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
，民建镇江市委副主委，广西特聘专家）
这些年在农村调研，我发现一个现象：但凡发展较好的村庄，都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村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江阴华西村、常熟蒋巷村，义乌何斯路村、凤阳小岗村等等。相反，也有不少村庄，资源条件本不算差，但由于缺乏有能力的村干部带领，村庄发展相对缓慢，甚至陷入越来越凋敝的境地。说来也怪，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村干部是排不上号的，行政级别只管到乡镇，往下的干部从身份来说跟“农民”没有两样，村干部没有“工资”，仅有的“误工补贴”早些年还是由村集体支付，后来没有了“三提五统”，村集体开不出钱给村干部，就由乡镇财政给村干部津贴，但并不改变村干部的“农民”身份。我好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体制内，古代的人争着吃“皇粮”，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也争着吃“商品粮”，现在没有“皇粮”，也没有“商品粮”与“农村粮”的区分，但大家还是喜欢在体制内的“公务员队伍”里就业，觉得这样既体面又稳定。然而，象村干部这种“农民”身份的干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为何还能够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呢？
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素，二是组织。换言之，经济发展无非是有效率地组织要素进行产出转换的结果。如果一个地方没有组织要素的能力，即便有丰富的生产要素，也只能坚守“富饶的贫困”。今天我们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地方经济发展越来越有条件突破要素的限制。比如在边远的山区，以前因为山高水远，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活，现在的高铁技术，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许多城市人能够走进山村，许多山村物产能够进入城市，技术的进步使边远山村也能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去配置资源。但是，无论是技术运用本身，还是运用技术实现要素向生产力的转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都将难以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在相同的高铁时代，存在发展境况迥异的村庄，这也许是马歇尔将“组织”看作是第四种“要素”的原因。
对于今天的中国农村来说，经济发展的许多要素，都已经分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手中，既包括对农村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土地和山林，也包括一些基本的生产资料，如耕牛、仓库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对于大多数农村来说，经济经营组织由原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变成现在以“农户家庭”为基础。这种转换曾经给中国农村经济带来巨大活力，甚至可以说是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关键制度创新。但是，也正是这种制度变迁，使中国农村在解决温饱之后的发展中，遭遇到李斯特所说的“农业残缺状态”的困境。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政策之下，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山林，会随着人口的增加呈现出零碎化程度加深的趋势，其它分配到农户家庭的生产要素，如仓库，耕牛等，随着农耕技术的变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率先使用一项新技术，则会面临极高的成本，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对“组织”的依赖！哪个地方农村的组织能力强，能够将零碎化的要素组织得好，经济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反之，没有组织能力去改变生产要素零碎化的村庄，就有可能面临一步一步走向凋敝的陷阱。
那么，谁有能力去组织资源以推进村庄发展呢？村干部的角色自然不可小视。中国有句俗语说“别把豆包不当干粮”，村干部尽管不是行政体系内的“干部”，但在农村却是许多资源的管理者。在农村，村干部一头连着村民，一头连着乡镇基层政府。在村民那一头，由于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在理性人的世界里，农户只关心自己家里的事情，只有当自己家里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才会出面维护自己的利益，否则就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乡镇政府那一头，由于信息搜寻需要成本，农村地区农民居住分散，信息成本变得十分高昂，因此，乡镇政府对农村管理所需信息的来源，基本上是通过村干部来获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对村庄的有效管理，将村庄里的资源整合组织起来，村干部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面对村民，村干部有正式制度赋予的“权力”，处于“权力优势”地位；面对乡镇政府，村干部掌握着村庄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此，村干部能够在村民与上级政府之间活动得“游刃有余”。至于
村干部的活动是否能够带动村庄发展，就取决于两个条件：
一是村干部的能力；
二是村干部的责任心。
在村庄资源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将村干部的能力和责任心作为两个维度，将会出现四种不同的组合：
即村干部有能力但没有责任心、村干部有责任心但没有能力、村干部没有责任心也没有能力、村干部有能力也有责任心。
这四种组合情况，就决定了相同条件下村庄发展的差异性，一个村庄遇到怎样的村干部，则取决于村干部的选拔机制。
现实中，大多数发展较好的村庄，村干部都是既有能力又有责任心的，即村干部有能力调动资源，整合资源，利用资源，使村庄资源得到高效率的运用，并且心里想着村庄集体，装着村民百姓，尽心尽责带领大家推动村庄发展。我曾经调研过浙江义乌的何斯路村，这个村庄原本很穷，但有一位本地的企业家回到家乡，通过创建“何斯路村”的品牌，发展高端种植业及乡村旅游等，把原来的穷山恶水变成美丽乡村的旅游目的地。这个山村的发展，靠的就是这位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回到家乡起到的带头作用。
当然，也有的村庄里选拔出来的干部，有责任心但却没有能力，不能充分组织村庄资源来发展经济。村干部虽然兢兢业业，但村庄经济发展起色并不大，发展相对缓慢，不能有效改变村庄落后的局面，
这是目前大多数村庄的情形。此外还有一些村庄，选出来的
村干部有能力但却没有责任心，由此形成严重的“精英捕获”，村干部把村庄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把村庄的发展让位于自家的致富，造成村民怨气冲天，最终导致乡村治理失序，干群矛盾紧张。
如果说“精英捕获”多少还有点溢出作用的话，那么，
一个村庄如果选拔出来的是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责任心的干部，对村庄发展来说就是一种
灾难！
这样的干部一方面会因为没有责任心，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将村里大大小小的资源拢在一起，占为己有，损害村民利益；另一方面会因为没有能力，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占有的资源实现增值，最终结果是，把村庄资源败光了，还让自己家庭摊上一身债，既害集体也害自己。说实话，在长期打工经济的影响下，如今的农村有文化高素质的人才基本上进城务工去了，村庄里留下来的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也缺乏组织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再加上在原子化的农村社会中，“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日渐盛行，因此导致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责任心的人，担任村干部的可能性还不小，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讲乡村振兴，乡村如何振兴呢？当然首要任务就是发展产业！
乡村产业要发展，就需要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通过组织资源形成高效产出。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有能力又有责任心的干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我的体会。
每次回到那熟悉的山村，我都感概老天爷的眷顾：给了青山绿水，给了河流山川，给了肥沃的土地，给了勤劳的村民，还有那深厚的乡土文明。记得小时候砍柴烧炭，种稻养鱼，只要付出汗水就能得到收获。背起书包走进学校，能够听到书声朗朗，接受文明熏陶，只要不怕寒窗苦读，就有可能摆脱狭隘，走向远方。几十年后的今天，小山村外部条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远处的镇里通了高速路，县里来了高速动车，连接城里有水泥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便利。然而，与时代的进步相比，小山村的进步却显得有些迟缓：村里学校规模在变小，老人没有活动的去处，头痛脑热依靠一家条件简陋的私人卫生所，田间地头的水渠水沟杂草丛生，遇水遇旱都担心收成，
山村集体甚至拿不出五万块钱，
