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出现，重构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治理、经济模式、舆论生态，乃至学术闭环。自媒体时代各种要素流趋向于扁平化，给国家治理带来风险与机遇；咪蒙、林少、沙小皮，甚至还包括小智、PDD、MC天佑、石悦（清华北大毕业生）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可能成为城堡落成之前“最后的幸运儿”；民间舆论生态一分为三，以赵薇为代表的资深玩家掌控舆论资本，以快手和广场舞为代表的失语一批借助实体或虚拟场域集体宣泄，而广大中产阶级和伪中产、知识阶层则借助知识、技术及其带来的权力，被舆论裹挟，也创造舆论；自李渔成为学术产业化、市场化、娱乐化的关键人物以来，微信将学术的书写与传播引入国家主导-项目机制-期刊体系-同行评议-市场转化闭环之内，学术中国、中国社会学、政见plotics、刺猬公社、历史研习社等成为学术领域行业标杆，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受影响最深，人类学则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最远，出现了“微信民族志”和“互联网人类学”等概念。
与微博全民狂欢的“广场性”（人们追随大V）不同，微信的“圈子性”（人人都可以成为小V，由此带来认同性）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内涵，正如儒家的“亲亲之爱”取代墨家的“兼爱”成为千年官学。而微信公众号所带来深度阅读体验，更赋予微信以知识性，而微博则保留其娱乐性。
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借助福柯的知识权力（包括李伯重技术与国运和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消解康德、自由主义和资本所构建的现代性，而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所呈现的舆论生态则深刻体现了一个前现代的问题，它与田余庆、陈寅恪、钱穆等人探讨的“东晋门阀政治”和“南朝化与北朝论”密切相关，置换成现代术语，则关乎中产阶级和历史动力、出口问题。
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舆论生发路径以“于欢杀死辱母者”最为典型。于欢事件发生后，舆论热点不断发酵，最具典型性的主题词包括：“辱母”、“孝道”、“男儿血性”、“法律”、“黑社会”、“民营企业”、“最高检”、“毛驴怼大巴”、“公安局黑幕”、“武松”、“施剑翘”、“鲁吹”、“南方周末”、“新闻奖”……热点被不同利益诉求主体不断消费，颇有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概，以微信为代表自媒体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镜像。
根据笔者观察，近期微信所昭示舆论生态至少反映了五大社会问题：
一是持续三年的返乡手记，王磊光的《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手记》和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是典型文本，其背后折射的是工业化、市场化消解乡村肌体，乡村乡绅阶层失去制度化保障和回流通道之后，浓浓乡愁与文科博士群体命运的复杂交织。笔者亦在《人大硕士反思返乡手记，为什么说农村衰落不可避免中国的未来在于建设县城》一文中对持续三年的返乡书写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而在《基督·祠堂·微信：中国农村的三种新面相——大学生口述历史审查报告》（后文简略为《基督·祠堂·微信》），则提到农村中的宗教、新宗族和新媒体的问题，将“乡愁”叙事引入“乡建”叙事。
二是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壮大，几乎取代农民、工人、白领等，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阶层，而且具备明末以来移民与流民的双重特质。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杀马特的出现、黑帮与妓女。以及随之伴生的对郭敬明“小时代”系列适合于“城乡结合部”的污名化，对河南、湖南、东北黑帮的污名化，对四川、东北性工作者的污名化。潘绥铭的走红，丁瑜新作《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清华博士关于农民工黑帮研究在“学术中国”的旋生即灭，都与此息息相关。（其中潘绥铭的《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冯军旗的《中县干部》堪称社会学领域自费孝通之后，较有社会辨识度的作品，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本硕历史学然后转向社会学的）。
三是985、211的哀愁，北漂和蚁族理想主义色彩的消散和“京城米贵，居大不易”。这方面典型文本颇多，诸如《北京地域歧视指南》《一名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清华硕士集体逃离北京！一枚中科院研究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城堡的落成：上升通道即将关闭的中国社会》《寒门再难出贵子：别说清华北大，连衡水中学都抛弃了底层！》《985、211高校学生为何陷入群体性绝望》，其背后包含着阶层固化的复杂命题。卢南峰认为，这其中包含了预备中产阶层的愤懑、北京焦虑被放大为中国问题、时代生活理想的单调化、马克思和韦伯的对抗，颇有见地。
四是华南的消解，这在历史上有其先声，杨念群曾在其一系列论著中谈到康雍乾三位帝王在承德和北京完成对满族、蒙古族、藏族等的控驭，在凤阳朱元璋陵寝、天一阁、西湖（包括“皇朝明史撰修工程”和三大案）等完成对“江南”的驯服。但这种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并非一定消极或积极。广东拥有三个中央委员，在对外贸易、出口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景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乌镇模式等都颇具魅力。科大卫深情告白，走出华南学派。澎湃新闻在北京和广州之间，聚焦学术与思想，成为专注于社会的《南方周末》之上海样板。深圳华丽转身，成为精英之城，广州成为广东人之广州，东莞、珠海、中山、佛山等面临艰难挑战。与华南的消解相对应的是东北的塌陷，这一点学界、政府和社会多有论述，此不论及。
五是宗教、边疆、族群和认同问题，新疆、甘肃、云南、宁夏等地出现伊斯兰化，典型文本包括《佛教长城的兴起》《新疆佛国的覆灭：新疆是如何伊斯兰化的》《是谁给了警校学生（某教徒）公然威胁杀害复旦教授的勇气》《甘肃某幼儿园孩子背古兰经 教育厅严禁宗教活动进校园》等，尤其是《伊斯兰教为什么没有征服中国》这篇文章，几乎引起了“青年史学家”微信公众号有史以来最大的大争论，评论达到数百条，而且尖锐对立。除了少数高校教师表现出冷静之外，绝大多数人予以严厉批评，有论者甚至指出“以这篇文章为分界线，‘青年史学家’正在从一个学术号转向一个民科号”，个别985高校博士生还给编辑发邮件表示严正抗议，读者的反应和意见的分歧可见一斑，后来该文作者申诉删除了这篇文章。再就是笔者《基督·祠堂·微信》一文中所提到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中国化、地方化、秘密化、普及化、基层化、老年化等。与此相比，在普渡大学2015年发布的中国宗教地图中，佛教只流行于南方，道教只在全国几个县拥有优势，本土宗教的衰落值得重视。还有台湾问题也值得重视，比如《为何台湾出版界最近开始流行谈起“妖怪”？》《台湾岛内真有600万日本人后裔吗？》《台湾“民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等。
这五大社会问题其核心实质也就是“阶层”与“区域”问题，亦及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和“南朝化与北朝论”之现代性阐释（在现实语境下看，谁构成当下调整收入分配的“新门阀”？华北模式或华南模式何者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扩大来看，西边的伊斯兰、东边的朝韩、美国的特朗普（北美留学生日报言）、中国的中纪委（长安街知事言）也不可忽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ISIS成为世界之痛，朴槿惠和金正恩你方唱罢，我方登场，雄安新区及随之而来的中共十九大，世界正在面临深刻的变局。正如《文史哲》和《中华读书报》评选的《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中“自由主义遭遇大面积质疑，学术气候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世界政治气候和社会气候也在发生深刻变局。
国内也处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时代转型过程中。一方面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造成舆论的分裂，“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再小的个体都是品牌”，即使是自媒体领域的巅峰代表咪蒙，其粉丝也不多1000万，多数大号在百万上下，之前那种一张报纸无冕之王，搅动天下言论的时代过去了，意见被分裂了。各个个体之间，各种利益诉求主体之间，各类社会阶层之间暂时无法达成统一共识，连“共识网”都关闭了。正如人大一位国际关系的老师所说，你不知道各行各业，大家崇尚什么。官员，现在八项规定，大力反腐，官不聊生；商人，现在经济不景气，转型升级面临阵痛；学者，似乎边缘的地位一直没改变过，不好也不坏。华南消解了，东北塌陷了，那哪里才历史的动力？华南经商之风盛行，华北从政之风亦兴；华南的轻工业，华北的重工业；华南的宗族，华北的原子化村庄。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那哪里才是历史的出口？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五四运动出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等一批人物，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呼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革时代李泽厚、庞朴、王元化，甚至甘阳、刘小枫、“狂人”等横空出世，掀起“新启蒙”和“文化热”。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物，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潮，那么今天呢？
景成兄讲的很好，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房价，也不是汇率，而是国家没有主心骨，国民没有方向感，中产精英完全失去意识形态的认同，基层社会陷入丛林游戏的全面溃败。吴强认为计划生育、知识经济和消费主义是影响中国中产阶级诞生和发展的三大基石，而如今房价成为跨越中产最深刻的鸿沟。
雄安新区出台的意义就在这里，一子活，满盘皆活。千年大计也好，大历史观也罢，我们不作评论，是非成败也非今日可以妄议。但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出口，正如当年的深圳和浦东，未知的才是充满希望的，流动的才是健康的。当年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改革开放至今受其遗泽。而广大的华北大地呢？东北塌陷，中原塌陷，西北本来就相对穷困，唯一的亮点山东还被人称为“鲁吹”，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如今则地位尴尬，北京焦虑早已为世人熟知。华北亦重工业著称，国家控制力量强，体制机制改革一直不如南方完善，习近平总书记的“北狩”，意义就在这里。
在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千年时代中，前一千年为“西安——洛阳”之“山岳时代”，有崤函之固，关中之富，八水绕长安；中一千年为“开封——南京”之“运河时代”，政治、军事中心在北，经济中心在南，由夷夏东西变为运河南北；后一千年为“江海时代”，中心化而为三：环渤海的京津冀，东海的沪宁杭，南海的珠三角，分别对应黄河、长江和珠江。北京成为首都主要还是因为其战略地位、政治地位、军事地位，而不是其经济地位。虽然有山河之险，但经过多年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土地、水和空气危机。
反观雄安，隶属于保定，在历史上就是直隶总督所在，政治地位显要。而白洋淀属华北平原最大淡水湖泊，九河下梢，汇集成淀，宛若“华北江南”，人口密度低，核心城区人口不到10万，可有效解决北京的土地、水和空气问题。此外白洋淀还是“小兵张嘎”故事的发源地，荷花淀派的发源地，拥有一定的历史和人文基础。从国际经验来看，纽约之外有新泽西，旧金山附近有圣荷西，以色列特拉维夫之外，有创新之城海法，日东东京50公里之外，有高新产业聚集地的科学城筑波。雄安新区的职能除了承载部分首都职能，迁入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成为“副都”之外，更在于它给焦虑下的北京提供了一个泄洪区，给了缺乏活力的华北大地扔了一个炸弹，给处于迷惘中的中产提供了一个未知。
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不是意义，未知才是意义。雄安新区在某种程度上为区域问题的缓解提供了一条新路，但是中产的焦虑却仍未见解决。在“问题——意义”的语境之下，除了宏观意义上的规划设计之外，具体如何落实，才是真正应该值得注意的。农村转型问题（乡建），流动中的农民工问题（人的城市化），阶层固化问题（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区域不平衡问题（国家战略规划），宗教、边疆、族群所带来的认同问题（内政外交），以及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特朗普所带来的战略空间挤压问题，都考验着执政者和决策者的制度设计与技术操作的治理智慧，福柯、田余庆与中产阶级问题，雄安是否构成历史的出口问题，仍有待观察。
▷作者 | 邓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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