新材料，以替代动物的组织和器官。然而这一切仍然要以人类利益为基础，在必不可少的情况下，人们不会禁止使用一切动物。同时为了维持生态环境，甚至还需要杀死一部分动物。比如在非洲，大象种群数量过高也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地政府会派人乘坐直升机进入丛林，射杀大象。而这是为各国政府所接受的行动。

而在极端动物保护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要爱护一切生命，并且不惜为贯彻这一原因侵犯人类利益。

从渊源上讲，极端动物保护者是生态主义者的先驱。他们不是保护高大上的生态圈，而是具体的动物，所以比后者有更多的民间支持，最大的此类组织在全球拥有百万支持者。一般来说，这些组织主要是去触大企业的霉头，比如批判肯德基贩卖鸡肉，或者NBA使用动物皮毛制造篮球。在一般人看来，这属于大家观点不同，言论自由，无可厚非。

但是在西方，极端动物保护者将医学实验视为大敌，因为医学实验通常要使用动物。甚至，医学、生理学等专业的学生在培训时都要用生物来训练。我当年学习心理学，都要在生理解剖课上宰杀兔子，辨别大脑机能分区。这门课结业时不做笔试，而是在活青蛙身上剥制一条连接神经线的肌肉。

在极端动物保护者眼里，这些行为触犯天条。在西方，动物保护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医学科研和教育中运用活体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验前要善待，实验中要用各种方法减少痛苦（比如在某些动物的冬眠期作实验），实验后要人道毁灭。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极端动物保护运动的诉求。他们直接闯入医学实验机构，释放实验动物。

然而，正象医学家讽刺过的那样，因为有了动物实验，你们这些人才能多抗议几十年（因为医学延长了人类平均寿命）。

与生态主义者一样，极端动物保护者既然不愿意站在人类立场上，也就失去了和社会和平进行利益协商的可能性。为实现其理想，势必走向暴力。另外，这些组织要靠民间捐助维持，也必须经常搞事情才能吸引舆论。而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事业，势必将人类利益放在首位，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极端动物保护组织针对科学的暴力行为包括偷走实验过程中的动物，焚烧和爆破医学机构，投寄邮件炸弹，甚至挖开科学家的祖坟以泄愤。在西方，由于医学教育和实验需要大量动物，一些农场专门饲养这类动物，而它们也成为极端动物保护组织的目标。

无论生态主义还是极端动物保护主义，都是一套价值观，而不是能够客观讨论真伪的事实，这就让他们与科学的冲突变得无法调和。我也养宠物，家里的狗狗生了病，也会焦急地带它去宠物医院。但我不会因此认为动物利益在人类利益之上，甚至平等也不可能。这也是科学的出发点之一，作为由人类投资，由人类运作的事业，科学只能把人类利益放在首位。在医院里的病人和实验动物之间，我只能维护前者的利益。

 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由一批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创立。当时，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明显的优势，西方主流舆论用“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的标准来看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并以此为殖民扩张的道义理由。

然而，人类学家由于职业原因，长年深入其他民族，从内部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形成了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怀疑。他们认为，一种行为在这个文化中是正确的，在那个文化中却是错误的，彼此没有高下之分，更不要居高临下地看待他人。

这种产生于西方社会内部的观念，最初对抑制殖民侵略产生了一定作用，一些西方精英受此激励，更选择站在其他民族的角度伸张他们的利益。当这种观念传到其他社会中后，为那些不愿意抛弃传统文化，拥抱科学时代的人所接纳。

在今天，中国就有很大一批学者信奉这个主张，他们宣称，所以进步的标准只是一把“冥尺”，大家都说有，就是看不到。在一些人那里，文化相对主义更成为文化凝固主义。他们觉得一名藏族同胞或者蒙族同胞成为科学工作者，是件很怪异的事。这些同胞的生活意义，就是穿上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取悦游客。

如果元清两代统治者活过来，他们会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当年他们已经成为征服者，却愿意全盘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辛亥革命的志士也不会同意这种观念，当年他们强制男人剪辫，女人放足，现在会被当成毁灭多元文化的刽子手。今天各国围剿ISIS也不正确，你怎么能把他们形成为野蛮、落后呢？应该用多元化去理解他们啊。

到了今天，文化相对主义主要用来阻止科学文化向落后地区传播。西方社会最早向外宣传科学，只是把它当成传教手段。耶教为体，科学为用。十九世纪后西方国家拥有了强大实力，全部来自科技发展，然而他们并不宣传科学的文化，而是把科学捆绑在西方传统文化的战车上，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诞生科学，其他国家因为本身文化血脉落后，只能在科学上学习西方。

这种捆绑的理论传到非西方精英那里，他们就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接受科学，同时接受西方文化，比如成为基督教徒。二是反对西方文化，同时反对科学。对这些人来说，文化相对主义成为他们的思想武器，只不过换成了本民族的表达方式。三是坚持自己的文化，同时接受科学，他们也需要文化相对主义为自己张目。

但不论哪一种，都上了那些持捆绑论的西方学者的当。科学并不产生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它是几百年来由一批科学精英形成并传播的全新文明，它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都有冲突，几乎在所有国家里，科学文明为了占据主流都曾流过血，而绝不仅仅是非西方国家。科学最先征服了西方，然后开始征服全球。

虽然有很多种文化都声称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只有科学真正作到了这一点，它是今天唯一的全球文化和普世价值，与文化相对主义有天生的冲突。如果不承认世界上存在野蛮与文明，进步与落后的区别，哪个民族都没有接受科学的必要性。所以，文化相对主义是挡在科学传播大道上的绊脚石，也是落后民族的一剂毒药。

从科学文明的角度看，是对一个埃塞俄比亚小女孩实行割礼，还是送她到学校里学习科学知识，这不可能是两种等量齐观的选择。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也都不必因为接受科学而感到羞愧，因为从这天起，他就是一个先进的人！

迷信披着科学外衣的权威

大约二十年前，手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很快，一种现代迷信伴随着它传播开来，那就是将手机号划分为吉利和不吉利的，让消费者高价选择吉利号码。现在，这种迷信已经发展到很精致的程度，人们把手机号分成几段，前三位代表什么运势，接下来三位代表什么运势。如果你最近比较倒霉，他们会建议你更换什么样的手机号。

这种将符号与个人命运挂勾的作法，是非常古老的迷信。生辰八字，人名，地名，企业名称等等，都是直接将符号与命运挂勾。手机虽然是典型的新科技产品，也没逃脱千年迷信的手掌。类似的还有汽车号牌等等。如果身份证可以自行选号的话，相信这股迷信也会延伸到那里。

本篇所说的迷信披着科学外衣的权威，就是这种把科学技术与传统迷信捆绑的行为。象吉利号码这样直接赋予新科技以迷信意义，算是这类现象的典型代表。

科学本身体用兼备，它不仅是知识和技术，还是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科学的精神和它的物质外壳不可分离。虽然早年有不少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但随着时代发展，比例越来越少。前苏联开启了无神论科学家的先河，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如今，中国科技人占全球同行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几乎都是无神论者。在宗教国家里，无神论科学家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

与科技人内部这个潮流相反，社会各界更多地将科学成果与迷信捆绑在一起，表现为以下多种形式。

一，直接将传统迷信引入科技运用当中。

影视剧是伴随现代影像技术开始的新艺术，现在不少剧组在开机前都要求神拜佛请关公。可笑的是，谁都不把电影技术发明人卢米埃尔放到供桌上。

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中国有越来越多运用高科技的新建筑。它们使用坚固、耐火、保温的墙体材料，大量运动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施工时使用高压泵车。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处于世界最前列，很多新建筑技术离开实验室，第一站便出现在中国。然而，其中很多建筑设计时要考虑风水，奠基或者封顶时要搞祭祀。开发商认为，神佛比起高标号水泥更能给建筑提供安全。

前苏联是无神论科学家的摇篮，现在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影响力已经进入了科技界。比如，他们会给新下线的米格战机主持宗教仪式，或者在汇率下跌时给服务器洒圣水。

二，高科技企业直接引入现代迷信

南方某航空公司主管不仅自己拜“高僧”为师，还让手下高管拜其为师，在内部形成以“种福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然而，航空业却完全是现代科技的结晶。IT业出来的某首富更是拜具有邪教倾向的民间巫术为师，不少类似的高科技企业都被他们的老板搞得乌烟瘴气。

三，运用科技扩散封建迷信

最近几十年，以高科技手段修建的宗教形象和宗教建筑在世界上大兴其道，很多建筑的体量都是本国前几名，内部使用着声、光、电等科技成果来制造宗教气氛。香港天坛大佛就由航天科技公司设计，使用了当时宝贵的电脑计算资源来确定它的抗风能力。佛像由其下属的机器厂承建，使用了高强度的合金钢。

这样的高科技宗教新建筑，是体现了信仰，还是用科学的力量亵渎了信仰？如果全信徒们一砖一瓦用手工建造，信仰是不是更虔诚？

四，制造“宗教科学”

科学只有一个，那些挂着“基督教科学”、“佛教科学”、“量子佛学”名号的体系，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硬性捆绑的现代迷信。我曾经听过一些宗教讲座，主讲人总是说，这个道理有科学家的某某实验为证。且不说这些实验均系杜撰，即使是真的，既然论点都以科学知识作论据，为什么不干脆接受科学本身？

迷信披着科学外衣的权威是科学时代的新产物，表面上尊重科学，实际上是以将科学置于工具地位的方法来贬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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